时间:2024-05-14
※文/袁宝麟
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结束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了盛大国宴。新中国的领袖、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共600多人齐聚北京饭店,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举杯庆贺。这次国宴后来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毛泽东有没有参加“开国第一宴”,报道中出现不同版本。有一些文章说:“10月1日晚上6点整,在欢快的迎宾乐曲伴奏下,毛泽东步入宴会大厅”,类似的报道还不少。
但据李家骥口述、杨庆旺执笔的《揭秘: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的时间表》一文(中国共产党网)所说,10月1日下午6点多,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回菊香书屋,用膳,晚上7点20分,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到天安门观看礼花,李敏、李讷跟随在后,直到10时许。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去参加国宴。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当了13年卫士,他提供的信息应是可信的。
另外,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昭庚《开国大典那一天的毛泽东》一文(2019年第12期《中华魂》)也列了相似的当天毛泽东的时间表,并说:“毛泽东因为有许多急办的公文和事情要连夜处理,便没有去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第一宴”。还有中新社记者刘洪斌《国庆写真:“开国第一宴”披露内幕》一文也说:“除了开国领袖毛泽东由于临时有事未参加之外,其他主要领导人都亲临北京饭店与贵宾们把酒当欢。”
“开国第一宴”在北京饭店举行,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饭店史闻》一书有明确记载。但多年来,各种传媒和文献从未说在北京饭店的何处举行。因此,后来参观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国宴大厅的很多人都以为“开国第一宴”一定是在该厅举行的,这是个误区,因为国宴大厅是1954年才建的。
那么,“开国第一宴”究竟在北京饭店何处举行的呢?原北京饭店会计彭晓东研究了北京饭店建筑历史后说,法国人经营北京饭店时,1917年在红砖老楼西边盖了一座7层法式洋楼(现称中楼),其一层的北面是一个可供三四百人用餐的西餐厅,南面是一个可供二三百人跳舞的舞池,东边还有一个可容纳二三百人休息的前厅大堂。把中间可移动的隔断墙打开,3处自然相连成了一个整体,放上10人餐桌,可供近千人同时用餐。综观1949年整个北平城,再也找不出这么大的餐厅,所以,“开国第一宴”在北京饭店中楼举办无疑。不过,1973年北京饭店中楼一层经过改造,使得当年举办“开国第一宴”的宴会大厅已难觅踪影。
哪些名厨挑起了“开国第一宴”的重担?报道中也有两种说法。
2012年春节央视一则报道中说,“开国第一宴”是淮安胜利饭店的张文显、孙宝仁两位厨师掌勺的,这与事实不符。
新中国成立前后举行了3次国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开幕,9月30日闭幕,在会议开幕和闭幕之日都举行了国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日又举行了国宴。淮安胜利饭店的这两位厨师是9月30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做了6桌淮扬菜。报道把开国前夕的这次国宴说成了“开国第一宴”,属“张冠李戴”。
其实,挑起“开国第一宴”重担的是朱殿荣等9位名厨。
此事得从北京饭店接待政协代表说起。1949年6月,党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130多人来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原来专做西餐,为接待政协代表开始供应中餐,但代表们来自五湖四海,口味不一,请他们吃什么菜好呢?负责此事的余心清(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和饭店经理们研究后,认为“八大菜系”中,淮扬菜口味适中,南北方人都易于接受,遂决定上淮扬菜。于是,余心清与北京饭店和北京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协商,将“玉华台”的朱殿荣、孙九富、王杜堃、王斌、杨启荣、杨啓富、景德旺、李福连、李世忠9位名厨调入北京饭店。果然不负众望,政协代表对他们烹制的淮扬菜肴交口称赞,也为“开国第一宴”做了一次预演。
194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余心清参与设计“开国大典”系列活动,亲自统领筹办这个大阵仗的国宴,他决定让这9位名厨挑起“开国第一宴”的重担。
北京饭店对承办“开国第一宴”信心满满,唯一的难题是600多人的筵宴,一道道热菜如何同时现炒现上。好在主厨朱殿荣成竹在胸,他让瓦工砌了几座新灶,装上几口大铁锅。国宴当天,他一边指挥大家工作,一边在大灶前手舞特制的木柄大铁铲在大铁锅内上下、左右翻飞。由于主料、配料、调料的分量下得准,火候掌握得恰当,色、香、味、形与单独小炒无异,受到嘉宾们交口称赞。原本用以讽刺饭馆水平不高的“大锅菜”,却成了解决“开国第一宴”难题的灵方妙药。
由于整个团队上下一心,分工明确,井然有序,所做的菜肴点心既精致又美味,使“开国第一宴”大放异彩。两个星期之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这9位名厨。
如此高规格的“开国第一宴”吃的是些什么菜?北京饭店宴会总管郑连富原来保留着一份原始菜谱,可惜毁于“文革”。后来,根据北京饭店健在的亲历者孙九富、郑连福、朱殿华、庞恩元回忆,大致拼凑了一份国宴菜单如下:
凉菜:酥烤鲫鱼、油淋仔鸡、炝黄瓜条、水晶肴肉、虾籽冬笋、拆骨鹅掌、香麻海蜇、腐乳醉虾。
热菜:红烧鱼翅、鲍鱼四宝、红扒秋鸭、扬州狮子头、红烧鲤鱼、干焖大虾、鲜蘑菜心、清炖土鸡。头道菜:乳香燕紫菜。点心:菜肉烧卖、淮扬春卷、豆沙包子、千层油糕。
《北京饮食服务志》和国家级烹饪大师徐鹤峰也收集到各不相同的国宴菜单,数量不一,哪份更准确些,已无从查考。但从这3份菜谱中可以看出,“开国第一宴”的饭菜与平常筵席无异,现在在一些菜馆里都能吃得到,这是因为筹办“开国第一宴”时,中央领导定了国宴的简约基调:国宴吃的是“政治”,而不是“排场”;吃的是“文化”,而不是“珍馐”。
不过,“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还是多了一些,后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国宴不断“瘦身”,改成了四菜一汤、三菜一汤、两菜一汤。
“开国第一宴”喝的是什么酒,争论最大。各种报道中提到的有茅台、汾酒、竹叶青、绍兴黄酒,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白酒、葡萄酒。据上述北京饭店当年参与国宴工作的人集体回忆,“开国第一宴”喝的是山西汾酒、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
当年筹办国宴时挑选用酒考虑了3个条件:一是中国名酒,二是便于运输,三是足量供应。当时山西汾阳已全境解放,汾酒厂恢复生产,汾酒、竹叶青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当年汾酒厂负责人杨汉三的日记中记载:1949年9月10日贮存了将近一年的老白汾酒,经过长途转运,被正式摆在国宴席桌上。原中央警卫局战士、北京饭店副总经理高彤也证实:当时国宴喝的酒是余心清向周总理写报告点名要的汾酒。
绍兴黄酒上“开国第一宴”是很自然的事。它是汉族酿酒史上历史最悠久的酒种,清朝时就被评为全国十大名产之一,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还荣获金奖。有人认为,它才称得上“国酒”。中科院研究员周景良还撰文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宴席上都是拿绍兴黄酒待客的,而不是白酒。
至于茅台酒,有文章说:“在北京饭店举办开国第一宴时,经中央领导审定,国宴用酒定为茅台,茅台也成为了人所共知的‘开国喜酒’”。还有文章说:“周总理亲自安排调用库存于北京饭店的一百多瓶‘赖茅’款待中外嘉宾,共庆建国。‘赖茅’获此殊荣,是茅台酒称为国酒的开端。”这些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筹办国宴时,茅台酒产地贵州还属于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无法运送大量的茅台酒到北平。正如茅台酒厂的宣传片《百年茅台》所云,1949年以前茅台酒只销到重庆、贵阳、香港。可见,茅台酒和“开国第一宴”沾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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