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医学发展，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健康安全新挑战——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

文图/《中国当代医药》主笔 潘 锋

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国家癌症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20年CSCO 学术年会”，9月19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精准诊治，携手共赢”。来自全国临床肿瘤学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踊跃参会，分享和交流肿瘤诊疗热点和最新成果。大会主席、CSCO 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院士从党建工作、 会员发展、学术活动等多个角度，全面介绍了本届CSCO 理事会的工作并展望了未来CSCO 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健康中国发展”的主题报告，詹启敏院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治理体系、公共应急体系、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等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给全球公共健康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健康对于安全、民生和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高水平医学发展将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健康安全新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球健康安全风险加剧

詹启敏院士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波及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9月17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30 359 092例，死亡946 954 例，新冠肺炎给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健康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病毒没有国界，人类休戚与共，如何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既是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检验，更是对各国健康治理能力、医学发展水平和医学教育质量的一次考验。

詹启敏院士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使疫情得到迅速遏制，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疫信心，为国际上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今年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不顾自身安危，逆行向前，挺身而出驰援武汉和湖北，特别是临危受命毅然挂帅出征的84 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的事迹感人至深。中国广大科研工作者围绕疫情防控与病患救治的一线临床需求，在病毒检测、应急防控与临床救治、流行病学、疫苗与治疗药物、政策研究等方向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给***总书记写信，表达了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抗疫到底决心，彰显了青春蓬勃力量，交出了新一代青年的合格答卷。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实施的一系列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决策的科学化，体现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协同。

詹启敏院士指出，20 世纪以来以全球健康安全为核心的生物安全风险逐渐加剧，以传染病为主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全球大瘟疫多次发生，包括横扫欧洲的被称为“瘟疫之王”的黑死病，灭绝印第安人的“元凶”天花，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暴发力最强的瘟疫，霍乱七次在世界范围大流行，波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进入21世纪，SARS 成为首个全球蔓延的瘟疫，此后流感、MERS、寨卡、埃博拉危机不断，而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已超过艾滋病、自杀和疟疾等。

詹启敏院士介绍，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全球195 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6年间医疗可及性和质量（HAQ）变迁情况和最新排行榜，中国位列第48 名，中国是全球进步最大的5 个国家之一。但《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发布的各国传染病准备与应对能力排名显示，没有一个国家对流行病和疫情做好了万全准备。

詹启敏院士做学术报告

詹启敏院士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了经济全球化，也包括了人类健康共同体，要从安全、疾病、环境、科技、政治等多个维度去认识全球健康安全。当前以全球健康安全为核心的生物安全风险加剧，以传染病为主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断，日益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慢性病治疗时间长，经济社会负担重，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已占全球总死亡的71%，占中国总死亡的8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罹患多种慢性病的趋势显著增加，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易感人群也多为慢性病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因此在聚焦突发新发传染病的同时丝毫不能淡忘了对重大慢性病的防控。

医学与健康地位凸显

詹启敏院士说，我国目前既面临着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卫生和健康问题，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卫生和健康问题。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的不断变化，当前我国居民健康呈现多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近年来出现的“ONE Health”理念的核心是强调要关注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关联性，强调从“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的整体视角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通过多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协同合作，统一收集分析人类、动物、环境的综合信息而构建起传染病综合防控网络，实现对新发传染病的及时预警、有效防控，从而提高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詹启敏院士说，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示。首先是人畜共患疾病传播问题，来源于动物并感染人类的传染病是来自新发传染病的重大威胁，已成为各国公共卫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有研究发现，从哺乳动物到人类“病毒溢出”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当人类活动如滥砍滥伐、土地开发等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甚至威胁到野生动物生命时，病毒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风险最高。包括猫、狗、猪、牛、马、羊在内的已被驯化的哺乳动物，携带有50%可传播给人类的病毒，啮齿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也有很高比例的人畜共患疾病。第二是疫情可能阻滞人类发展总体进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通过全球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可能在今年出现衰退，这也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首次衰退。

詹启敏院士强调，当今中国是医学和健康事业发展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健康中国的蓝图是美好的，目标是伟大的，路径是清晰的，同时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事业面临重大挑战也是艰巨的。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必须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和全球健康安全。健康对于安全、 民生和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从国家安全、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再次认识卫生和健康事业的重要性，认识“健康中国”在实现全面健康和全面小康上的重大意义。疫情有助于人们塑造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健康消费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健康产业发展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詹启敏院士说，生命科学和医学正在趋向国家科技体系的核心领域，生命科学与医学科技创新的崛起及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跃升。生命科学与医学科技创新水平已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这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再到生物时代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其主体是医学与健康，其目标也是医学与健康，如果医学医疗不强就建不成科技强国，医学可以强国，医学可以救国。当前全球与健康相关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2018年美国出台的一份拟对华出口管制的生物医学技术清单中包括了生物技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定位导航等，其中生物医学相关技术包括纳米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和基因工程、神经技术、分子机器人、3D 打印、脑机接口、生物材料等。

詹启敏院士强调，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成果，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要重视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技术装备瓶颈，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医学发展推动社会治理

詹启敏院士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调整，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全球健康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卫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卫生安全和卫生发展成为各国急需面对和解决的主要议题，寻求全球通力合作的解决方法显得尤其迫切。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新发突发传染病或慢性病没有国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军作战，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全球化不会逆转，共筑人类健康共同体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各国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向好，但全球疫情正处于大流行阶段，世界各国需要深度治理合作，密切交流，深化医学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取得全球抗疫的最后胜利。

“高水平医学发展为社会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詹启敏院士说。

詹启敏院士建议，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新时代的医学使命，强调认识生命、促进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四大使命并重，强调坚持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全链条有机融通，强调坚持科学兴趣驱动和战略需求驱动相结合的创新范式，强调“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供给路径、国家需求牵引的攻关创新路径”的新型双引擎创新强国路径。

詹启敏院士强调，“医学力量”是促进健康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医学越来越成为维护公众生命和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医学相关体系融合是保障，医学科技创新是核心，人才队伍培养是基础，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目标。当前从机构、人员、经费来看，我国公共卫生与疾控体系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相对地位出现下滑，急需促进公共卫生体系与国家应急体系和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促进临床医疗体系与疾病防控体系的深度融合，加强生物技术、数字技术与医学实践的结合。

詹启敏院士认为，疫情期间的社交疏远措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由于疫情很多医院的门诊、手术等服务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远程医疗服务量激增，“互联网+医疗”这一新型科技健康服务业态和公共健康保障模式有望发展成为医患交流和医疗服务的新常态，并为催生个人健康服务新业态提供了重要契机。“互联网+医疗”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是解决未来我国医疗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互联网+医疗”在新冠肺炎疫情监测分析、 防控救治、病毒溯源、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也必将在未来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等公共健康保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詹启敏院士指出，科技创新是医学研究的核心，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们相关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弱点。因此需要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疫情设立“预防性研究”科研机制，疫情发生时通过顶层设计，开展与疫情临床救治并行的相关科学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卫生与应急医学研究体系建设，探索国家实验室、创新研究基地等国家力量建设方案。医学发展的路径是“医学+X”理念，X是指理学、光学、电子、大数据、生物信息、纳米技术、材料、工学，“医学+X” 旨在促进交叉型医学创新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詹启敏院士建议，进一步加强医学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平衡。发达国家资助临床研究经费占比逐年提升，与基础研究基本形成了1∶1的格局，而我国医学基础研究经费不足，资助的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缺乏基础研究制高点。我国临床研究经费更加不足，目前没有专门资助大型临床研究的科学计划；临床研究队伍科学水平有待提高，样本库和病历资源等临床资源的质量和共享水平都有待提高。

人才培养是基础

詹启敏院士说，通过此次疫情全社会进一步凝聚了共识，医务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是守卫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卫士，应形成全社会尊医重卫，崇尚医疗健康行业，共建健康中国的良好氛围。未来更需要围绕实施全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等国家需求，加快“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转变。

詹启敏院士强调，医学教育要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加快推进医学教育均质化、精英化和复合型培养进程，强调以规范化培训为核心环节并逐步与学位并轨。要构建新型公共卫生人才和短缺人才培养体系，从历次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来看公共卫生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领域，公共卫生与经济、社会、 法律等各个领域都密切相关，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需要加强适应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需求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不断深化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医学教育要强化医学人文和立德树人，医学人文是当代医学教育的重点内容，要将人文素养和医德教育贯穿于整个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在6月29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医学部2020年毕业典礼” 上詹启敏院士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面对日新月异的医学发展，面对医学领域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单一学科的方法已经无法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生命组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全科医学、临床医学、医学人文等的通力协作是大势所趋，发挥跨学科交叉优势，加强学科间交流与合作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应对现代医学发展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

詹启敏院士寄语同学们说，医者有两只“翅膀”，一是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二是厚重的人文情怀。同学们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理应铸理想、练本领、强担当，争做堪当大任的新一代，将个人奋斗融入新时代发展的潮流中，让青春之花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绚丽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