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

江永红

大战、大灾、大疫，是世界上三大“人口收割机”。发生一次，死者少则数万，多则干百万。这里且不说大战和大灾，只说大疫。在占汉语中，大疫与瘟疫是同义词，并非鼠疫的专指，而是泛指烈性传染病。

有人统计，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约留下1700余次发生大疫的记录，也就是说，平均两三年就发生一次。每次发生，正史的记载大都只有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大疾疫”等几个字，但数以万计的生命都随着这几个字没了！

汉代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疫疠，干户灭门。”笔者是吃文字饭的，随手拈出两个与文学相关的例子。第一个，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瘟疫，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绘其惨状曰：“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阖门而殪”就是全家都没了，“覆族而丧”就是全族死光光。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死于建安瘟疫。第二个例子，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北宋首都开封发生瘟疫，城内冥钱蔽天，哭声动地，死者数以十万计。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在《传家集》中记录了当时的惨景，写了《七哀诗》来悼念他的七位友人，其中有三位是《宋史》上有传的著名诗人——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死于这场大疫。

历史上有的政权的灭亡也与大疫有关。明朝灭亡当然首先在于自身的腐败，但饥荒与瘟疫又加速了它灭亡的步伐。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年间京城大疫，“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统治的汴京（今开封），金屈膝求和，刚解除戒严，就是一场大疫。据《金史·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加上病的，哪还有人上阵杀敌？所以，次年金就彻底投降了。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素称富庶，但在『日社会也深受瘟疫之苦。当地把发鸡瘟叫“走鸡症”，把人瘟疫叫“走人症”。父亲告诉我，有一年“走人症”，全家都病倒了，爷爷见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死绝了，以为难逃这一劫，便把家里养的几只鸡全杀掉，炖了一锅，准备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后再死，谁知平时闻着香的鸡汤，这时却一闻就令人作呕，最后一锅鸡都倒到厕所里了。也许本家血脉不该绝，最后全家靠运气扛了过来。这次“走人症”究竟是什么病？他说不清。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走人症”，指的是不明病因的瘟疫，是不包括天花在内的，因为天花虽然曾经是死人最多的烈性传染病，但病因清楚，侥幸不死的大多会给人留下一脸麻子。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一半家庭中都有麻子，有的甚至是一屋麻子，父母子女都是麻子。那时候，在我家乡一带，一是麻子多，二是瘸子多。腿不是因为外伤而致残，而是因患了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兒麻痹症。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如果你出门上趟街，一般都会看到瘸子，有时还不止见到一个。

然而，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很少有人变麻子了，也很少见到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变成的瘸子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技术战线的科学工作者们同卫生防疫战线的同仁们一起，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国家卫健委的权威发布：从1978-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

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寿命由解放初期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初期千分之200下降到2018年的千分之6.1。

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点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是在1977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6年。我国从1994年9月后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比世卫组织预定的消除脊灰的时间大大提前。

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首先要明白一个大前提，就是上述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是持之以恒地实施计划免疫的结果。那么，在驱“瘟神”的战斗中，做具体工作的是哪些人呢？笼统地说，是广大卫生工作者，尤其是免疫和防疫工作者。而没有免疫手段，防疫就是一句空话。免疫手段是关键，而疫苗等生物制品是所有免疫手段中的“王牌”。从事疫苗研制的微生物学家和疫苗专家是这一“王牌”的铸造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向他们表达应该得到的尊敬。

摘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