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辨体论治”对王琦教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浅析

●陈国良 李董男 聂多锐 张凡

基于“辨体论治”对王琦教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浅析

●陈国良 李董男 聂多锐 张凡

中医体质创始人王琦教授于2005年提出了“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这一新兴诊疗模式是以体质、疾病、证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在“体病相关”和“体质可调”理论为依据下，以辨体论治为核心的新型临床诊疗体系。它根源于传统理论，运用于临床实际，是将体质研究成果切入临床应用的新的思维模式，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显著的临床疗效。

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辨体论治；理论渊源

1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提出

“体”即体质，是机体因为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素质特征。体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说，病和证都是以体质为基础并以其为转机的。中医治病，常以患者的体质情况作为立法处方的重要依据[1]。中医体质学的创始人—王琦教授基于前人对体质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2]并相继于1982年主编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995年主编出版了《中医体质学》，完成了中医体质理论由学说到学科门类的转变。王琦教授十分重视中医体质学的临床应用,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建立了“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它根源于传统理论，运用于临床实际，是将体质研究成果切入临床应用的新的思维模式，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显著的临床疗效。[3]。

2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理论渊源

2.1 体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基石

体质是“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坚实的基石。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一词首见于清代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但是在此之前《灵枢·论痛》中就有了“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的说法。说明《内经》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也提出了机体的体质有强弱不同,其分类为“平人”、“强人”、“瘦人”及“老小”[4]。

在体质与发病方面《内经》认为，疾病的发生，虽与感受病邪相关，但与机体体质更为密切，《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体正气不足是机体发病的主导因素,而体质正是反映人体的正气盛衰偏颇,因此人体体质的强弱决定着邪气能否致病,即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北宋庞安时也认识到体质与疾病的发生相关。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第一绪论》中指出,同感“寒毒”，“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矣”[5]，指出体质盛衰与是否与发病密切关联。

2.2 辨体——“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核心

“辨体”是“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核心。“辨体”就是辨体论治。辨体论治的思想起源于《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指出∶“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强调了辨体质形态是论治施方用药的前提,可见观察人体的强弱、胖瘦和皮肤形态以了解病情，是诊断之大法。

辨体论治在《伤寒杂病论》中得以于临床中应用,《伤寒杂病论》认为∶体质有异，故临证所施治法需有不同。如“汗法”的运用，即因体质的不同，有峻汗、微汗、解肌等相应不同的方法治疗，“下法”的运用，同样因个体体质之差有峻下、缓下、润下等差别。后世医家在不同时代，根据其自身临床体会，将《内经》及《伤寒杂病论》的辨体思想逐步在临床中运用和深化，但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发展。“辨体论治”在章楠的《医门棒喝》[6]中才明确提出，“治病之，首当察人体质之阴阳强弱”，经辨体“而后方能调之使安”，章楠认为“病因证状虽同,而察质强弱不同,则治法自殊”,因此得出结论∶“此所以一药可以治众病,一病又不可拘一药治之也。”

在前人的启发及自身对体质学说的剖析下，王琦教授基于对“辨体论治”思想的研究和临床运用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这一新兴诊疗模式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显著的临床疗效，将“辨体论治”的思想真正运用到临床上。

3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临证举要

王琦教授在中医体质学说的影响下，在临床诊疗疾病过程中，强调重视体质因素，注意实施辨体论治，着力推行“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诊病时首先辨体，治疗上注重调体，处方用药力求与体、病、证相符。当体质与病证类型相合时，或治病兼以调体，或治病先予调体；单见体质偏颇，而有发病倾向者，调体以防病；特殊疾病无证可辨者则以调体为主。对许多疾病的诊疗从体质入手，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不仅拓宽了临床思路，而且在治疗上也取得了显著疗效。

3.1 辨体当先，辨证须辨体

王琦教授临床诊病，以辨体为先，认为“体质是病、证产生的背景”,王琦教授强调，体质与证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在层次上有不同差异，故体质应需加以辨识，诊疗时要时刻不忘辨体质。体质受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及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其形成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其转变相对缓慢。证候是机体对致病因素作出的反应，以及受治疗的影响所形成的阶段性的现象，易受外界因素作用而产生转变。证候产生的基础是体质，证候的性质受体质影响。因而王琦教授在临床诊疗时，辨体当先，识证时须先辨体。

3.2 体病相关,治病先调体

王琦教授认为，体病是相关的，体质是可调的。许多特定疾病的产生与具有各自不同遗传背景的不同个体的体质有密切关系；体质状态是正气强弱的反应，决定着疾病是否发生。体质察成于先天，亦关系于后天。体质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每一个体的生命过程中，由于受环境、精神、营养、锻炼、疾病等诸多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体质可以发生变化，因此体质不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还具有动态的可变性。王琦教授根据这点总结出了“体病相关,治病先调体”的观点，在治疗一些疾病中通过先调理偏颇体质，提高病人自身正气，达到了治疗前期的预判。

3.3 体质可调,治病兼调体

王琦教授认为，在辨证用药的同时，兼顾体质调整，不仅可以提高治疗疾病的疗效，还对防止疾病的复发具有重要意义。王琦教授在临床诊疗中,对不同体质类型的调体,有其独特的常用药,如对于湿热体质,常选黄柏、苍术清热除湿；对于痰湿体质,常选陈皮、半夏化痰利湿；对于瘀血体质,常选桃仁、红花活血瘀血；对于不同体质药物的选择体现了王琦教授对“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灵活运用。

3.4 无证可辨,调体为其治

王琦教授认为,辨证论治虽为当代中医临床运用的主要诊疗方法,但临床中常见有些经现代医学已明确诊断为疾病,但患者无明显自觉不适的情况,而致无法辨证施方,即无证可辨。对此,运用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思想,从辨体入手,通过问询其禀赋、居处、习性,观察其形体、气质,以调体为治,并与辨病相结合,便可从治本的层面“因人”论治“无证”之病，为临床许多无具体症状、无证可辨的疾患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

4 结语

辨体与辨病、辨证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建立，虽不能涵盖临床需求的全部，但对于突破辨证论治思维定势，拓展临床思维空间，充实和丰富临床诊疗体系，无疑是具有重大启发和重要价值的。“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发微于理论，彰显于临证，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适应纷繁复杂的临床实际，值得医者进一步研究、探索和验证。

（作者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

[1]张惠敏，龚海洋．王琦辨体论治思想临床应用浅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3，30(8)：609

[2]王琦(中医体质学［N］北京:中国中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70

[3]靳琦．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理论要素与临床应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1)：41-42

[4]吕志杰编著.金匾要略注释[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5]宋·庞安时撰,邹德深,刘华生点校.伤寒总病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

[6]清·章楠.文呆,晋生点校.医门棒喝(初集·医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陈国良（1995～）安徽中医药大学13级中医涉外班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医学（临床医学）

李董男，为指导老师。

安徽中医药大学2016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一般项目（2016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