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雨中的裱糊匠

于嗣立

书 名：《张居正大传》

作 者：朱东润

I S B N：978-7-5596-4333-9

装 帧：精装

页 数：408页

定 价：59.8元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世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一直都有褒有贬，但打破狭隘的愚忠思想从朝代更迭的维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确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他执掌朝政之前数十年，明朝的政局颇为混乱；在他执掌朝政之后的数十年中，朝政亦是混乱乃至衰亡，唯有隆庆六年（1572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这一段时间内，尚算得清明，甚至可以说焕发了一种别样的生机，但这一切都伴随着他的离世而熄灭了。

这样的人物特殊性以及对时代的重要性，正是朱东润先生将张居正作为传主的主要原因。为了这个人物抉择朱东润先生还曾痛苦地纠结过，这一点在该书的序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尽管这本书创作之际仍处于战乱年代，但作者并没有依着凭空想象去臆断史实，而是靠着当时并不丰富的藏书，以《张文忠公全集》为底本，钩沉史海，向我们呈现了一位有血有肉、以自身行动为明朝增添生机却又未被神化或污名化的张居正。

本书开篇从宋朝临安陷落讲起，简略地向我们描述了一条汉人王朝衰落——兴起——复又衰落的曲线，这个曲线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成祖朱棣北伐以及仁宣之治为顶点，以土木堡之变、宁王宸濠造反为低谷。张居正恰是在这个低谷后那看似太平盛世、实则已经朽象尽显的时代出生的。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成了庶吉士，这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但他并沒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进入朝堂便风生水起、乘风直上，而是在学习、蛰伏中汲取养分。这一阶段直至居正掌权，正是内阁首辅权力逐步加大渐至顶峰的时候，严嵩、徐阶、高拱，也无一不成为那时明廷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这并不是说居正在这段时日内只顾埋头苦学，从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奏疏中我们能看到，他已经开始琢磨其时明廷的弊病，并意图着手去改善它。在奏疏中，居正指出了宗室骄恣、庶官疾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五点臃肿痿痹之病以及一点血气壅閼（yōng è）之病。有没有道理呢？有，但未能完全点明要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指出的“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或许才为明朝最大的弊病之所在，这一点在崇祯一朝体现得最为明显。有的人会说，皇室宗亲才能有几个人，能耗费多少钱财。明太祖朱元璋共有26子、16女，除懿文太子外，其余子都被封王，这是第一代。而第二代，除王的嫡长子会袭承王位外，其余并非成为平民，而会被封为郡王，这样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外，更多了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宗藩。王和郡王的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的丈夫是驸马，郡主以及乡君的丈夫是仪宾。这一干人等都有岁禄，从王的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的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的岁禄，就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数额了。而在宗室媵妾毫无限制，且为多子多福的思想影响的时期，宗藩更是毫无节制地繁衍，《明史》中就曾记载晋府庆成王朱奇浈便有子七十人（《皇明盛事述》记为百子）。“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以此观之，宗藩禄廪方为明朝的最大弊端。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在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奏定宗藩事例时才略有改善。但这一阶段，居正没有看到改善的希望，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压抑着他的志向，及至让他生出了避祸归隐的想法。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辞归江陵，在诗与酒中消磨着自己的岁月。但心中的志向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并不允许他在平淡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重返京城，继续在政治的高压中蛰伏，眼看着严嵩、徐阶、高拱这三位起高楼、楼塌了。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入内阁，这一年正逢俺答入寇，整个北京陷入一片战争的恐慌，蓟辽、宣大防务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于是乎，隆庆二年（1568年），抗倭名将戚继光调赴蓟州，在带给北境安宁的同时，也为张居正的身后事增添了一丝阴霾。

时间在内阁的斗争中很快过去，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尚算得年轻的明穆宗逝世。这数年间，在端拱无为的穆宗带领下，并无什么太大的事端，只留下不足10岁的神宗以及愈加纷杂的身后事。穆宗逝世至神宗即位之间的事暂且不表，我们只言说那一年的六月间，张居正正式成了大明朝的内阁首辅。从此刻起，直至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为止，整整的十年当中，他逐渐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张首辅上任后第一次发表的大政方针，就是“遵守成宪”。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张居正同王安石的不同，同为“神宗”朝，同为改革家，宋神宗时的王安石，显得很激进，总是寻求“改制、创制”；可明神宗时的张居正就不同了，他清楚当下朝廷的弊端，也清楚自己将面临的阻力，因此他并未急于大展身手，而是先将尚算得完善的“成宪”落实。这是他前数十年的蛰伏培养出的耐心，也是他从众多前辈们身上汲取的教训。但张居正终归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开始着手了。

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内阁上疏请随时考成，这一篇《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起到了效果，获得了神宗的认可：“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张居正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现下的朝廷窘境并不是由于政治机构的缺乏所导致的，亦不是由于法令章程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因此他并不增添多余的机构或法令，只要求考成：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而把无须考察的项目去掉后再造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这样的3本账簿就像一条赶在官员们身后的鞭子，实现了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意图，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张居正还切实地着眼于百姓，整顿驿递。当时的首都与地方的交通多靠驿站来实现，驿站需要马、驴、船只、草料、马夫、船夫，这些都从哪里来呢？民间。最初时，夫役还能享有免粮的特权，可后来连这样的特权也被取消了，加之驿递堪合（类似于通行证）的滥用，交通线附近的人民实质上成了国家以及官员们的奴隶。张居正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着手整顿规范了驿递的使用以及堪合的发放、收缴。至于推广一条鞭法、清丈田亩、治河以及整顿边务亦没能少得了张居正的身影，他竟以这些举措在明朝中后期开辟了一段较清明的时节。

除开政务工作外，张居正还负责了明神宗的教育工作，令人印象较深的是張居正曾进《历代帝鉴图说》与神宗，该图说共两册，“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我们应当肯定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于一个年幼孩子的效果，但可惜的是，有时人之性格的养成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说教。我们可以看到似有一种偏执与暴戾的性格特点流传于明朝皇族的血脉之中，张居正在神宗面前日益威严的帝师形象更是加剧了这样的性格特点，张居正在世时明神宗有多依赖他，其逝后遭遇的反弹就有多么的剧烈。这也许是张居正身后悲剧的根源所在。

对于张居正未奔丧、守制这一件事，是最为人所诟病之处，许多人也据此指责其贪恋权位。我们不否认其对于权力的渴望，但也应当看到在忠孝思想治国下皇帝挽留的影响力以及张居正内心的苦痛纠结。

无论如何，张居正终究是逝去了，其不仅带给了明朝60年许的生机，也带给了后人毁家之祸，独留些许文字，以供后人评说。

（编辑 汪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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