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会议述略

胡知凡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教育学术团体之一。1921年12月23日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改组而成。总事务所设于北京。推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为董事，张謇、梁启超、孟禄、杜威、严修、李石岑等为名誉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

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1]为宗旨。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1)1922年7月第一届年会议决组建各专门委员会，年底组建了24个委员会。1924年7月第三届年会，扩大为33个委员会。1925年8月第四届年会将“体育委员会”和“教育卫生委员会”合并为“体育与卫生委员会”，委员会总数成为32个。，集中了教育界和众多学科专家，分别研究各级、各类、各学科的教育问题。1922年12月23日，通过选举还成立了美育委员会，其中主任为蔡元培，副主任为陈衡恪，书记为武绍程，委员有13人。(2)据《新教育》1924年第9卷第3期刊登分组会议议决案致函委员的名单来看，美育委员有：蔡元培、周玲荪、李毅士、刘质平、俞寄凡、阮叔平、李文华、雷家骏、彭沛民、刘海粟、张道藩等。此外，还有副主任陈衡恪、书记武绍程等。

按照《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规定“每年开全体大会一次，于暑假期举行”。从1922年至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召开过四次年会，后因北伐战争而中止。每年的大会，除全体会议之外，还有分组会议。美育组分组会议主要讨论有关美感教育方面的议案。每年当年会的会期与地点决定后，即由总事务所印就提议案格纸，向各方面的会员、教育机关征集议案。然后，将征集到的议案付印成册。开会时，将装订成册的议案送到各组。以下将四届会议中有关美育组会议的议案情况作一介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民国初期在倡导美感教育时所思考的各种问题，以及美育组的这些参会艺术教育家和学者们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一、第一届年会美育组会议

1922年7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7月4日美育组分组会出席的代表有：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郑锦(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武绍程(北京美术学校教员)、高鸿缙(武昌教育厅科员)、陈衡恪(北京教育部编纂员)、张鼎(北京高等师范)、刘海粟(上海美术学校校长)、钱稻孙(北京教育部视学)、吴新吾(北京美术学校)。旁听者有：李景纲(直隶保定第二师范教员)、周爱周(济南第一师范教员)、刘坤山(济南模范小学教员)、雷家骏(南京第四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教员)。主席为蔡元培，副主席为郑锦，书记为武绍程。(图1)

图1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美育组

会议审查议案四件：

1.请政府增设国立美术展览会(刘海粟提)；

2.欲求美育普及宜设美术院(郑锦提)；

3.普通美育以造成普通国民具有美的赏鉴与制造之兴味为目的(武绍程提)；

4.拟于退回赔款中拨出一部分经费实施美育案(梁启超、郑锦、刘海粟提)。

在讨论武绍程的议案时，陈衡恪认为：“美学原系哲学中之一部分。教育中讲美育，只好讲艺术之美，就算够了。”钱稻孙则认为：“若讲艺术之美，我国中小学校刻下亦难讲及。试观德国人不独学生都晓美观，就是普通社会中人，冠履服装整齐，到处多有照镜，人人有各自审美之机会。回观我国，无论普通人与学生无审美知识，就是学生用器如教科书，登载广告之类，办学人亦多不知有碍美育，美术又何从说起。”蔡元培也认为：“此时讲美育，本系困难，但美育在教育中又极重要。”为此，会议将刘海粟、郑锦、武绍程所提的三件提案，合并为一件通过，以学校美育为第一条，美术院为第二条，美术展览会为第三条。蔡元培并提议由陈衡恪和钱稻孙二人来修改该提案。梁启超、郑锦、刘海粟的第四件提案，经全体代表讨论也获得认同。最终全体议决通过了两件议案。

(一)普及美育奖进美术建议案

该议案对为什么要普及学校美育，为什么要设立美术院和美术展览会作了说明。议案认为：

今日中国青年之道德日趋于卑下，志趋日流于龌龊之境者，盖无高尚纯洁之美育为之涵养，为之引导故也。夫所谓美者，又非绚烂奢华之谓，无形之中，使有悠然自得之乐，而人生事业，由此发达，此其所以普通宜注重美育之理由也。[2]

提案还认为：

普及美育造就专门人才，不仅囿于学校教育，而学校之外，尤宜设立美术院，以为群才之领袖，美术之渊薮，增造文化，发扬国光，不可缺此宏达之规画。……美术院中，更宜设永久之陈列馆，搜集海内之美术品，任国民纵观。古时为帝王之私有者，今则公诸民众，归美术院管理。省会地方，亦宜设置，不拘其数及大小，相机经营而扩充之，以资参考。而美术院中，延揽海内美术家，使之鉴定古今名迹，并随时制作或传摹美术品，以增长其学力，而古迹得以流传(唐宋帝室除收集真迹外，多摹写副本)。且使长于论著者，从事编纂论说或讲演，以传播美术之智识，又收集近人作品，开定期、临时或巡回之展览会，品第其甲乙，以资奖励。如此使国民知美术之可贵，美术思想知识因以增进，而美术人才因以兴起。古来美术之渊源，系统或以不坠，否则因循坐废于盲昧之中，而国民美育之精神，不能启迪，美术其有望乎！此美术院不能不设之理由也。[2]

为此，该议案建议：

第一普通教育宜注重美育

(1)修身礼仪，宜注重美的陶冶。

(2)教科应多取养成美感之教材。

(3)教科书宜注意美的体裁。

(4)校舍教具及教室设备应雅洁整齐，以引起美感。

(5)宜时时有美育上之训话及展览会等事。

(6)师范及中等学校，宜授简略之美术史及美学大意。

第二造就专门人才

(1)扩充美术专门学校。

(A)美术学校于图画外，宜加雕塑、铸造等科。

(B)国内增设美术学校。

(2)工业学校增加图案、图画科。

第三设美术院

(1)延揽美术家以任鉴定、制作、编纂之事。

(2)设永久陈列馆罗列古今美术品。

(3)收集近人作品，开定期、临时，及巡回展览会。[2]

(二)拟于退回赔款中拨出一部分经费实施美育案

该议案理由是：

我国现在教育学者知美育之重要亟提倡之，惜鲜研究及实施机关，空言亦有何效？兹述启超(即梁启超——引者注)对于美育实施计划，并拟于退回庚子赔款内为最低度之要求，拨出建设费二百五十万元，每年常年费一百四十四万元充实施经费，即请公决。[2]

为此，该提案建议：

(1)先就中央建设国立美术馆一所，搜集国内外古今美术作陈列之，开办费二百万元，每年经常费总额二十四万元。

(2)就国内相当地点设立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若干所，开办费总额七十五万元。每年经常费总额六十万元。

(3)择优奖励私立美术学校，给予补助经常费总额五十万元。

(4)每年派研究有素之美术学者二十名赴欧美日本考察，经常费总额限十万元。

(5)每年派国内美术学校毕业学生十名赴欧洲各国美术学校留学，经常费总额五万元。

总计建设费二百七十五万元，每年常年费一百四十四万元。(3)原文中“建设费”和“每年常年费”计算有误。此项计划以施行十年为限，第十一年以后另定之。[2]

二、第二届年会美育组会议

1923年8月22日至2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美育组分组会出席的代表有：李荣培(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郑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马宝恒(天津直隶教育厅视学)、汪亚尘(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授)、黄公觉(北京师范大学编辑)、张鼎(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刘海粟(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董永森(武昌共进中学事务主任)、杨白民(上海城东女学校长)、彭绍夔(湖北省教育会干事)。主席为李荣培，书记为汪亚尘。(图2)

图2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美育组

会议审查议案三件，最终通过以下两件：

(一)小学及初级中学各种艺术科应与其他学科同样重视(郑锦提)

该议案理由是：

(1)艺术科在普通教育之教育的价值，不亚于传授知识之学科。因陶冶美感，锻炼筋肉，训练观察，具体的发展思想养成勤劳的习惯，非赖艺术科之力不为功。而欲收艺术科之完全利益，不得不视其与其他学科同样重要。

(2)我国向来的教育，乃理智的教育，干枯无趣的教育，即因不注意艺术科之故。今欲使教育顾及情的方面，美的方面，与实行，则于小学及初级中学重视艺术科，实为至要。

(3)查欧美各先进国，或以工艺发达称，或以美术见长闻，其故即因于中小学重视艺术科。我国工艺美术不见发达进步，实因学校对于艺术科向不注意之故，今欲救斯弊，惟有重视艺术科之一法。

(4)救济现在沉闷的，堕落的社会最重要之方法，即陶冶一般人之美术化的人生，而树此基础，即于小学及初级中学重视艺术科。[3]

为此，该议案建议：

(1)艺术科钟点应比从前酌量增多。

(2)艺术科之设施应比从前完备。

(3)教法应引起学生对于艺术科之重视。

(4)教材形式方面与实质方面并重。

(5)对于艺术科教员之待遇应于对于其他学科教育之待遇同。

(6)艺术科教育应聘请艺术科专家充任。[3]

(二)各省高级中学起首至少有美术工艺科或学校两处续年增设案(郑锦提)

该议案认为：

教育当适合个性之要求。在初级中学毕业之生徒当具选择职业之观念，倘其兴趣在从事美术，而强使其学理、工、农，等科，则为戕贼其天性，大背教育原理。此高级中学应有美术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一也。学术愈分，则文明愈进。曩日中学仅有文实两科之分，迄今则细分为农、工、商、教育等科。美术一科自应加入，以示学术之进步。此高级中学应有美术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二也。教育须从低级至高级，组成一种有系统之组织。如大学有理科，高级中学便须有理科，以为其准备。大学有文科，高级中学便有文科之设。今既有美术之高等教育矣，而无美术之中等教育以树其基，其可乎哉？此高级中校应有美术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三也。美术学校应注意关于区域的制造业及手工业之应用，须以本地工业为美术学校功课之中心。换言之，美术学校须按地分配。此各省高级中学应有美术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四也。美感之天性，乃人人所具有，非少数人所特有，故美术教育须注意多数人之需要。倘将美术视为少数人或专门家之事，则为贵族式之美术，而非美术平民化矣。今欲使美术平民化，使一般人有研究之机会，则不得不扩充之于中等教育。此高级中学应有美术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五也。社会、家庭、建筑、制造、服饰、娱乐、消遣，各方面无不应用美术；少数美术专门家之力必不足恃，必须造就多数美术人才，始能应付一般的要求。此高级中校应有工艺科或校或美术工艺科或校之设六也。高级中学当设美术科或校之理由綦多，兹所述者特其荦荦大者耳。[3]

为此，该议案建议：

当先于各省高级中校设之。为设施利便起见，初时可设两校，续年增设一二校。如此，则美术教育可望进步，而社会文化可望发达矣。[3]

(三)各省应专设美术品陈列馆(黄公觉提，汪懋祖、张鼎附议)

此为一件保留议案，该议案的理由是：

(1)美术品是代表文化的品物，宜有一机关保存之，不应使其散失。

(2)美术品乃一般人所欲鉴赏者，宜有一公共场所将其陈列，以供众览。

(3)美感乃德育之基础，欲陶冶社会一般人之道德，当将美术品陈列于一定场所，供一般人参观，藉以引起高尚之心思，优美之情感。

(4)我国社会一般人，对于美术，向不注意，实缘当局不思提倡之方之故。提倡之方，宜搜集美术家之作品陈列之，使一般人称美。故设美术品陈列馆，实为提倡美术之最大助力。[3]

为此，该议案建议：

(1)由各省教育厅筹办，馆须独立，地点须在省会适宜之处，馆之建筑，须合美的原则。

(2)陈列之品物：

(A)古人美术作品。

(B)今人美术作品，内中分学校美术成绩品，社会美术家美术作品。

(C)各种美术标本。[3]

该议案虽然“主文已通过，因时间不足，未能议及办法，故议决作保留案”[3]。

三、第三届年会美育组会议

1924年7月3日至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会议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7月4日至8日美育组会议出席的代表有：刘海粟(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雷家骏(南京第四师范学校及附小教员)、周玲荪(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李毅士(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李文华(工作单位不详)、刘质平(私立上海艺术师范大学教员)、阮叔平(江苏省立艺术专科音乐系主任)、俞寄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授)、李荣培(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汪亚尘(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授)。主席为刘海粟，书记为雷家骏。会议审查提案九件，最终通过以下六件：

(一)高级中学必设艺术科(李文华提)

该议案的理由是：

欧洲文艺复兴以前，足以维系其社会者神的宗教也；文艺复兴以后，足以维系其社会者人的宗教也。人的宗教，不啻艺术品之爱也。我国社会旧为孔氏伦理生活所维系，今则受西洋艺术生活之影响(西洋教育自卢梭而后趋重于艺术自由生活)，对于理论之说有怀疑，对于宗教又无信仰，其足以维系者，只有真理之倡耳。真理为究观的，究观之乎，愈窘而怀疑愈深，社会愈不足以维系；然则，所欲持以维系社会者，将何待乎？或言以艺术代宗教；谓以艺术代宗教，不啻谓艺术维系社会人心。艺术之足以维系社会人心，中外学者多倡之，无待赘述，今高中课程中独不标明艺术科而略去之。高中，社会之中坚教育也，是乌乎可？况所谓职业者，师范科亦列为职业一项：师范科之为职业，将助社会之工商、农业而生产欤；抑别，有所职欤！盖足以直接谋社会之利者，皆得为职业，艺术之足以维系社会，大利于社会也，职业之重要者也。以职业为目的，可不设艺术科欤？窃以为高级中学必设艺术科。[4]

(二)中小学校图画科教学废止临摹(孙壎提)

该议案理由是：

图画一科，在我国觉进步迟缓，欧美则进步较速，其最大原因，多由我国教授图画，偏重临摹，欧美注重自然对象也。例如国画，其初作者，虽由想象构成，尚不失个性理想的表现，乃他人效而法之，无论临摹合法与否，已成划地自限；况牺牲自己的主张，个人的个性真性的修养，理知的探究，尤为不合艺术本性，不明澈艺术原理。今国中艺术界，多能彻底明了此意，已觉前此之非，则当对于中小学校图画一科，废止临摹，而注重自然对象；盖从自然对象研究教授结果，觉优点有六：发展个性，其优点一；涵养真的心灵，其优点二；去其依赖，培植起能力自动，其优点三；发觉新的理知，其优点四；得到直觉表现的快感，其优点五；以自然美为根基，则应用变化不穷，其优点六；今因此案觉为重要，特临时提出。[4]

为此，该议案建议：

(1)用文字发表临摹绘画之流弊。

(2)凡会员遇相当时机指导临画教员修正教法。

(3)由改进社通函全国教育机关促其注意。

(4)本届审查成绩遇取材临画者加以纠正。[4]

(三)组织中华艺术协进社(刘海粟提)

本议案由主席刘海粟提议。汪亚尘、周玲荪、李毅士、李荣培、雷家骏附议。推举筹备委员二十人(李毅士、周莲塘、李荣培、周玲荪、沈溪桥、唐尧臣、张孟虚、莫运选、雷家骏、李文华、汪亚尘、刘海粟、陈启民、钱际荣、魏启宇、黄代国、郝绳祖、雷绍春、周襄南等)，雷家骏起草大纲。

中华艺术协进社的宗旨是“联络全国艺术团体、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及从事艺术事业之同志协谋艺术及艺术教育之改进与发展”。

(四)拟请于英国退还赔款(4)1922年12月，英政府宣言：“中国应付未到期之庚款，即将退还中国，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自此以后，英国即将中国逐期所付庚款、专款存储，准备退还。嗣值英国国会改选，内阁变更，因以搁置。迨1925年6月始由其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当时英政府以兹款用途及其管理，有先事研究之必要，特成立咨询委员会；选派调查团来华调查，由威林顿子爵(The Viscount Willingdon)任团长，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三博士，及安特孙女士(Dame Adelaide Anderson)、苏德赫教授(Prof. W. E. Sothill)任团员，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至6月份分赴京沪平津等处，实地调查，征询舆论。该调查团之报告书，即为此后中英两国换文之根据。1930年9月，两国正式换文，我国政府同意将退还庚款尽数参照咨询委员会调查团之意见，作为基金借充整理及建筑中国铁路暨其他生产事业之用，而以其息金用于教育文化事业。详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庚款与办教育经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575页。中划拨一百六十分之一建造美术馆(刘海粟、汪亚尘提)

该议案的理由是：

以亿万神明遗胄生聚之区，广袤达四千余万里，徒有河山锦绣而无美术馆所，宁非大憾乎！在昔美术品深藏于大内之中，珍绝之作，非无可稽，但收集限于一域，观赏不及平民，龟玉椟毁，无稗于世；然犹有所萃聚也。今则几经变革，零落流散，举数千年发明文艺之品，全付诸无何有之境；非独无以慰吾民爱美之真，亦且无以发扬国光，上慰先哲也。

迩者，英国有退还庚子赔款，发展我华文化事业之议。友邦之惠我诚深，但所谓文化事业者，乃包含精神与物质而言。苟徒于科术加以助益，而对于足以补救宇宙理智之枯涩，安慰人类生活之兴趣者，反无提倡之方，则所谓文化者不过穷功利究物观之人事耳，不足言文化之全色量也。且我国美术待发扬也，东西美术待沟通也，于此时而谋设美术馆所，一部分购备英国美术品，一部分裒集我国旧有美术，合力图之，可事半而功倍。[4]

为此，该议案建议：

(1)由本社组织统一临时讨论会；讨论对于要求英国退还庚子赔款提作购置英国美术品，及我国美术品之各项问题。

(2)讨论结果，以本社名义向吾国方面之委员会代表，要求其正式提出此条于退款用途中，将来与英国委员会代表磋商。

(3)由本组推举代表一人，以备向英国委员会赴华代表要求。

(4)由本组同人分途在各报宣传此项理由。[4]

(五)各省设立省立美术馆(王济远、李毅士提)

该议案理由是：

今各省既对于知的方面，而有通俗教育馆，体的方面而有公共体育场，考古方面亦间有古物保存所之设，独于足以培养民情丰富生活之趣之美术馆者，付诸阙如。是其所设施率偏于肉体与理智之一方，而无精神上情感之教。夫所谓教育者，乃完全人们之生活，今偏于肉体与理智，生存则有余，生活则未也，能谓社会教育之完全乎。原美术馆之设，其效率足以使社会一般受美的熏陶一也；因美的享乐，足以丰富其生活一也；因美的鉴赏，足以引起研究美术者之灵感又一也。他如国有美术之陈列，足以引起一般爱国之念，是又稗于公民教育也；因美术的发扬，而能增进我国之光，是更益于国家之前途也。此外古物保存之有资于历史考证，工用美术之有关于实业振兴，虽其用不显，亦皆美术馆之为功也。今省且无美术馆之设，宁非缺陷乎！窃以为省之设美术馆，为现时社会教育中急切之务，诸君子其亦以为然耶？[4]

为此，该议案建议：

如经费不充裕，则在原有通俗教育馆，扩充美术部。所陈列者以本省范围以内之美术为主体，其他各地美术为附属。或在省有学校中附设美术院，公开观览。其陈列品以学校美术品为主体，其他为附属。

如经费充裕，则于省会处特设美术馆，并举行各项美术定期或不定期的展览。[4]

(六)建议教育行政机关添设艺术学科指导员案(雷家骏提)

议决：交改进社备函致教育部咨各省仿照其他学科指导员成例办理。

(七)组织中小学校艺术科教学研究会(雷家骏提)

此为一件撤销议案。议案由原提议人自请撤销，将来再提出于中华艺术协进社讨论办法。

(八)编辑统一中国美术史案(周莲塘提)

此为一件保留议案。讨论时，多数赞成，故将此案保留。

(九)中小学校艺术科教学应取消编时编班制改为课外自由作业案(莫运选提)

此为一件否决议案。该议案理由是：

现在各初中及小学招收学生每班常自四十人至六十人以上。对于艺术各科，教学时间，大都每科每周中，只有一小时，纵有二小时者亦甚少。既一时聚多数人于一室，在一短时间内，教者学者要来创作一种艺术，当是件难事；况中间还须经过材料之预备，方法之指示，错误之改正，及学者创造之程序。任此项教职者，想都同感困难。又许多学校，对于艺术各科，全无相当设备，教者虽有良好计划，亦将无从着手。[4]

为此，该议案建议：

(1)图画、手工、音乐，均须有特别设备的作业室，及教学上相当的设备。

(2)各室须在课外间时，有稍宽裕时间开放。

(3)先须制定一表格，规定学生每周来室作业一次或二次，(多者听)在表格上作一记号，以防止其自由缺业。

(4)考查成绩与课程预定，宜先有计划，如国画一学期须作多少画，手工作多少物件，音乐须唱多少歌，及学多少乐理，可规定经过一学期几分之几时间，作完预定课程者，即为本期每科工课完毕。多作者听，或预作下期功课。

(5)教者须与学者共作，不可任意将作业室启闭；并且察知学者好尚，予以指导或纠正。

(6)此法如在行道尔顿制(5)道尔顿制(Dalton plan)，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20世纪初创行的一种个别化教学形式。其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自由，即学生在身心方面都能自己计划自己的事情，自己克制自己的活动，以此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二是合作，即打破班级界限，强调团体活动中的合作和交互作用，以使学生在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得到发展。由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因此得名。之学校，当较此或有更良办法；但在任何学校都可推行，除教室外，其他都不发生困难。[4]

该议案在组内讨论时，雷家骏认为此提案“时机未成熟，各地因经济人才的关系实行困难；且流弊甚多”，为此“本案无成立之必要”。周玲荪、李荣培附议，全体会员无异议。最终该提案被否决。

年会召开期间，中华教育改进社还与东南大学教育科、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科学社共同举办了全国教育展览会。陈列室分六区二十余组，分别在东南大学体育馆和南京旧贡院展出。美育组分师范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组。另外，还有国画组，分别在东南大学体育馆展出。作品包括铅笔画、水彩画、油画、国画以及木工、纸工、刺绣等。美育组的主任为刘海粟、周玲荪，干事为周适、龚心正、周继善。国画组的主任为吕凤子，干事为何龙、孙毓骅、闻钧天、王霞宙、周贞禾。与此同时，还成立了鉴别委员会。美育组的鉴别委员有：刘海粟、周玲荪、汪亚尘、华堪、许瑞书、张季信、徐康民、冯澄如。国画组的鉴别委员有：吕凤子、萧庢泉。

1924年9月，《新教育》第9卷1、2合期为南京年会论文专刊，其中美育组刊登了刘海粟《艺术与生命表白》、李毅士《艺术与社会化》、汪亚尘《艺术与社会》三篇论文。

四、第四届年会美育组会议

1925年8月17日至20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次会议在山西太原山西大学召开。美育组会议出席的代表有：刘海粟(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李荣培(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王济远(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授)、金梦畴(浙江第一师范教员)、滕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员)、张华(工作单位不详)、宗孔(工作单位不详)、张悌(工作单位不详)。主席为刘海粟、李荣培，书记为王济远。会议审查议案五件，最终通过以下四件：

(一)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刘海粟提)

该议案理由是：

各国有国家美术展览会，有团体或个人之美术展览会。政府奖励于前，国民奋起于后。以故审美教育之宣化，疾如风电，岂徒以空言而能致今日之效哉？反观我国，寂然罕有闻焉。间有一二团体或私人罗列作品举行展览会，作品既不多，而为效亦仅局促于一隅，滋可憾焉。近者国人渐感艺术之尊贵，而莫有晋接之机会，则全国美术展览会之举办，实为当务之急也。尤有进者，国人虽知艺术之尊贵，而其尊贵所在，犹属茫然。制作者不自策励，故步自封；鉴赏者认识力弱，看朱成碧。此审美教育上大障碍，是以救药此种弊病者，厥有待于展览会。则全国展览会之举办，诚不容或缓矣。[5]

为此，该议案建议：

(1)征集、陈列、审查，俱组织委员会。

(2)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呈请政府拨给经费。

(3)定期展览在北京、上海二处举行。不定期展览，在各大埠举行之。

(4)出品范围国画、洋画、雕刻三部。

(5)展览会出品人按其作品之等列分别给奖。[5]

代表们一致同意组织筹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委员会，并推举李荣培、金梦畴、熊连城、王济远、蔡元培、李祖鸿、汪亚尘、张华、宗孔、张悌、任恒德、王悦之、滕固、俞寄凡、钱稻孙、王敬章、刘海粟等十七人为委员会委员。

8月20日下午，在山西大学举行了第一次谈话会(筹备会)，到会者有刘海粟、滕固等八人，公推刘海粟为主席。讨论结果：第一，全国美术展览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公推刘海粟、滕固、王济远、李荣培、熊连城担任。第二，由本组正式具函本社报告情形请董事部速筹经费。第三，全国美术展览会预定明年在武昌举行，如有机会，运往各省轮流陈列。

(二)筹设国民美术馆(刘海粟提)

该议案理由是：

近年来国内文艺界之先驱者，盛唱新文艺。国人对于艺术之制作力与鉴赏力，虽渐次提高，而无由接近世界艺术巨制之机缘，因此不能疗治其心灵之饥渴，诚为憾事。夫欲搜集世界艺术巨制，纵有财力，纵有时间，而此贵重之世界的无双品又宁堪以财力时间为代价，咄嗟立致耶？矧财力时间今犹难言，则国民美术馆终无实现期矣。近年德国印行之世界名画，自文艺复兴以还，各国美术馆贮藏名迹搜罗无遗，而形式一如原本，兹拟募款购置，建馆陈列。益以中国古今名作，蔚为巨观。兹事易举，期以必成。[5]

为此，该议案建议：

(1)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募集金额四万，组织委员会办理之。

(2)以一万元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以还各国美术馆名迹。

(3)以一万元购置中国美术名作。

(4)以二万元建筑馆舍。

(5)地点在上海，因上海既无古代建筑可观瞻，又为商工竞争之地，最非艺术的，须以为冥眩之药。[5]

(三)组织中华古美术品调查委员会(李荣培提)

议案通过并议决：请原议案人起草中华古美术品调查意见书，由本组函请各省图书、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美术学校以及其他美术机关，就各所在地组织古美术品调查委员会，随时随地，调查报告本组，汇印成书，以为中国美术史之草创。[5]

(四)请山西省政府保护大同云冈石佛寺案(张华、张悌、任恒德、宗孔四人提)

该议案理由是：

大同云冈之石佛，不但为中国美术史上之伟迹，抑亦世界之伟迹，国人向未注意及此。而东西人士，斤斤考据，不惮烦苦，良有以也。是寺实为天然之美术馆，而居民不察，不加保存，以致剥蚀零落，时加涂塑，浸失原有精神，殊非尊重国宝之意。故请本地长官，严加保护，藉久流传。

议案通过并议决：由本组具公函请本地长官严加保护。[5]

(五)艺术教育宗旨应趋重平民主义(龙文提)

此为一件保留议案。

五、美育组会员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有关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的会议议案，舒新城在1929年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曾有过研究和总结，他认为，“十一年(即1922年)集合全国教育界人士于一炉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都有美育组，每次均有提案若干。虽然该会每次都只在集合若干教育者为蜂哄的讨论不注意于实际的设施，但十一年以后，美感教育思想发展的情形，却可于其提案之言论中见之”。他还认为：“自十一年至十四年的四年间，教育改进社年会关于美育之提案二十件，通过者十六，其思想的倾向可别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普及：即于普通教育中尽量推行美感教育，于一般社会上设置美术馆及开美术展览会等；……第二类为应用：即使美术应用于实际生活及各种工艺上，……第三类为存古：即设立机关保存中国固有之艺术品。”[6]195舒新城对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会议议案的归纳和总结是准确的，但是他说当时教育者“蜂哄的讨论”，“不注意于实际的设施”，这或许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势力分裂为直、皖、奉三系，三系矛盾日益激化，军阀混战时期；再加之后来的北伐战争，因此政治时局不稳，经费缺乏是使许多议案无法实际设施的主因。但是，美育组在蔡元培的关心下毕竟集合了如刘海粟、郑锦、滕固、汪亚尘、俞寄凡、王济远、王悦之、李毅士、陈衡恪、雷家骏、刘质平等国内艺术教育界一批著名艺术家和学者，甚至还有像钱稻孙(6)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翻译家、作家、教育工作者。在语言、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医学等方面有精深的造诣，精通日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曾译《神曲》《万叶集精选》等。、高鸿缙(7)高鸿缙(1892—1963)，字笏之，湖北沔阳人。著名古文字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3年春奉派美国旧金山任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议。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1947年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学，1961年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大学。、黄公觉(8)黄公觉，广西桂林人，我国著名法学家、翻译家。192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获法学博士和政治硕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嘉木氏之美育论》《中国制宪史》《比较宪法》，译著《飞龙演绎》《性教育》等。等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未尝因政局之纷扰而离散”“同具教育救国之信心”[7]为普及美育提高国民的艺术素养而努力。现将美育组会员为普及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归纳如下：

(一)参与中小学音乐、图画课程纲要的制订

1923年6月4日颁布的《小学音乐课程纲要》《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图画课程纲要》，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聘请刘质平、刘海粟、俞寄凡、何元、宗亮寰制订的。其中刘质平、刘海粟和俞寄凡都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的成员。这些纲要具有许多开创性之处：

其一，首次将“欣赏”一项，作为中小学图画学科的学习内容列在了课程纲要之中，并指出：“欣赏一项，向来大家不甚注意。但在普通教育的美育上很为重要。我国社会欣赏美术的程度很低，学校中应该特别注意。所以学校宜设法多备些美术品，使儿童时常欣赏。”[8]194音乐学科强调“涵养美的情感与融和乐群的精神”[8]17。

其二，首次将图画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了规定。中学阶段教学内容和方法有：理论、观察、实习三个方面。其中理论，主要教授有关色彩、透视、素描等方面的基本理论。观察，要求学生观察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色彩、纹样、形状等，甚至还要求学生参观美术展览会、工艺展览会，来研究现代美术作品。实习，主要让学生进行一些美术技能方面的训练。

其三，首次将西方美术教育中有关透视、人物画、色彩、素描、图案画知识以及构图与美的法则等理论，系统地写入中小学图画课程纲要之中，奠定了中小学美术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

其四，首次制订了针对中小学生毕业时，音乐、图画学科应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

总之，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音乐、图画学科课程纲要对我国中小学音乐、美术教育发展，所起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容低估，在中国近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9]

(二)高中开设了音乐和图画科

1923年由郑锦提议的“各省高级中学起首至少有美术工艺科或学校两处续年增设案”，以及1924年由李文华提议的“高级中学必设艺术科”议案，终于在1932年得到落实。这年，教育部颁发了《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标志着自清末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开设音乐和图画科后，我国高中也开始有音乐和图画科了。高中音乐科的培养目标强调“增加鉴赏音乐之程度”，“涵养谐和、优美、刚强、沉着之情感，并发扬仁爱、和平、勇武、壮烈等之民族精神”。[8]33高中美术科的培养目标主要强调“继续培养美的德性与兴趣”，“培养表现思想感情之创作能力，以促进新生活之实现”。[8]214

(三)参与教科书的编写

1924年7月至1930年12月，刘海粟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出版6册《新学制图画教科书》。刘海粟在此套教科书的“述意”中指出：“迄今国内一般中学校每周所授两小时之图画科，也总不外是拿些花鸟、山水的旧稿子，或所谓图画范本，使学生临摹一下；或有剽窃些俗臭的西洋画片，间接为学生临摹者，即自许为推陈出新的了。不仅使学生干燥无味，且大背艺术教育之本旨，抑亦大背教育目的。年来天下乐道图画应当写生，不追穷其所自标的，只知随波逐流，掇拾一二，且欲从而实施于学校课程，亦复何益于事。”为此，他认为：“初中图画科的教学主旨是：1.增进鉴赏知识，使能领略一切的美，并涵养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现高尚人格。2.练习制作技艺，使能发表美的本能。3.养成一种艺术，而为生活之助。”[10]

1933年7月至193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济远编写的6册《复兴初中图画教科书》。王济远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主要“使学生了解艺术与人生之关系。对于东方绘画之特殊优点一再阐发，表扬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并采用欧西绘画之技术与原理，合乎世界潮流，贯通时代思想。”并认为：“本书启迪学生审美本能，注意艺术之应用，养成学生健全之思想与技能。”[11]

193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济远编写的3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图画》。王济远在该书“编辑大意”介绍：“本书取材，务切实际，以期美化人生，使学者了解艺术与国民及其与工业之关系。”此外书中还有“各欣赏图，尤为中西画哲杰作，用作鉴赏，使学者得认知绘画之极致”。[12]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中图画课程标准没有颁布之前，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教书的周玲荪于1924年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水彩风景画》。他在“编绘大意”指出：“新学制高级中学，概取分科选课制度，俾得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庶学者可得事半功倍之效。而图画一门，亦为高中普通科选修课之一。”[13]从中可见，当时某些地区的普通高中课程里图画已作为选修课的了。

(四)举办展览会

1925年5月26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及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三洋泾桥(今延安东路江西中路之间)安乐宫举办“中国现代名画家近作展览会”，展出十天。陈列吴昌硕、王一亭、曾农髯、刘海粟、许醉侯、吴臧庵、王陶民、钱瘦铁、吴杏芬、杨雪玖、胡伟平等十余人书画三百件。[14]629

1922年和1925年，刘海粟提议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的议案，经过多年努力，于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南市国货路新普育堂隆重开幕。据《上海美术志》介绍：

当时中外来宾千余人，于军乐声中鱼贯入场，由熊式辉夫人揭幕，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致开幕词，总干事孟寿椿报告筹备经过。新普育堂为上海有数之大建筑，曾作国货展览会场，分东西两楼各有三层。下层为美术印刷局，并分设书画商店、饮食店，东楼二层为西画部、美术工艺部、建筑摄影部，三层为参考品陈列部。西楼二、三层均为中国画。中楼为雕塑部。各室布置均别出心裁。计陈列国画1300余件，西洋画600余件，参考品展览部则陈列我国各时代各家平生精品。至28日起，参考展览部又作专题美术展出，第一日展出石涛精品，第二日展出八大山人精品；第三日展出唐宋元明各家精品；同时陈列古铜器珍品。展览会出版《美展》三日刊，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李祖韩编辑。材料丰富，每期八页，除文字外又铜版画三十余幅，刊出均为展品中之精美者。共出十期。会场又有专场国乐演奏，更有剧场演出，请尚小云、小翠花、俞振飞、杨宝忠、吴老圃等串演《梅龙镇》等名剧。艺术气氛浓郁，展至30日闭幕。展出以来，本市和各省市机关团体、学校学生、工商各界人士以及欧美日等国外宾、记者络绎不绝参观，共近十万人，盛极一时。[14]644

另据1929年4月11日的《申报》报道，全国美术展览会第二日，蔡元培、何香凝、陈树人等也来参观。[15]

六、结语

据舒新城的研究，自民国初年蔡元培提出美感教育之后，虽然“蔡元培十余年来常有提倡的美育的文章发表，但在五四以前，社会上竟少反应”。[6]1981922年之后，由李石岑主编的《教育杂志》“以提倡美育为唯一的职志”[6]195，于是美育才蔚成一种思潮。中华教育改进社是把改进和发展整个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宗旨，“对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16]，可以这么说，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为20世纪20年代美感教育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