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的中俄关系：蜜月与雾月

◎文/北京·叶柏川

清代以来的中俄关系：蜜月与雾月

◎文/北京·叶柏川

过去数百年来，中俄(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接触交往史，充满恩怨情仇，亲密时不妨“同志加兄弟”，疏离时又为对手乃至敌人。个中是非，谁能轻易说得清楚？

追根溯源“尼布楚”

两国之间最近一次诉诸武力的激烈争执，已是快半个世纪前的事了。1969年3月，为了争夺乌苏里江航道上面积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的控制权，双方边防军队爆发战斗，并各自宣称对方率先挑衅，而己方最终得胜。

随后，关系早就破裂将近十年的中苏之间，再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论战。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外，焦点更多落在两国边界划定的“历史遗留问题”上。追根溯源，则还要回到珍宝岛之战发生的280年前，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上——那是中俄两国军队首次正面交锋(1685—1686年，通称“雅克萨之战”)的结果。

中方传统上认为，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俄方称《涅尔琴斯克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而且是历史上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对外条约。但俄国方面却不这么看，无论是其官方还是学术界，都质疑《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坚信当时俄方代表是在清朝优势兵力的胁迫之下，不得不签约放弃由他们开发的阿尔巴津，即中方所称“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与额木尔河交界口东岸的大片土地。

俄方历来主张，中俄发生直接的边界接触以前，两国之间的广阔地带为无主土地。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均为17世纪中叶前后进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殖民军首领)等“新土地开拓者”，只是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地区和平并入俄国。现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便是为纪念哈巴罗夫而命名。

在急于东扩的俄国人眼中，长城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的社会文化分界线，而位于阿穆尔河以南500公里处的柳条边(清政府为维护祖宗“龙兴重地”而修筑，防止汉人越界北迁)，是满洲帝国的北部边界。他们声称，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国中原地区，同时开始向蒙古、西藏、朝鲜及“俄国的阿穆尔地区”扩张，故清朝时期中国边疆最终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将邻国并入自己的版图”。

由此可知，中俄双方对共同边界地区历史归属的截然不同的认知，由来已久。

“平等”与否各说各

自19世纪中叶前后起，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力大大衰弱，而俄国则日益强横。他们趁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北京，清廷岌岌可危之际，迫使中方先后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从俄国人的角度看，他们“收复”了17世纪末期失去的土地，即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留在中国一侧的阿穆尔河左岸”。

换言之，中国人视为丧权失地、奇耻大辱的上述两大不平等条约，俄国方面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奉行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1919—1923年之间，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连续发表三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三次宣言的具体内容有所出入，但苏俄关于两国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界定，却是与沙俄前后一致的——苏俄政府认可的“不平等条约”，只限于《中俄密约》(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和四次日俄密约(1907—1916年签订，目标是瓜分在华利益)。而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损失惨重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中方称《伊犁条约》)等，统统不在此列。

1949年中共执政后，迫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及意识形态倾向，采取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政策。长达10年的中苏“蜜月期”里，彼此的边界分歧与历史积怨，在公开场合及媒介宣传口径上，自然能淡化就淡化。但从根本上说，双方对此争议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已根深蒂固。

20世纪60年代，中方提出边界谈判倡议时，苏联坚称两国不存在领土争议，中方则明确重申，涉及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苏方应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但中方也表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状况，仍愿以这些条约为基础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在此前后，中苏爆发激烈的大论战，再由论战而热战，以至于在珍宝岛兵戎相见，边界与领土纠纷的“心病”，实在是“难言之隐”。

三百年来谁著史

珍宝岛之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苏(俄)进行了三轮艰苦的边界谈判。随着最为公众瞩目的两国间最后一块争议领土——“黑瞎子岛”(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冲积而成，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时被苏军占领)的归属尘埃落定，2004年10月14日，双方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6月2日，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上述协定正式生效。从法律层面上讲，中俄之间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总算全部确定。

数百年来关乎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争执，至此是不是皆成往事了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2006年，笔者到莫斯科参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期间，正值中国国内的清史纂修工程全面启动。会上，一位俄国学者就提出，中国学者在撰写清代中俄关系著作和文章时，应慎重对待两国边界与领土的历史纠纷议题。笔者参加另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间隙，一位俄国院士级别的学者，看到笔者正在阅读一本中国台湾学者的学术专著里，涉及“沙俄侵华”的章节，还愤愤然地当面说，这样写是“违反两国2001年签订的《睦邻友好条约》的”。

反过来说，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还是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沙皇俄国巧取豪夺中国15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学术界在此绕不开的历史症结上，也不能不表明和坚持自身的立场。

当前，中俄关系无疑又处在新一轮的“蜜月期”，出于对国际局势稳定及两国民众福祉的考虑，我们当然希望这样良好的关系，能稳定维持和延续。因此，如何更恰当地处理敏感而微妙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需要两国官、学、民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