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报：缘何第257期有两个版本

2018年，赣南兴国县某乡村土坯房拆迁，在房屋砖缝里偶然发现了一张1934年12月27日出版的第257期《红色中华》报。该报虽有残损，但内容基本完整，为四开四版铅印，报头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字样，头版头条标题为《粉碎敵人清剿斗争中的群众游击战》。而翻开1982年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57期出版的日期分明是1936年2月19日，报头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头版头条标题为《热烈拿出钱来帮助抗日经费》。为何同一期的《红色中华》报会出现两个版本，而且时间还相差一年多呢？

在瑞金创办机关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会议开幕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同月，中央苏区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任务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基于这个决议，拟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2月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第1期和读者见面。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

《红色中华》报为铅印报纸，四开四版。初期（第1期至49期）为周刊，后改（第50期至147期）为3日刊，自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以后又改为双日刊。《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苏区最具影响力的党报。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该报主要编辑人员先后有王观澜、周以栗、沙可夫、瞿秋白、李一氓、任质斌等，并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等系统中组织了400多名通讯员。此报设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和关于红色区域建设、工农通讯以及《红色小词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专栏，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要求苏区的“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报配合苏维埃党政中心工作，特别是在为保卫红色政权、开展反“围剿”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高峰时期，该报发行量达4万余份。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在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刊。据统计，自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红色中华》报在瑞金共出版240期，10月3日为最后1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复刊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作为红色政权的喉舌，《红色中华》报亦于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仍沿用苏区原来的报头和期码，从241期编发。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不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撰写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在陕北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初为每月逢一、六出版，后改为每月逢三、六、九出版。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6年2月19日第257期实为陕北版的《红色中华》报。

陕北版《红色中华》报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充分发挥了红色政权的舆论宣传作用。从1936年12月8日第314期开始，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题写了报头。因时值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缘故，1937年1月25日《红色中华》报（第324期）停刊。29日，《红色中华》（第325期）更名为《新中华报》出版。

留守苏区编委继续办刊

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后，《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并没有停刊，而是继续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据当年任《红色中华》报编委委员的韩进等老同志介绍，红军长征前夕，《红色中华》报社有5个编委，即瞿秋白、任质斌、徐明正、韩进、谢然之。红军长征时，任质斌、徐明正两人随主力部队长征，谢然之叛变投敌，报社编委只剩下瞿秋白和韩进两人。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为了报纸能按时发行，废寝忘食、带病工作，使得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报仍能每周编2期到3期出版，由于环境不断恶化，最后改为每周出版1期，并按原期数从第241期继续编发。报纸发行主要依靠各地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负责，发行对象仍是中央苏区军民。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逼近。1934年11月10日，敌东路第10师抢先占领瑞金县城，“赤都”失陷。《红色中华》报印刷厂被迫从瑞金县迁入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中，编辑部则设在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因征稿困难，报纸的宣传内容主要是以扩红、征粮、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揭露国民党罪行等为主。因中央苏区大多沦陷，所以报纸发行量锐减，最后每期仅发行两三千份。为了保守秘密，对于红军主力长征的消息，《红色中华》报始终只字未提。

1935年2月，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留守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于于都南部狭小的地区内，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发电报，要求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将机关人员和部队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这时报纸已不能再继续出版。根据分局部署，报社工作人员将机器填埋后，于3月4日从于都南部地区进行突围。突围中，大部分工作人员牺牲或失散。瞿秋白则在2月上旬就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同何叔衡、邓子恢一道经瑞金县武阳乡往福建省长汀县突围，24日抵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脱险，瞿秋白被国民党军俘获后英勇就义。

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红色中华》报第257期为何会有两个版本，且时间相差1年多了。那是因为：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瞿秋白从第241期起继续编发了《红色中华》报，而中央红军1935年11月在陕北复刊《红色中华》报时，由于通讯困难，不知道瞿秋白还在继续编发着《红色中华》报，所以，陕北版的编委们仍然是按照离开苏区时的编号从241期开始编发，从而导致了期号的重复。

据悉，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报在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即从241期到264期。目前，已发现的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仅有5期，非常珍贵。这是一段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悲壮历程，同时也在中国革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摘自《中国档案报》202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