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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娃娃亲。妻子方快姐,出生当地平凡农家,没有上过学堂,“貌取中姿”且年长宋教仁四岁多。
1898年秋,16岁的宋教仁不仅长得帅气英俊,且文武兼修,才华出众,已是十里八乡闻名遐迩的少年才子。方快姐的父亲越来越觉得女儿与宋教仁不般配,唯恐日后遭嫌弃,思之再三,派遣媒人到宋家退婚。宋父早逝,宋教仁陪母亲一起接待了媒人。听其道明退婚原由,宋教仁回道:“我家择配,娶德不娶色,方家女子贤德善良,尽人皆知,何言退婚?”方家父女得知,大喜过望,两家遂定于当年冬天完婚。婚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1899年春,妻子拿出压箱钱,助宋教仁进入漳江书院继续学业。1900年两人生下唯一儿子宋振吕。宋教仁在外求学、革命,妻子在家操持家业,赡老哺幼。
1904年11月,宋教仁因与黄兴组织华兴会反清举义失败,遭到朝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夫妻离散,一别8年,相互思念。
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因为日本友人西村年一的关系,结识了其待字闺中的女儿西村千代子。千代子对帅气阳光、博学多才的宋教仁有相见恨晚之感,有事无事总想借故与之相处。而对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千代子,宋教仁也是“时时亦思慕,”视为红颜知己,二人交往甚密。
宋教仁心里明白,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必须审慎对待,不可越道德雷池半步。
当然,在交往中,也曾有过复杂的心情,如他在1906年3月14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晚7时,西村千代姊妹来访余,实出意外,余大喜慰,坐良久,邀至聚丰园购茶点食之。食次,余思余此种行动果属如何,抑果无害道德乎?亦觉心中不安。既思余既另有见地,则亦何妨,遂亦置之;与千代姊妹笑语甚欢,但未及于狎亵也。”
就这样,宋教仁与这位异国红颜交往数年,坦然面对,始终止于道德约束的界限,即其所说的“知与情”的境界,而从未动过“意”的邪念。
1912年4月,宋教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农林部部长。上任伊始,袁世凯便把留学归国、才貌双全的干女儿阿莲派到农林部任秘书,并指使冯姨太撮合其与宋教仁联姻。宋教仁日记对此有过记载。
5月初的一天,宋教仁到总统府办完公事正准备告辞时,冯姨太进来请其留步,待袁世凯借故离开后,十分关切地说:“听说总长孤身一人在京,生活起居无人照料,您觉得阿莲行吗?”
“谢谢冯夫人美意,本人早已娶妻生子。”宋教仁回道。
“乡野村姑,难登大雅。”冯姨太应对说。
“难道冯夫人要我做当代陈世美吗?”宋教仁反问。
“总长误会,是阿莲慕总长才华,怜总长孤寂,甘愿不记名分,伴随左右。”冯姨太赶紧解释。
“怎可一夫多妻。”宋教仁恳切地说。
“有何不可,总统不是已有幾个老婆?”冯姨太不以为然。
“大总统多妻是前清既成事实,现在已是民国,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我不可知法违法。”宋教仁正色道。
就这样,宋教仁断然回绝了袁世凯夫妇的“好意”,始终保持着对妻子的忠贞专一。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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