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足停留

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锢在轮椅上，下半身已经瘫痪。从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成了严酷的考验。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车岁月结束了。“我的病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他写道，“我意识到自己从此再也不能乘火车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妈妈考虑把骨灰撒在两个地方：拉特兰和缪伦。但他们担心，我们也许会卖掉拉特兰的房子，毕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经把他的偏好公之于众。“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他写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火车对爸爸来说是一切的解毒剂，正如他认为火车对我们也意味着如此。“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我们就忘记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铁路，他就忘记了如何独自生活。“当然，我本应该孤独地体验铁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曾这样推测。

爸爸沉溺于虚构的缪伦和虚构的拉特兰，如此他违反了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即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的历史。检视它们的过去，我们会发现缪伦成了一处优美的监狱，拉特兰成了她前身的阴影。如果这些小镇及其火车没有任何历史，那么它们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怀旧之情主宰了美国大选，这可能是一个简单但有用的提醒：拒绝承认某地的历史会招致对此地现状的错误观点。）

我父亲把拉特兰和缪伦视作免疫于历史潮流的地点，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写到过这两地。这个决定不是纯粹而简单的否认，也不是一种道德矛盾。对爸爸来说，历史是一项鉴别性的技艺，其中必须有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而在现代欧洲的宏大图景中，缪伦或拉特兰看起来似乎毫无问题。“那里甚至没有过不对劲。”他写道。

但是，我觉得爸爸這一拒绝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的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

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爸爸是如何发现了这两个小镇，它们远隔重洋，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的所爱——火车与它们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能地转向档案。这种本能来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兰和缪伦这两个原始的迷思，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