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最后一站

文/鲁西南

1910年11月10日，列夫·托尔斯泰决定离去。“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为若不这样，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就毫无意义。”凌晨5点不到，他就吩咐车夫套马，带上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匆匆逃离了波良纳庄园。从这一天开始，19世纪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

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1884年是第一次，但走到半路他就感到自己尚缺乏力量，不得不返回家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自己小国寡民的庄园主生活感到羞耻，“这一切如何了结”？早在1880年初，他就希望能按福音书的指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并身体力行，开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实行平民化，布衣素食，体力劳动。“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他的这一决定让他的妻子大为恼火，二人之间龃龉不断，托尔斯泰的耳根再也难以清净。晚年，托尔斯泰还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烧茶、劈柴、生炉子上，为学生编写识字课本，为农民编写俄语读本……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高尔基就从来不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有什么必要。但托尔斯泰就这么干了几十年，他穿着宽大的农夫的上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满脸愁苦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切如何了结？”他认为“一切时代的优秀分子”都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人的生而不平等、人类尊严感的消失、人性的罪、政治的恶……“这一切如何了结？”他不认为“暴力抗恶”是一个可选择的道路，暴力本身即为恶，其最终导向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恶。他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他在1908年的日记中写道：“是啊，需要进行自我修养——我在八十高龄的今天所做的，正是我十四五岁时怀着特有的热情所做过的同一件事：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以克服自我为中心并劝人为善,“要想使人们的状况好起来，必须使人们自己好起来……而为了使人们好起来，必须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外在的、社会的活动，尤其是社会斗争，总是转移人们对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注意力，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变坏，由此降低社会道德水平。”他成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教主式的人物，就像基督说的那样，“你去把财产分了，不要以暴力抗恶，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不要论断人，不要杀人……”他成了“世界的良心”。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他复杂吗？从人格的自我完善来看，他是单纯的，甚至有些天真。只是他的追求很苦，他的自责很深，因为这是一道“窄门”，梅列日柯夫说，“他是社会的良心自责的化身”。

最终，托尔斯泰选择了飞越人间的疯人院，离家出走，为自己的生命划出一道清晰的轨迹：屈从，然后解脱。他希望自己的老年能够像印度人一样离开家庭到森林里去，“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晚年都想一心一意侍奉上帝，而不是去嬉闹，搬弄是非，打网球。我也一样。”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那样，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在日常生活的陀螺仪上空转。这是一个“沉沦”的世界，因为我们陷入其中而遗忘了“此在”的意义。在“死亡”面前，“此在”才真正开始彰显，如基督所说，这是一道“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物吗？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召集的知识分子还能在穷人面前以福且贵为耻，在暴力面前以怯懦为耻，在专制面前以枷锁为耻，并在自我的心灵和头顶的星空下深深忏悔自己的罪责吗？人若无耻会怎么样？人若无耻，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知耻方可后勇，只有苦苦追求，深深自责，才能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摇笔弄舌是简单的，振臂高呼也不难做到，难的是要对自己采取行动，特别是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放弃已经坐稳了的位子，将自己引向那道“窄门”，这才是真正的难。这种修炼过程就像加缪所提倡的“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地燃烧，为了美和爱去忍受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