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碑略论

郑立君

(杭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2)

两汉时期产生了大量的石制墓碑，其中有些不仅镌刻有篆、隶书额题和隶书碑文，而且雕刻有图像，一般称其为画像石碑[注]所谓汉代画像石碑并非原碑名称，而是学者们因其上雕刻有图像给予的说法。一般墓碑的名称是依据其主人姓名，或墓碑额题名称命名的，但历代不同学者往往对同一墓碑又给予不同的称谓。例如《西汉麃孝禹碑》又有《麃孝禹碑》《麃孝禹画像石碑》等称谓，《王孝渊碑》又称《永建三年残碑》，《孟孝琚碑》又有《孟琁残碑》《孟广宗碑》等称谓，《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也称《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鲜于璜碑》等，《梧台里石社碑》又有《梧台里石社碑碑额》《梧台里石社碑画像》等称谓，《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也有称《樊敏碑》或《巴郡太守樊敏碑》，《郭泰碑》又称《郭泰碑阴画像》，《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又称《高颐碑》等等。笔者认为，按照墓碑主人姓名，或墓碑额题命名，或学界的一般命名应该更合适些。本表中列举的名称主要是依据石碑额题全称和学界的一般说法等给予的。。两汉时期制作的画像石碑应该是很多的，但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原碑仅有9块、拓片3幅，列表如下(表1)[注]除表中列出的汉代画像石碑外，也有些文献记载和出土存世的石制墓碑上，虽然只有文字而无图像，但它们是立于画像石墓前的。例如《武梁碑》《武开明碑》《武斑碑》和《武荣碑》，虽然其上只有文字而无图像，但其立于武梁祠画像石墓室前，“这些碑刻是记载和研究武氏家族成员及石刻画像的重要资料”(参见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47页)。再如《鲁峻碑》亦无图像，但鲁峻墓是画像石墓，且据宋代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记载：郦道元《水经注》引戴延之的《西征记》曰：“‘焦氏山北金乡山，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峻)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今墓与石室尚存，惟此碑为人辇置任城县学矣。余尝得石室所刻画像，与延之所记合。”(参见[宋]赵明诚撰：《金石录校正》，金文明校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一定意义上说这类石碑也能列入汉代画像石碑研究范围，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列入讨论。：

表1中列出的这些画像石碑均被不少专家学者提及或考述过，其中《西汉麃孝禹碑》《汉故黄君之碑》和《白石神君碑》的真伪，《孟孝琚碑》和《犀浦薄书残石》的年代问题，有些画像石碑上的书体类型和画像石碑是否应该列入汉代画像石范畴等，学界的异议较显著。

表1 汉代画像石碑

清代学者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祛伪》中将《西汉麃孝禹碑》(图1)列为伪刻，但仅说“右麃孝禹阙，上锐下方，似圭形。分书两行，左右各有直界，中空三寸许，上有画鹤，盖赝鼎也”，“并未说明任何理由”[1]，可能只是猜测。就笔者的有限资料查询，自清代至今不少关于汉代碑刻等文献中亦未见有该碑伪刻之说。从书法与图像方面看，虽然该碑隶书细劲流畅，朴拙自然，但“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成里麃孝禹”2行15个字，大小间隔排列不够工整，其上的鹤鸟(或为朱雀)也雕刻得简单稚拙，体现了西汉时期的隶书与画像艺术的基本特点，该碑应该不是伪刻。同时，该碑上铭刻的“河平三年”为西汉成帝河平三年，也能进一步证明汉代画像石碑早在西汉即已产生[注]关于墓碑最早产生的时间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产生于东汉时期。例如清代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欧阳公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参见叶昌炽：《语石》，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9页。)当代也有较多的学者认为“为死者立碑的风习，始于东汉初期”(参见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武清县文化馆：《武清县发现东汉鲜于璜墓碑》，1974年第8期)。《麃孝禹画像石碑》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画像石碑等墓碑最早产生于西汉末年。除此，早在东汉时期刘熙在《释名》就已记载：“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参见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3页。)唐代封演也在《封氏闻见记》中就说，“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寖盛”(参见封演撰：《封氏闻见记校注》，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页)，尽管封氏所说“前汉碑甚少”并非专指画像石碑，但说明了墓碑早在西汉就已产生了。。

图1 《西汉麃孝禹碑》碑额

《汉故黄君之碑》原碑出土地和现藏哪里均不详，目前笔者所见的仅是现存北京图书馆的该碑拓片(图2)。关于该碑(拓片)真伪问题，当代有学者认为横题的碑额、碑名和首行抬头等不合乎汉代墓碑形制，拼凑的碑文、书体风格与时代不符合和该碑的著录流传情况等方面均存在疑问，并说“现存《汉故黄君之碑》应该不会是东汉人的原刻，当是后人伪刻”等[2]。确实，在已往有关汉碑文献中未见有关该碑记载，尤其是该碑(拓片)篆、隶夹杂的书法拼凑等都很明显，作伪的嫌疑较大。但笔者也猜测该碑(拓片)也可能因年久损坏，大部分字迹不清或剥泐掉了而被后人从额题到碑文改动补刻过，只不过补刻者的水平不高等。如果说该碑是后人完全作伪，那么作伪者的技术不至于如此低能，作伪者也应该懂得汉代碑刻的一般形制，因为在历史上后代伪刻前代墓碑等情况也是很多的，一般也都是尽可能接近原碑以欺世盗名，或牟取暴利，因此该碑(拓片)可能不是后人完全的伪刻。

图2 《汉故黄君之碑》拓片(局部)

《孟孝琚碑》碑额和碑文上部均已残缺(图3)，碑文中仅有首行“丙申月”和文末“十月癸卯”“十一日乙卯”时间，具体年代不详，因而不同学者对其产生时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高文先生考证此碑镌立于东汉永元八年(公元九六年)。谢崇崐考为桓帝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立”[3]833。马子云、施安昌认为“此书法是在东汉后期”[4]。彭兴林说“罗振玉考为西汉河平四年”，且引证史料认为“予依长术考之”，汉代有“六值丙申”，分别在汉景帝中元五年、汉昭帝始元二年、汉成帝河平四年、光武帝建武十二年、汉和帝永元八年、汉桓帝永寿二年。“考中元五年十月癸巳朔十一日得癸卯，而十一月为壬戌朔，是月不得乙卯。始元二年十月戊辰朔，是月不得癸卯。建武十二年十月壬辰朔，十二日得癸卯，而十一月为辛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元八年十月为癸卯朔，十一月为癸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寿二年十月乙卯朔，是月不得癸卯。惟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二十四日得癸卯。十一月庚戌朔，初六日得乙卯。与碑中所叙甲子吻合，则此碑河平四年所立也”[注]参见彭兴林：《中国历代名碑释要》(上)，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3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也将此碑定为“西汉河平四年(前25)十一月六日刻”(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秦汉部分)第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页)。。在没有确切纪年的情况下，彭先生的这种推算也较为合理。笔者认为，从书法角度看，不仅“此碑书法结字匀称，宽博深茂，古朴而存典雅之气”[3]833，而且其中如“改”“四”“名”“和”“仁”等不少字体形态、笔法都很接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堪称汉隶极品的《礼器碑》的字体、笔法。虽然有不少字的结体等显得稚拙，章法不如《礼器碑》工整有序，总体风格上远逊于《礼器碑》，但其体现出的东汉中期以后成熟隶书的风貌还是很明显的，远超西汉末年东汉初年隶书定型与发展时期的水平。至于其与《礼器碑》的差别应该与书丹者有极大关系，也即是说《礼器碑》的书丹者显然是高水平的书家所为，《孟琁残碑》书丹者应是一般写手，两者书写水平存在高低差别是必然的。同时，也可能存在着《孟琁残碑》书丹者或民间石刻匠人对《礼器碑》的学习或模仿等因素，据此推测《孟琁残碑》可能镌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或稍晚于《礼器碑》。

图3 《孟孝琚碑》

图4 《白石神君碑》(额题)

《白石神君碑》的真伪等说法主要原因是该碑末行刻有“燕元玺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门，传白石将军教，吾祠今日为火所烧”等文字。据此，清代的洪适、吴玉搢等人认为此碑“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耳”，或魏晋以后的“慕容时所刻”。翁方纲、钱大昕等人则认为“是碑为汉刻，无可疑者”、“要为汉刻无疑矣”等等。从书法角度看，该碑隶书艺术水平很高，与武梁祠的《武荣碑》相近，很明晰地体现出东汉成熟隶书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有一定的价值和历史影响，该碑应该为汉代人所刻。当然，对该碑真伪的异议也是正常的，毕竟碑末铭刻有“燕元玺三年”文字，很容易引起怀疑讨论。但也正如有学者说就该碑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影响而言，“它对后世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应对此碑的书法价值给予正确的评价，不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地一味贬低”[5]。学界对额题“白石神君碑”书体(图4)有着“额阳文篆书”“篆额”“篆书”和“额阳文隶书”等说法[注]持这些说法的文献和学者不少。例如有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秦汉部分)第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彭兴林：《中国历代名碑释要》(上)，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李樯：《秦汉刻石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59、360页等。。该碑额题为阳刻文字是肯定的，但判断其为篆书或隶书都似有不妥。例如“白石神”三个字显然为带有篆书笔意的隶书字体，“君碑”二字篆书笔意很明显，实际上这五个字是篆、隶书体结合的额题，这种写法也是很常见的，因此说其为篆、隶书体结合的额题应该更为合适些。

图5 《犀浦薄书残石》

《犀浦薄书残石》(图5)与《王孝渊碑》同出一墓，但无明确纪年。有学者认为该碑是王孝渊墓室中“利用一块刻有文字的旧碑改作的”左扇墓门，该碑可能早建于王孝渊墓即永建三年，也可能是建于三国蜀汉或稍后时期；从书法方面看，“墓门残碑书法比较工整，略似东汉孔宙碑”，“这块墓门残碑也是东汉时期的碑，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注]参见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载《文物》，1974年第4期。。笔者认为，从该碑的隶书章法上看，其与《孔宙碑》《华山庙碑》《衡方碑》《曹全碑》《史晨碑》和《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等，都属于竖行间距疏朗、横行间距紧密适中和整体布局工整、严谨一路；从字的结体、用笔特点与风格看，其字的结体也趋于方正，起笔收笔方圆并举，特别是字的横画和捺笔等主笔有一定的流丽之感，与《孔宙碑》《曹全碑》流丽疏宕一类相似，但整体风格较敦实、厚道，又与《孔宙碑》《曹全碑》的流丽秀气有一定的距离，倒是与《史晨碑》隶书的沉古遒厚之气有所接近。据此，从该碑出土于永建三年的王孝渊墓室和隶书的章法布局、字的结体、笔法等水平，可以判断《犀浦薄书残石》可能刻于《王孝渊碑》同时代或在《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史晨碑》(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和《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等碑刻之后即东汉晚期。

汉代画像石碑是否应列入汉代画像石范围，当代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不仅将其列入汉代画像石研究范围，而且直接冠名为画像石碑，并认为《西汉麃孝禹碑》上“所刻鹤鸟画像在西汉一代十分罕见，可谓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碑首画像石”[6]。有学者将《西汉麃孝禹碑》《王孝渊碑》《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和《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画像列入纪年汉代画像石之列[7]。也有学者说“以前人们(包括笔者在内)把山东平邑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麃孝禹碑也算作纪年汉代画像石之列，仔细考究起来似有不妥。除了因为该碑非建筑外，更主要的是其主体是文字，两只小鸟不过是碑额上的装饰而已。同理，天津武清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上的青龙、白虎和朱雀也只是碑额的装饰(图6)，不宜将其列入画像石。尽管如此，在研究汉代画像石的时代特点时，仍然可以把它们以及摩崖画像作为有用的参考资料”[8]。

图6 《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阳、碑阴(局部)

诚然，作为汉代墓碑之一种的画像石碑和作为墓室、地面祠堂与石阙建筑材料和装饰的画像石，两者在工艺制作方法、艺术形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何谓墓碑？东汉时期的刘熙解释说：“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卢(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9]唐代封寅也说“丰碑恒楹，天下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纤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碑，言神灵之道也”[10]。由此可知，汉代画像石碑等墓碑最先制作就是一种丧葬用品，有着“事毕因闭圹中”，后来置于墓室外显要之处，用以记述墓主生平或追述墓主之功绩等功能。汉代画像石碑等墓碑一般形制是由碑首、碑身、穿孔、底座、额题、碑阳碑阴文字和图像等部分组成，其中碑文是主要部分。画像石一般是指附属于墓室与地面上的祠堂、石阙等丧葬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图像，是我国古代为丧葬服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因为是雕刻在石材表上面的画，故称为画像石。并且，在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的题记中，就直接称为其为“画”等[注]参见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页；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载《考古》1975年第2期。，图像是画像石的重要部分。但两者又都是在两汉时期厚葬等社会风气中产生的，都是为丧葬服务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在图像、书法、题榜形式和功能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共通性。

首先，从图像方面看，表1中所列的《西汉麃孝禹碑》上雕刻的两只相向对称的鹤鸟，《汉故黄君之碑》(拓片)上雕刻的人头像，《孟孝琚碑》上雕刻的青龙、白虎和玄武形象，《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上雕刻的青龙、白虎、朱雀和卷云纹，《白石神君碑》上雕刻的青龙图像，《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上雕刻的二螭龙、龟趺，《犀浦薄书残碑》上雕刻的一拱手而立的人像，《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上雕刻的螭、龙画像，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是作为墓碑的装饰出现的。但《王孝渊碑》《朐忍令景君碑》《梧台里石社碑》和《郭泰碑》上雕刻的图像，显然不是仅仅为了装饰，而是与画像石上的雕刻图像一样，既有着装饰美化幽冥世界的功能，也有着藉此表达人们希望死后升仙等理想与愿望，寄托生者对死者哀思之情的思想意图。例如《王孝渊碑》(图7)的“正面向着墓室，上部浮雕有朱雀、男像、女像及跪女像各一；下面刻隶书碑文。背面向着墓外，上部浮雕有伏羲、女娲、蟾蜍各一；下部浮雕有朱雀、玄武、牛首、鹿、圭、璧、璜各一。碑两侧分别浮雕有龙、虎各一”[11]。从该碑的图像与文字比例看，显然图像占据了整个碑的大部分面积，文字仅占据碑的正面下部一小部分面积。从画像内容看，碑的正面下半部分的男女像和跪地女像应该表达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上半部分一只较大的展翅欲飞的朱雀应该是表达灵魂升仙过程。碑的背面上部的伏羲、女娲、蟾蜍形象应该是象征着仙界；下部的朱雀、玄武、牛首、鹿、圭、璧、璜和两边的龙、虎形象，应该是表达驱邪避祸、祈福纳祥等思想观念。不难看出正面、背面和侧面图像刻画出了一幅现实生活——死后灵魂升天——仙界——吉祥如意等完整画面，这种完整的图像表达在画像石上也是常见的图像范式，因此这通石碑与其说是画像墓碑，不如说是画像石。《朐忍令景君碑》(图8)碑额正中间雕刻一妇人半开门露出半个身体，两边雕刻朱雀与玉兔，碑两侧雕刻青龙、白虎，碑正面文字四周雕刻云气纹。朱雀、玉兔、青龙、白虎和云气纹这些艺术形象在画像石上可谓比比皆是。尤其是妇人作半开门状图像，在不少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都有类似画像，这类画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启门图’，在川渝地区发现的数量很多，计有22处，另在鲁苏地区也有3处发现”。“这是汉代画像中一类十分重要的题材，它不但可以揭示出墓主人希望升仙的愿望，还能勾勒出汉代人们想象和实践中的某种升仙程式”[12]。关于《梧台里石社碑》和《郭泰碑》的画像，傅惜华等认为前者碑阳面画像题材为“人事类建筑装饰之属”，碑阴画像题材为“神话类神仙灵异之属”。后者原石左部画像题材为“人事类渔猎之属”，右部画像题材为“人事类百戏之属”[13]，实际上这些画像题材内容在汉代画像石上都是极为常见的。

图7 《王孝渊碑》(局部)

图8 《朐忍令景君碑》

其次，从书法角度看，虽然表中所列的各碑篆、隶碑额与隶书碑文书法水平高低不一，但它们都是两汉篆、隶书法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特别是《西汉麃孝禹碑》《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和《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等隶书书写水平都可谓汉代碑刻书法中的经典之作。同样，虽然画像石是以图像为主，但在不少出土画像石上也有不少篆、隶书文字，参差不齐的书写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汉代篆、隶书法发展脉络，其中特别是《许阿曲墓》(图9)、《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等不少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雕刻的隶书也都堪称汉隶经典。因此，汉代画像石碑和画像石的篆、隶书写水平都可以作为两汉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镜像。尤其是两者文字设计的功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汉代画像石碑是汉代墓碑的一种，其主要功能也是通过文字手段为墓主人歌功颂德、记事或生者对死者表达哀思怀念等，文字是主要的视觉元素。画像石碑上的题榜文字设计的目的也是既有着标示人物、车马、墓室等名称、官阶等作用，也有着图像解读、歌功颂德和表达哀思等功能。

图9 《许阿曲墓》

再次，从题榜形式看，汉代画像石上的榜题文字较简短，一般铭刻于画像中，用以标示人物、车马、建筑物等名称、官阶等。题记文字较多，一般位于画像之外，用以记述死者生前事迹、画像石制作缘起与过程和对图像内容的解读等。而表中列举的《西汉麃孝禹碑》“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成里麃孝禹”[注]据文献记载，汉代山东平邑，西汉县，属代境，此有麃氏族。 名孝禹不可考，或即麃邑公之后裔等。参见彭兴林：《中国历代名碑释要》(上)，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9-30页。、《汉故黄君之碑》碑额“汉故黄君之碑”、《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额“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梧台里石社碑》碑额“梧台里石社碑”(图10)、《白石神君碑》碑额“白石神君碑”、《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碑额“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和《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碑首“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虽然是汉碑的一般制作方式，有着认知、点题的作用，但它也是一种榜题形式。表中列举的除《梧台里石社碑》外的各碑碑文内容大都是记载、追述死者生前事迹或歌功颂德等而作的，这实际上是题记，所以它们与画像石的题榜形式是相似的，将汉代画像石碑列入汉代画像石范围也是合适的。

图10 《梧台里石社碑》碑额

综上所述，表中列举的有些汉代画像石碑的真伪与年代等问题的不同讨论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表现。汉代画像石碑是汉代墓碑之一种，其材料、制作工艺、丧葬性质和作为碑文与图像载体、信息传播的媒介等功能方面与其他汉代墓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汉代画像石碑上既铭刻文字也雕刻有图像。虽然画像石碑上雕刻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人物、云纹装饰等都较简单，但它们既体现出了汉代墓碑的一般装饰程式化特征，也是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图像题材、艺术形象；虽然汉代画像石碑以文字为主，汉代画像石图像是主要部分，但两者的性质、功能等基本是一致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汉代画像石碑列入汉代画像石范围是合适的，而且也可以扩大汉代画像石研究范围，能进一步窥探出两汉时期丧葬文化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