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病毒流行规律，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潘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4月22日在日内瓦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新冠病毒的病原学研究最新进展。中华医学会病毒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舒跃龙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病毒突变是其自然特性，符合正常流行病学规律，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充满挑战，世界各国要团结起来采用各种防控措施来降低流行高峰，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加快疫苗和药物研发。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加强我国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国内外疫情防控充满挑战

舒跃龙教授说，流行病学通常用几个名词来描述疫情程度，一是暴发疫情，暴发疫情通常是指疫情在某个地方突然增加超出预期，或者在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地方被发现，暴发疫情往往仅限于相对较小的地区，如2010年海地地震后的霍乱疫情等。二是流行性疾病，通常是指暴发疫情分布在更大的地理区域，如2014年Zika病毒在巴西开始流行，后扩散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大部分地区;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疫情规模大被认为是流行性疾病。三是大流行，全球流行的流行性疾病就是大流行，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感染，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此后又发生过几次流感大流行，包括1957年的H2N2、1968年的H3N2以及2009年的H1N1。新冠病毒疫情符合大流行的定义，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不容乐观，疫情防控充满了挑战。

舒跃龙教授说，尽管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但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传播蔓延，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如何防控境外输入病例已成为今后我国成功防控疫情的关键。在4月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强调，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根据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输入疫情防控需要国家卫健委已派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当地，派出人员包括管理和感染、重症、呼吸等医疗专家，以及卫生应急、传染病控制、实验室检测等公共卫生专家。目前，他们正在会同当地做好防控和救治工作，严控疫情蔓延。国家卫健委将视疫情形势根据需要及时调派力量，支援相关地方开展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舒跃龙教授强调，为降低国内风险加大入境管理是关键，要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健康检测，发烧37.3℃以上者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时应借鉴国内精准防控的策略對国外不同地区开展实时风险评估，划分高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对高风险地区入境者必须实施为期14天的居家或者集中医学观察;对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员可通过社区管理，要求其在中国国内停留期间（14天）电话每日报告健康状况;对发现的每一个入境病例要按照国内疫情防控同样的策略实施防控，包括追踪每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对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等。

舒跃龙教授说，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效和积累的经验理应与世界分享，助力全球抗击疫情，这不仅体现了大国担当，也可进一步降低对我国的输入疫情风险。舒跃龙教授建议，通过网络会议等多种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并为他们提供诊断试剂等力所能及的帮助;派出技术队伍支援疫情严重国家;建立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等世界主要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组织的科研合作，联合攻关加强针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发。

科学认知病毒突变

舒跃龙教授说，病毒突变是其自然特性，符合正常流行病学规律，尤其是RNA病毒由于其复制过程没有校正机制，突变更是常见的现象，冠状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也不会例外。新型冠状病毒从被发现至今在国际基因序列共享数据平台GISAID上，共有30个国家的113个研究机构共享了345株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多个研究团队对病毒变异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在约30 000个碱基的病毒基因组中，目前整体突变程度较低，未发生重组现象。

舒跃龙教授介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陆剑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崔杰课题组合作，根据新冠病毒基因组8782位的T-C突变（同义突变），和28144位的C-T（非同义突变）的两个突变位点高度连锁，将病毒分为L和S两个类型，并且认为S型与蝙蝠冠状病毒在进化树上更接近，可能为祖先类型，L型则可能由S型演化而来，但这仅仅是基于目前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另外作者认为，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作为祖先型的S型几乎完全被L型取代，但随着时间推移S型又逐渐上升，因此推测L型可能传播能力更强，复制速度更快，潜伏期更短，因而早期会在人群中快速扩张。但随着医疗和隔离措施的加强，L型的负选择压力增大，S型频率逐渐上升，这种推测尚需要更多的动物实验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L型还是S型都不是在人群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疫情发生时候就已经存在。

另外一篇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程根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谭文杰等合作完成的研究证实，根据同样的分子标记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分为G1和G2两个遗传亚群共流行，最早的G1株2020年1月5日在武汉被分离出来，最早的G2株2019年12月24日在武汉被分离出来，两个基因群在同一城市的存在表明了共流行，并且这两组毒株都已传播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没有发现传播力存在差别。舒跃龙教授说，正如耶鲁大学流行病学专家Nathan D. Grubaugh等在Nature Microbiology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病毒突变符合正常流行病学规律，不应该引起恐慌。不同研究团队根据对共享的病毒基因序列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可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但对研究结果的解读要结合临床、流行病和病原学数据综合评判。

舒跃龙教授介绍，病毒的传播有几种可能：一是病毒只在人群中流行但毒力减弱，只引起人群普通感冒症状，类似于人群中流行的229E和OC43等冠状病毒。二是冬天卷土重来，致病力和传播力没有明显改变，但随着人群群体免疫水平的升高疫情逐步减弱，对人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小，随着疫苗的研发成功，通过接种疫苗降低有利于疾病负担甚至控制流行。三是病毒不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可以跨种传播到其他动物，因为从物种ACE2受体分布情况来看多种动物都可以表达ACE2受体，包括非人灵长类动物、雪貂、猪和猫等，因此不排除病毒传播到其他动物从而演化成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病长期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可能，应加强对动物中新冠病毒的监测。

舒跃龙教授说，有观点认为病毒会在夏天消失，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对2003年SARS疫情表面现象的理解，在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疫情结束后，SARS病毒也没有再出现。2003年发生SARS疫情时全球特别是中国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迅速发现和隔离病例，追踪每个病例的密接人群并进行隔离和医学观察等，成功防控住了SARS疫情。气温的上升可能会对病毒在自然条件下的存活产生一定影响，如在温带地区每年夏季流感活动很低就是证明，因此可以推测夏天气温上升可能会降低疫情的流行强度，但病毒不太可能自然消失。

舒跃龙教授介绍，导致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同SARS病毒都属于同一类病毒，有一些相似点，如基因同源性较高，使用相同的细胞受体ACE2，原始自然宿主都有可能是蝙蝠等。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60～140 nm。其基因特征与SARS-CoV和MERS-CoV有明显区别。目前研究显示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达85%以上。体外分离培养时新型冠状病毒96个小时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发现，而在Vero E6和Huh-7细胞系中分离培养需约6天。对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SARS-CoV和MERS-CoV的研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 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但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舒跃龙教授说，新冠病毒同SARS病毒两者间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新冠病毒的临床表现与SARS病毒不同，SARS患者主要表现为重症因此很容易被发现，但新冠肺炎临床表现多样，从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无肺炎、肺炎到重症肺炎，危重症患者表现为全身多脏器损害等，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这也增加了发现传染源的难度。SARS疫情主要由医院感染和一些超级传播者所导致，很容易实施围堵策略;但新冠病毒已在全球多地出现了广泛的社区传播，增加了围堵策略实施的难度，再加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不同，很难达成统一的防控策略，因此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难以避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应该团结起来，通过各种防控措施延缓病毒流行，降低流行高峰，从而减少对医疗系统的冲击，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加快疫苗和药物研发，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技术手段。

加强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建设

舒跃龙教授介绍，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主要由应急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组成，应急管理体系包括各级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总体规划预案的编制，组织指挥防控策略的实施等。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全国疾控系统、临床医院、科研单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院校、全国检验检疫系统，以及生产诊断试剂、疫苗、药物以及消毒剤等防控产品的企业，其主要职责是为疫情防控提供策略建议和技术支撑，在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具体落实实施。舒跃龙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建设整体薄弱，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必须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尽快改革，但不能把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简单化为全国疾病预防系统的改革。

针对应对突发传染病加强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建设，舒跃龙教授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赋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大的防疫权力。全国疾控系统是公共卫生防控技术体系的主力军，对其能力的提高是重中之重，建议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为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实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各省疾控中心的直管，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强化疫情防控应急能力;强化各地疾控中心防疫执法权;同时还要加大对全国疾控系统的投入，工作人员采用公务员编制，保障工作经费，主要考核指标由考核科研论文转变为考核疫情防控能力。

二是通过立法将以不明原因肺炎等重大症状监测信息纳入直报系统。目前由于要求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信息报告仅来自于前卫生部下发的一个监测方案，导致约束性不够，相关医院或者疾控中心早期没有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及时通过信息系统上报，或许是意识不够或许是业务不熟，可能违规但不违法。因此应将对不明原因肺炎信息的上报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实时上报，并在此基础上可扩展到其他特别重要临床症状监测如聚集性不明原因出血等。进一步改进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体系，将这一体系直接与医院HIS系统对接，减少中转环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上报率和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同时，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一线医务人员特别是发热门诊、急诊科和呼吸科等高风险科室医务人员的传染病防患意识和防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治”能力建设，努力实现将突发疫情控制在萌牙状态。

三是建立国家统一的传染病监测与应急信息数据共享中心。目前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的不同成员单位国家管理机制是条块分割，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全国传染病监测与应急信息共享平台，立法确保成员单位的信息及时上报至国家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为新发传染病预测预警提供基础数据和科技支撑。建立突发病情防控产品研发和储备长效机制，设立专项用于长期支持一批企业长期从事有潜在风险的新发传染病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等防控产品的研发，制定防控产品储备机制，确保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有产品可用于临床治疗和疫情防控。提高医院系统救治新發传染病能力和水平，按照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各地在现有传染病医院基础上增加传染病救治床位数、设备和医务人员配置，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同时加大综合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的建设，最终形成以传染病医院为中心各大综合性医院为支撑的立体救治体系。

四是建立多部门合作、多学科交叉的国家公共卫生防疫研究体系，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工作;落实建立科研资助长效机制，形成真正有实力的“首席科学家”制度;长期支持一批团队开展深入系统研究，特别是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建立的全国病原谱监测网络要给予稳定支持;抓紧落实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制定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5年）》，以此为基础分片区建立国家生物安全研究院，主要开展生物安全研究，开展关键核心防控技术和产品包括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等研发;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的人才队伍。

舒跃龙教授强调，要不断提高国门防控能力，按照“既防于内，又防于外”的思路加大对检验检疫系统设备、人员和经费投入，确保类似疫情在境外发生时有能力进行狙击。加强国家专家库和智库建设，确保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够组织全国相关专家共同研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学者集体智慧，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科学的决策建议。

专家简介

舒跃龙，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病毒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长期从事动物流感跨种传播及致病机制研究，流感病毒的分子进化研究，流感新型疫苗及诊断方法研究，新发传染病病原学研究等。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等，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际国内科研课题2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