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史铁生

文/克明

分开与重逢

我与铁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又是伙伴，他是清华附中初643班，我是初644班。两个班隔着一堵墙，一下课，大家争先恐后向外疯跑，去抢阳台下那副双杠玩。铁生是个很灵巧的人，双杠玩得很好，是他教会我双杠上的技巧。13岁，正是野草一样疯长的年龄，看他在双杠那里上下翻飞，不由得你不试一试。玩累了，两个人就坐在杠子上聊天，比比胸大肌，阳光下，操场边，很惬意。

铁生的班主任叫王玉田，是音乐教员，他的妻子叫董玉英，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两个班的语文老师。王玉田老师把我选进清华附中军乐队，我开始学习小号，每天长音、音阶、音程地练习。一年之后，竟很有长进，被选拔进清华大学军乐团，经常参加各种演出，不知不觉，走上了艺术道路。

能把我和铁生连在一起的，是回家的路。每个星期，我们都一起放学，一起穿过清华园，路过大礼堂前的草坪、二校门，坐上31路公共汽车，到平安里，再一起换上13路汽车，一起在北新桥下车。他家在王大人胡同，我家在雍和宫。我们一路聊着，欢笑着，走过了少年。再后来，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我俩出身都不好，也就一起被打入另册。再后来，我去了黑龙江兵团，当了一名锻工，从此天各一方，再没相见。

后来的路，就是一连串失败和人生遭际。但因为有这号角，我的希望还不至于泯灭。终于，我以圆号考上黑龙江省艺校，坐进了乐队排练室。学校没有圆号教员，只好让中央音乐学院代培。我的老师是著名的夏之秋教授，我又是他的关门弟子，要求很严格，留的课程很多，每星期的练习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北京的家很小，学院又不可能给我提供琴房，只好到地坛公园西南角，找到一片松林，一块巨石，权当是我的练功房，从早到晚，这里就回荡着圆号的乐声。

一天，我发现远远的有个人，坐在一辆残疾车上望着我，也没有在意，收起谱台和圆号就回家了。第二天，在同一时刻，那个坐残疾车的人又来了，不过距离又近了一点儿。我没有想别的，又起身回家了。第三天，当我吹完最后一支曲子，睁开眼睛，那人又来了，而且更近了，他冲我笑了笑，点点头：“练完啦？”这是典型的北京人在打招呼。我赶紧回应着，掏出一支香烟，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也把烟掏了出来。点上烟，也就聊了起来。“您吹的这是什么号啊？”

“法国号，也叫圆号。”

“噢。您在哪儿工作啊？”

“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

“您是北京知青吧？”

我一哆嗦，烟差点掉到地上……“您是清华附中的吧？”

我极力在脑海中搜索着，他是谁？

“您是不是叫克明？”他摘下眼镜，我还是认不出。因为总坐轮椅的人，脸庞会发胖，又有一副双拐在手，真让我想不起来了。“我是铁生啊！”我扔下烟：“铁生？！你怎么这样啦？腿断啦？”他苦笑一下，“要是腿断了就好了，我的腰坏了！从这以下，废了……”

只要活着就好

我心疼地看着他的腿，难道这就是我认识的史铁生？难道这就是在双杠上下翻飞的史铁生？而他却坦然地笑着、说着，还是小时候那种憨憨的笑。他平静地告诉我，他的将来就要在这轮椅上度过，再也不会跑了……

后来，我提议回母校看看，铁生的眼里放着光。1979年的春天，北京到处在建设，路很不好走。他的残疾车是那种最原始的，车把是直的，握在左手；右手是一个摇柄，像自行车的飞轮，用链条链接起来，用力一摇，车就走了。在那个年代，虽然吃力，但强于轮椅。1979年的时候，还没有二环路，城墙刚刚扒掉，我们得穿过护城河上的破木桥，再穿过地坛，走安德路，斜插到北太平庄，再走北医三院、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就到了五道口。

风很大，他用左手把住方向，我在后面骑车推行，不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一边走，他一边给我讲陕北的故事，讲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方言，讲他拦牛的故事，回忆着当年清华附中的血雨腥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二校门。我们停下来，望着二校门原址上的毛主席塑像，良久无语。走过大礼堂时，我说看看水木清华吧，遂推到了湖边。他点起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岸边的柳丝，荷花早没了，显得有点破败。铁生熄灭了烟，决绝地说：“走，回学校！”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之间，有个小门，在化学馆旁边。铁生把车停下，跟我抱歉地说，帮我把尿壶倒掉吧！我低头一看，他双脚间有个白色的塑料尿壶，已经快满了。提起来，感觉有点儿温热，一根导尿管插进尿壶口。倒完尿，我拿着导尿管问他：“这头在壶里，那头呢？”他说：“在尿道里呗！”我又问：“那这管子每天都用，万一不干净怎么办？”铁生说：“那就感染呗，先是膀胱感染，控制不住，就会感染到肾，最后就是尿毒症。”我又问：“尿毒症厉害不？”铁生笑了：“尿毒症晚期就是死亡。”见到我惊愕的样子，他很轻松地说：“没事，我都好几次了，这不还挺好的吗？”

最先看到的是董玉英老师，她边笑边流着眼泪，上下打量着铁生。更多的老师围拢过来，万邦儒校长和韩家鳌校长也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班主任王玉田老师，他愕然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强忍泪水，用力握着铁生的手，摇着，摇着，半晌，说出一句话：“只要活着就好！”铁生也哭了，但只是流泪，不言语。不一会儿，又开始笑，那种孩童似的笑。

我们只能望见他的背影

记得上世纪80年代，铁生已经是中国文学界的名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访客巨多，真有点儿不胜烦扰。每次到铁生家，都能看见木门上的纸条，“各位访客，因为主人身体原因，请先预约”。可我从来不管这些，也不会像别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叩门或按门铃，上前就用马靴“当当”地踢门。每逢这个时候，史大叔都会说：“听听，准是克明来了，快开门！”

在上海读大学时，我的美学老师是余秋雨。有一次讲到“终极关怀”这个课题时，他说，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海伦，一个就是中国的史铁生。“当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讲故事的层级时，史铁生的小说已经驶入哲理的海洋！一个残疾人竟拥有如此健康强大的心智，在文学，在对生命的认知上，他的足迹比我们任何一个健康人走的都要远，我们只能望见他的背影……”

我曾问过铁生，你梦见过自己跑吗？他笑了，摇摇头。我又问，假如你的腰没坏，跟我一样拥有健康，你还能写出这么多小说吗？他说，这事儿咱不能假设。我都这样了，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轮椅上想，坐在轮椅上写，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就剩下这一扇窗……

又过了许多年，铁生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地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