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光耀黄埔

唐银生

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开创者和杰出领导者。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前往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留学，回国后任职于黄埔军校，是继周恩来之后中共在黄埔军校的重要负责人。今年是熊雄诞辰13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纪念100年前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和无畏的革命烈士。

1892年3月11日，熊雄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下屋村。熊雄的祖父熊文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伯祖父熊裕三却是个头脑活络的商人，有众多的田产和商铺，父亲熊景星从小被过继给伯祖父为嗣。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做基础，熊景星努力读书，最终考取了举人。熊雄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殷实之家。熊雄母亲邹反贞生了七子四女共十一个孩子，熊雄在男孩中排名老四。为了培养孩子成才，熊家建了一幢四室一厅的砖木结构书院，取名“培兰书屋”。书屋除了请私塾先生讲授“四书五经”外，还教授武术。熊雄四五岁就在这里学习。他聪颖好学，兴趣广泛，不仅文化课学得优秀，毛笔字写得端正，习武也很下功夫，家里并列排着的两张八仙桌，他能轻易一跃而过，乡亲们都夸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好苗子。

熊雄的少年时代，中国正经历着甲午战争之后的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宜丰县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棠浦教案”事件，腐朽的清政府不仅不为民做主，反而与法国传教士沆瀣一气，疯狂镇压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渐懂世事的熊雄目睹人间不平事，感到非常难过。他对同学们说：“我们不能整天埋头诗云子曰了，得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1907年春，15岁的熊雄考取了瑞州府中学堂（今江西省高安中学），3年后中学毕业。1910年春，熊雄辞别新婚妻子远赴江苏南京，就读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那时，他与老家兄弟常有书信往来。获悉儿子生下不久就夭折和妻子患病亡故的消息，他十分悲痛。

1年后，他辍学来到南昌，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江西新军学生军。李烈钧是江西武宁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的追随者。1913年7月，熊雄跟随李烈钧参与了湖口讨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流亡日本。21岁时，熊雄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熊雄果敢而坚定的革命信念深得孙中山赞许。不久，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在日本创办了“浩然庐”军事学校，以培养年轻的革命军事人才，熊雄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期学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军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这是熊雄参加的第一个政党组织。

由于袁世凯窃国称帝，全国各地反袁浪潮迭起，孙中山先后发布了《讨袁檄文》《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和包括熊雄在内的“浩然庐”军事学校的学员纷纷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战争。

1916年年初，熊雄加入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参与了与粤军的战斗。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粤军大败。是年下半年，熊雄转至护国湘军总司令部工作，出任上校参谋。此后几年，他先后转战广东、湖南等地。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熊雄和他的战友们即便拼尽全力，也难扭转乾坤。苦苦思索很久，他决定离开工作了3年之久的湘軍，远赴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9年至1920年，我国有21批总计1800余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11月2日，熊雄作为第九批成员之一在香港乘坐邮轮前往法国，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个月，12月3日才到达巴黎。当时，前往法国留学的大都是一些有志青年，比如陈毅、李立三、聂荣臻、蔡和森。他们都与熊雄有过学习或工作上的交往。

由于熊雄在学生中年纪稍长，阅历又广，加上乐于助人，他很快树立了威望，成为同学中的“领头雁”。在法国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交往甚密。1922年3月，熊雄从巴黎来到德国柏林。不久在好友谢寿康、张伯简的介绍下，熊雄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积极在旅德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并常常与周恩来、谢寿康等人一起到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研讨、学习党的知识。

1923年春天，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同学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东方大学中国班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熊雄一行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随后，中共旅莫支部举行欢迎会，支部书记罗亦农致欢迎辞，并宣布：旅法、旅德党员皆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样，1922年10月旅德入党的熊雄，就成了宜春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

熊雄在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又被中共中央选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同去的有聂荣臻、叶挺、李林等20余人。他们在学校不仅学习军事理论、作战技术，还学习苏联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正值国内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着力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和政工干部，目的是协助国民党办好黄埔军校，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领导和指挥国内革命战争。

1925年5月底，熊雄奉命结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回国工作。从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到回国，已经6年了，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到上海后，熊雄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接见。中央安排熊雄一行前往广东工作，于是，他们乘船抵达广州，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他们接风洗尘。进入黄埔军校后，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熊雄任政治教官。

此时，中国革命发展迅速。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投身中国革命，成了两党的共同目标。然而，军校校长蒋介石表面上联共，实则是反共的，军校内的人九成以上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如此，熊雄仍然坚守信仰，努力工作。

1926年，熊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在黄埔军校工作1年零9个月，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就达1年零5个月，是政治部主持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在他的任期内，军校政治工作特色鲜明，焕然一新。譬如，他开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工干部，填补了军校前三期只设步兵、炮兵、工兵几科的缺陷，改变了黄埔军校单纯的军事学校性质，使之成为军事与政治并重的革命学校；他经常开展政治调查和政治测验，定期对学生的品行进行考查；他先后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中夏、鲁迅等人来校演讲或作报告，同时在校内举行政治演讲竞赛。他还参与创办了革命性很强的《黄埔日刊》，编委全是共产党员，他和恽代英、萧楚女等人是主要撰稿人，报纸发行量由最初的几千份快速增至四万份，影响巨大。蒋介石对熊雄出色的政工能力非常赏识，但出于对共产党的偏见与忌惮，他对熊雄是严加戒备与防范的。

1927年3月，黄埔军校校内政治形势骤然恶化，仇视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越来越大，并拟好了黑名单，准备随时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危急关头，熊雄秘密转移了一大批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许德珩，自己却不动声色地坚守岗位。4月1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商讨“清黨”计划。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紧接着，4月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布告》，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广州街头，顿时黑云压城。

1927年，从4月15日凌晨起，广州城枪声四起，交通瘫痪，黄埔军校因离市区较远，暂未被波及。当天深夜，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找熊雄谈话，告知“清党”实情。熊雄听后，义正词严地斥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行为，表示要与黄埔军校共存亡。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过激行为引起校内师生的强烈反应，就劝其出国留学。熊雄说：“我不能随便离开黄埔，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因为我是党中央派来军校工作的，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国民政府正式委任的。即便要离开也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让我讲话，然后才能光明磊落地离开。”

4月16日清晨，方鼎英召集全体师生到校礼堂开会，会上，熊雄作了简短的讲话，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大家把熊雄送到码头，登上汽艇。原计划到珠江口后搭乘外轮转道香港去法国，可护送熊雄的汽艇经过珠江下游的虎门江面时，被正负责监视江面的中山舰上的军警登艇搜查，熊雄随即被扣押。下午，熊雄被押到广州，几天后被转押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南石头监狱。

熊雄的被捕，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当局早已设计好的陷阱。他们不敢在军校内抓捕熊雄，担心由此引起校内争斗甚至武装冲突。两天后的4月18日早晨，黄埔军校内全面“清党”，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抓捕，并先后遭到杀害。熊雄被转到南石头监狱时，200余位黄埔学生已被关押在那里。得知他们的老师也被关在这里，大家觉得有了主心骨，一时精神振奋。熊雄隔着狱室铁窗说：“同学们不要怕，干革命总会遇到阻力与挫折的，要枪毙，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大家要团结一致，坚持到底！”5月17日深夜，熊雄被点名提审，他意识到要遭毒手了，便轻轻地与学生们告别：“我们永别了！”过了一会儿，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年仅35岁的熊雄倒在了反动派的枪口之下。

作为继周恩来之后开创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人物，熊雄给黄埔第四、五、六期学生和入伍生上过课。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爱国革命、团结统一”的黄埔精神也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爱国学生的心坎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聂荣臻先后为熊雄烈士题词，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聂荣臻元帅的题词是：“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85年，获悉宜丰县要修缮熊雄故居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题写了“熊雄故居”四个大字。如今，熊雄故居已成为宜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了大批青少年及黄埔军校学生后人的瞻仰。

熊雄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为党的事业甘洒热血的英雄气概，他用生命铸就的信仰丰碑，将光照神州、星耀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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