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翻译忆邓小平：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中国才能以全新形象立于世界

周斌

日方可能原来估计，向中方索赔，并达成协议，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这个具体商务案件怎么会由邓小平亲自出面处理。看到这个结果，日方几个负责人纷纷表示十分满意、非常感谢，并说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回忆起来，在小平同志身边、为他当翻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话政治性、原则性特别强，说服力、感染力出众，风趣诙谐，风采过人。

时隔多年，他那口浓郁的四川话，他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那句独一无二的开场白“本人邓小平，曾经‘三上三下，‘名声不大好”，似乎犹在耳边。

看《东洋魔女》当同传

从1956年“八大”起，邓小平同志就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很少出面会见日本客人。因而那一时期我只为他服务过一次，就是陪他看日本纪录片《东洋魔女》 ，当同声传译。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勇夺世界冠军。一家日本媒体拍了一部纪录片，详细记录了著名“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不断挑战女性的生理、体能极限，通过常人难于想象的训练手段，带出一支在国际比赛中连胜175场的冠军队的历程。

外办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后，觉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请多位中央领导到中南海小电影厅共同欣赏，并指定我当同声传译。

记得小平、彭真、贺龙等领导人边看边议论，讲话最多的就是小平同志。他认为，大松固然功成名就，成了一代排球宗师，但他的训练方法过于残忍。

记得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个防守队员在限定时间内连续倒地救球200次。只见他站在两三米外，把几十个排球连珠炮地砸向那个女队员身体两侧。那个女队员起初还能左扑右挡，将球救起，不一会儿，就累得满身大汗，连站都站不起来，再也无力移动身体伸手救球，而只能勉强用双手护着头部不被球击中。这种情况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断把球砸向她的身体和头部，同时大声喊叫“救球！救球！”，并怒骂“没出息的东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训练计划规定的200次为止。那个队员十分吃力地爬起来，满脸、满身全是汗水和血水，还低着脑袋向大松认错，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小平同志边看边摇头。其他人持不同看法，但他坚持己见，认为刻苦训练是必要、应该的，但总得讲点人道主义，讲点科学精神吧。

这时，廖主任插话说，总理正在考虑是否把大松请来训练中国女排呢。小平同志说，中国男孩子比女孩子吃得了苦，你可以向总理建议，先请他来训练中国男排吧。大家说着、笑着，离开了小电影厅。

1965年大松应邀来华训练中国女排，国家体委安排北京、四川、上海、陕西这四支国内强队的约40名运动员一起接受训练。

期间周恩来总理几次来到现场观看，并询问情况。队员们都说苦是苦了点，但很有收获，就是不习惯这位日本教练常常发脾气，大声骂人，特别是几次用手拍打她们的屁股。后来周总理还专门与大松共进晚餐，委婉地转达了运动员们的这些意见，劝他不要动手打人。

大松博文来华一个月，把“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理念带到了中国，影响很大。至于小平同志建议的先请他训练中国男队，因他表示自己不会训练男排而作罢。

日本学者谴责“批邓”

1976年初，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那个时期，我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工作。一天，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希望马上面见陈楚大使，当面表明他坚决反对中国各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正立场，并请陈如实向中国政府报告这件事。

井上教授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十分友好，曾多次来华参观、讲学。他的一大突出贡献，就是不怕威胁、顶住压力，1972年公开发表长篇专著，以大量详实资料，论证钓鱼岛并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个人也曾有幸多次为他访华、讲学当过翻译。

尽管如此，我仍觉得这次要谈的问题非同小可，便推说陈大使最近很忙，实难抽出时间，容一两天再作答复。陈大使为此也反复考虑了许久，觉得此时确实不便见他，就让我先与他接触一下再说。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见面前，陈大使一再嘱咐我，多听少说，对重大原则问题不要轻易表态，更不要與他争论，可以根据国内指示精神，视情况简明扼要地讲述一下中国这场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井上教授一到使馆，不容我开口就激动地表示，几天前从日本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各地“批邓”的相关报道，气得他当时就关掉了电视。接着，他从两个方面，详细说明了他的立场、观点：

第一，你们中国人口口声声都说热爱周总理，而事实上邓小平几年前得以复出，正是在周总理的强力推荐下实现的。嘴里喊着热爱周总理、怀念周总理，行动上却不站出来维护邓、支持邓，实在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第二，你们许多中国人都承认，这几年邓小平在异常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推行的“清理、整顿”政策成效很大，各方面形势比前几年好得多了。然而你们却不仅不念他的功劳，还要给他扣上“右倾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再次打翻在地。这样做，你们中国人常讲的“天地良心”到哪里去了？何况这件事情，要比讲不讲良心重要千万倍。

面对井上教授这番言辞，尽管我内心深处非常敬佩、完全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只能言不由衷、有气无力地讲了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结果是不欢而散。陈大使后来也没有再见他。

会见日媒评论员

小平同志再次复出时，我已调回国内，被安排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因而多次有机会为他当翻译。其中有两次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1979年，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各主要媒体主管社论、评论的负责人组成的访华团。新闻司原先打算请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他们，但客人们强烈要求见邓，当面向他请教日本民众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虽然很忙，但知道日本客人的上述愿望后，同意出面会见。

当天双方交谈的内容几乎全部集中在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上。

我记得，小平同志讲述的主要观点是：如果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即使毛主席在“文革”前尤其在十年“文革”中犯过一些重大错误，但整体来说，他的“功”依然明显大于“过”，依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依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天安门上依然要挂他的像。还有，必须看到，“文革”前他犯的一些错误中，也有我邓小平的一份，不能全部推在他一个人身上。“文革”中我邓小平虽然没有犯错，但也必须看到，“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错误不少是从“文革”前的过错中延续下来，并在少数阴谋家的推波助澜下恶性发展起来，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毛主席所犯过的一些重大过错有其十分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归结在毛主席个人如何如何上。这样做，既不公正、客观，也无助于我们总结、汲取教训。

至于毛泽东思想，首先必须强调，它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一笔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是尊重实践、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因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犯有错误就否定一切，抛弃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不能搞“两个凡是”，认为毛主席过去讲的每句话、每项指示、每个论断都是真理。不然，今天我邓小平就不能在这里，与各位探讨问题了。

我清楚记得，后来中央在全面总结“文革”的重要文件中，多处引用、强调了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观点。

近三个小时的会见，日本朋友普遍反映，邓小平站得高，看得远，真正是从中国长远、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他们还认为，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一句也不伤害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在实践中大胆破除个人崇拜，坚决纠左，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重大改革，指引十亿人民开始踏上现代化的新征程。由此可见，邓小平不愧是一个极其成熟、高明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亲自与日本企业谈赔偿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次翻译，是邓小平会见日本经济代表团。

1980年，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下马了一批工程，决定宝钢“一期缓建、二期不谈”。先前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签署的订购部分重要设备的合同，也就不能继续履行了。为此，需要与日方商谈。

会见开始前个把小时，我听在场的外交部、外经贸部、冶金部的好几位负责同志都说，他们曾几次建议，对这种具体商务合同案件，不应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面，而完全可以改由一位级别低一些的同志出面。但建议最终未被小平同志采纳。

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对一些重大涉外经济案件，特别是由于中方责任造成外方受损的涉外经济案件，中方的主要负责人都应出面讲清楚，该道歉的就当面道歉，该认错的就当面认错，该赔偿的就全额赔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评价和信任。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会见一开始，小平同志就开门见山，坦率表示：与贵方所签的合同不能履行，责任全在中方，中方愿意按国际惯例和合同约定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也按国际惯例和合同规定办理。

不到20分钟，事情就完全敲定下来了。日方可能原来估计，向中方索赔，并达成协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这个具体商务案件怎么会由邓小平亲自出面处理。看到这个结果，日方几个负责人纷纷表示十分满意、非常感谢，并说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中方是一个非常重信义、守合同的合作对象。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放弃赔偿或少要赔偿。会见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约两年后，中央就决定第二期上海宝钢扩建工程上马，而且规模远超原定计划。

为赢得这个巨额合同，日本和西德的企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甚至两国驻京外交机构也都一再出面，从旁协助。下一步究竟与哪一家合作，中方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

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访日时，我担任翻译。三菱集团三巨头（三菱银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的第一把手）共同邀请、盛情款待，并向张诚恳表示，两年前中方支付的那笔赔偿金（我记得是二千多万美元），一直原封不动地放在银行里，分文未用，实质上他们只是代中方保管了这笔资金。如果中方发话，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连本带息，悉数归还。

尽管如此，当时多数领导人并不看好日本，都认为应该与西德合作。因为，之前一些西德企业一开始就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就此事向小平同志请示时，小平同志说，看起来在与中国合作的问题上，西德企业家比日本企业家眼光远一些，气魄大一点，但日方索赔也是按合同办事，并没有错。今后究竟从哪家进口，与哪家合作，应该主要看性价比，看哪家质量好、价格低、付款条件优惠、售后服务周到，特别要看对技术转让的态度。这几点应该成为我国今后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指导原则。

“我们落后了，但会赶超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日。我也随同前往，负责与媒体的联络和翻译工作。

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先作了自我介绍：本人邓小平，以往几十年间，曾经“三上三下”，“名声”不大好。但是我这个人也有长处，就是敢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

全场笑声、鼓掌声响成一片，严肃的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就充满愉快、和谐的气氛。

當天为邓小平同志当翻译的外交部老前辈王效贤大姐事后告诉我，她曾多次为多位中央领导当翻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向外国人作自我介绍的。“三上三下”和“名声”的译法，让她足足想了近半分钟。

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由于职业关系，我们中的不少人曾多次访问中国，有些人还在中国待过好些年，总感到有些中国部门、单位在接触外国人时，往往都只宣传、介绍中国的优点、长处，而有意无意地回避缺点、不足。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小平同志回答：我知道存在这种现象，但自己很不赞成。因为这样做，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我多次承认，今天中国在某些方面还相当落后，而且无需藏着、躲着。因为只有先坦率承认落后，才能千方百计、艰苦奋斗，努力变落后为先进。犹如一个长相不怎么样的妇女，为了使自己也能美丽起来，就拼命整容、化妆，在脸上到处乱划乱涂，结果不仅没有变美，反而从一般的“其貌不扬”，变成了谁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奇丑无比”，吃了大亏。今后我们中国绝不可能再做这类蠢事了。

又有记者提问：你怎样看待日中两国围绕“尖阁列岛”（日方对钓鱼岛的称呼）的争论？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

小平同志答：双方各有各的主张，这样争来争去、吵来吵去，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今后再继续这样争吵下去，肯定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应该现实一点，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得以继续保持、发展下去。至于其他问题，可以也只能留待下一代人讨论、解决。他们肯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智慧。

后来在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访问途中，随行的几位日本记者颇为自豪地问道，您乘坐的这辆列车，行进速度世界第一，目前时速可达160至180公里，请问您有何感想？

小平同志答：感到快，确实很快，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不少树木纷纷向后倒去。不过我相信，今后我们中国会加紧追赶的，搞得好也许还有可能超过。

前些天，我坐在中国制造的平均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铁上，自然而然想起了小平同志近40年前讲过的这几句话，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怀念之情，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