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5
刘明 张志勇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江苏 宿迁 223800)
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恶化后的最终阶段,其患病率高、住院率高、死亡率高、医疗负担高[1-3],心力衰竭时由于心脏发生电重构而产生各种心律失常,尤以恶性心律失常为著,发生率达到30%[4]。目前恶性心律失常的预警指标包括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心室晚电位、心脏磁共振成像、心率变异性、心率震荡、QT 离散度、T 波电交替等[5]。它们在预警恶性心律失常时都有一定价值,但分别存在局限性,本文拟观察EF 与TpTe 两指标在慢性心力衰竭人群中对恶性心律失常的预警价值,并联合运用以期早期发现高危人群。
选取2017 年6 月—2018 年6 月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67 例慢性心力衰竭住院患者,其中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54 例,扩张型心肌病8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5 例。
患者知情同意后,24 小时内即行十二导联心电图和彩色多普勒心动超声,分别收集基线资料,测量TpTe 间期[6]和其他心电指标,收集患者LVEF 及其他心超指标。从纳入后即开始随访,包括电话随访和动态心电图随访,分别在3 个月、6 个月、9 个月时进行,如在随访过程中出现了终点事件,则对该病人停止随访,该病人即进入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组,平均随访6±3 个月后,按照有无发生终点事件分为恶性心律失常病例组24 例和未发生对照组43 例。统计分析两组之间数据,得出结论。
对象入选后,按照时间顺序进行随访,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即停止随访进入病例组,主要终点事件:①频发室早(>30 次/h);②非持续性室速(3 个室早及以上小于30s);③持续性室速(3个室早及以上大于30s);④尖端扭转型室速;⑤室颤;⑥药物及ICD 的复律;⑦心源性猝死;⑧心脏骤停及电复律。次级终点事件:患者因心律失常再入院。
按时间先后顺序对患者进行电话采访及动态心电图检查随访,在第3 个月、6 个月、9 个月时进行。电话随访内容:近期有无不适症状、症状的性质、持续时间和程度、病因与诱因、缓解或加重的因素、有无伴发症状、诊疗的过程等等,如若出现死亡,则询问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继而判断是否为心脏性猝死。
电话随访时通知患者行动态心电图检查随访,随访内容主要是观察患者有无上述的终点事件发生,24 小时状态下更能有效筛查患者的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状况。
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应用PP 图检验其正态性。符合正态性数据结果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筛选纳入后的首份心动超声心动图可见,两组患者的左室舒张末内径分别为(70.23±11.69)mm、(61.17±9.15)mm,统计分析发现两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见病例组患者心脏扩张程度更大,心室重构明显;而两组间左室收缩末内径无明显差异,分别为(58.70±13.08)mm、(55.29±10.10)mm;射血分数方面,两组分别为(30.95±9.75)%、(35.69±8.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患者心功能更差;短轴缩率对照组稍高,但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
表1 两组心超资料之间的比较(±s)
表1 两组心超资料之间的比较(±s)
注:*表示P <0.05 vs.对照组。
对照组 病例组左室舒张末内径(mm) 61.17±9.15 70.23±11.69*左室收缩末内径(mm) 55.29±10.10 58.70±13.08射血分数(%) 35.69±8.88 30.95±9.75*短轴缩率(%) 18.94±8.59 16.46±5.86
两组患者的心电资料对比,可以看出QRS 宽度两组分别为(113.14±10.18)ms、(109.87±11.31)ms, 无 统 计 学 差异;而反应心室复极总时程的QT 间期和QTc 间期,病例组为(399.54±69.26)ms、(450.57±41.50)ms,对照组为(391.88±67.42)ms、(449.39±51.04)ms,均无统计学差异;而TpTe 病例组为(100.83±24.56)ms,较对照组的(85.65±20.18)ms 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JTp 两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见表2。
表2 两组心电资料的比较(±s,ms)
表2 两组心电资料的比较(±s,ms)
注:QRS 波宽度:Q 波起点到S 波终点的时程;QT 间期:Q 波起点到T 波终点的时程;QTc:QT/(RR^0.5);TpTe:T 波顶点到T 波终点的时程;JTp 为J波起点到T 波终点的时程;数据均为±s;*表示P <0.05 vs.对照组。
对照组 病例组QRS 波宽度 109.87±11.31 113.14±10.18 QT 间期 391.88±67.42 399.54±69.26 QTc 449.39±51.04 450.57±41.50 TpTe 85.65±20.18 100.83±24.56*JTp 204.49±50.72 208.77±55.35
根据表1 及2 两组之间的数据分析结果,按照两组之间的均值分别以EF=30%、TpTe=85ms 为标准分组,观察EF、Tpte 两指标联合后病人分布情况,由表3 可以看出,在EF <30%、TpTe >85ms 组中,恶性心律失常的人数为6 例,其发生率为66.67%,较EF >30%、TpTe <85ms 组的26.67%的2 倍多,且较之于其他三组病人,经χ2检验,EF <30%、TpTe >85ms 组均高,P=0.001,有统计学差异。见表3。
表3 两指标联合分组后病人分布(n)
有报道显示,LVEF 与心血管死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7,8],当LVEF≤0.4时,1年的心血管死亡率就逐渐增加,而LVEF≤0.3时,死亡率急剧上升,可见LVEF ≤0.3 为高危病人的数值切点,这与本病例组中LVEF 均值相近。而在MADIT-Ⅱ研究[9]中,也以LVEF ≤0.3 为纳入标准,在对急性心肌梗死后至少1 个月的病人行ICD 治疗后,发现其死亡率下降,侧面说明了LVEF ≤0.3的病人是心血管死亡的高危人群。
自从1998 年Yan 等[10]提出TpTe 开始,就一直存在TpTe正常值的争议,但到底大于多少能称之为延长,才能更好反映患者的跨室壁复极离散度尚无统一定论,大多研究结果认为正常人在80 ~100ms。雷小红等[11]人测量了100 例正常人的TpTe,发现V2 导联最长,为(82.61±15.09)ms,V6 导联最短,为(71.90±11.02)ms。Christian Haarmark 等人[12]观察了101 例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现,随访22±7 个月之后,按照有无全因死亡分组,死亡组TpTe 均值为122ms,生存组TpTe 均值为102ms,提出TpTe 的切点为100ms。Irina Savelieva 等人[13]观察了70 例正常人、37 例肥厚型心肌病、48 例心肌梗死存活者的TpTe,结果发现,三组均值分别为(88±6)ms、(96±10)ms、(90±10)ms,与正常人相比,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明显延长,心肌梗死存活者无统计学差异。Norikazu Watanabe 等人[14]观察了37 例可诱发室速患者、25 例不可诱发室速患者及65例正常人的TpTe,结果显示,三组V4导联TpTe均值分别为(106.1±24.2)ms、(86.3±20.1)ms、(95.8±21.3)ms,可诱导室速组TpTe明显较其他两组延长,且有统计学差异。Ragesh Panikkath 等人[15]观察了冠心病中猝死患者与非猝死患者TpTe 之间的差异,共有353 例猝死及342 例对照组,结果发现V5 导联TpTe 分别为89.4ms 和76.1ms,猝死组延长且有统计学差异。综上所述,TpTe 在正常人中的分布及在各种疾病中按有无心脏事件不同组别的分布,众多研究结果仍有差异,亦无定论。本研究发现,在病例组患者为(100.83±24.56)ms,对照组为(85.65±20.18)ms,所以我们认为TpTe 的切点为85ms,大于其时为延长,为恶性心律失常高危人群。
根据统计分析,分别以EF=30%、TpTe=85ms 为切点,联合应用后运用χ2检验统计分析了各组的预测价值,可见在EF <30%、TpTe >85ms 组中,病人终点事件发生率为66.67%,是EF>30%、TpTe <85ms 组26.67%的2 倍多。且较之于其他三组,EF <30%、TpTe >85ms 组均高,且有统计学差异。可见两指标联合应用后可以有效预测出高风险的病人,达到近67%,能有效识别恶性心律失常高危人群。本文针对CHF 人群,首次利用EF、TpTe 两指标联合筛选恶性心律失常高危人群。
由于发生恶性心律失常人群的病变类型多,合并流行病因素多,预测技术虽多,但目前缺乏一个真正的金标准,所有的现有危险分层技术及指标应用于临床时,往往提供的策略是简单的二分法,如EF >35%或<35%,这样作为区分高危和低危的界限,从而决定是否采用ICD 植入治疗,这样一来就把潜在的信息忽略掉了,EF 是34%和14%的患者会分到同一个组中,但他们的风险却又很大不同,相似的是36%和55%的分在同一个组内,但他们的风险明显不同。加之不同患者有不同的临床状况、心脏电生理情况、EF值本身定义的局限、连续性变量的特点等等,使单一无创指标应用于恶性心律失常的预测时意义局限。
目前临床试验中得出的危险分层技术均是合适的,如SCDHeFT 研究包括了纽约心脏协会分级,MADIT-Ⅱ研究和MUSTT 研究采用了肌酐、年龄、射血分数等。但它们都是在特定某一人群中得出,众所周知,CHF 病人原发病多,包括缺血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等等,每种类型心脏病发病机理、病理生理不同,势必导致预测指标在一种疾病中有较好的预测效果,而在另一种疾病中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下一步在探究预测技术时,就要进一步细分人群,争取在某一人群发现特异的预测指标,理想状态当时就是将来能作为本组人群的金标准。当然探索预测指标金标准的路必然充满荆棘、更需经年累月,在此期间,联合运用目前指标更好筛选高危人群将成为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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