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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狂潮 武汉·二七纪念馆

时间:2024-04-24

廖巧玲 李学初 刘强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

追忆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武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又被称为“二七”大罢工,即指1923年2月7日的汉口,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缅怀二七先烈,弘扬二七精神,武汉二七纪念碑和二七纪念馆相继落成开放。

至1987年2月7日,武汉二七纪念馆搬至同属江岸区的解放大道2499号提升扩建。正是因为纪念馆的落成与扩建,让紧挨滨江的这一城市区域深深烙上了“二七”的印记,也将历史烙印在红砖与水泥间。

走进今天的武汉江岸区,曾经的“二七”片区早已旧貌换新颜,武汉二七纪念馆也在1200平方米的陈列厅中增加了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示二七革命斗争的全过程。在松柏绿荫间,馆藏5000余件历史资料,101件套革命文物,其中3件一级文物,将参观者迅速带入百年前的中国。

骇浪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即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为中心工作,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铁路工人和劳苦大众灾难深重,忍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那时的京汉铁路,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吸血管,又是封建军阀进行混战的工具。

工人们深夜在江岸车头厂等待上班,唯恐迟到取消上工权利;童工被洋工头踢成重伤,躺在破烂不堪的草房里,由于借高利贷就医,工头手持债单凶狠逼债……

100年前铁路工人工作的情景被一张张老照片鲜活再现,观展者走进武汉二七纪念馆陈列厅第一展厅,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彼时铁路工人“成年累月做牛马,吃喝如猪穿如柳,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历史画面。

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处境,积蓄起铁路工人“站起来”反抗的决心。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铁路工人中。1918年冬和1919年春,毛泽东先后两次前往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厂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长辛店铁路工人同全国工人阶级一起,勇敢地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成为此次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力量。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大钊以及邓中夏的倡导下,1921年1月1日,长辛店机厂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同年5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长辛店铁路工会诞生。在长辛店铁路工人的影响下,1922年1月22日,位于汉口的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诞生。

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确定的首要任务,即党的“一大”明确提出的“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民众大联合”的革命道理,使工人們认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力量战胜敌人。同时,党组织派项英(项德隆)来到江岸。

彼时的江岸区与当下的城市模样大相径庭。在今天武汉城市名片—武汉天地、江滩公园等一系列建筑兴建前,这里是京汉铁路南段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江岸车站、江岸机务段等铁路单位一直保留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发展蝶变才消失殆尽。

武汉二七纪念馆资料员黄圣媛向记者介绍道:“当时,这里有江岸车站、机厂 、车头厂 、工务处、工务修理厂等单位,居住着3000多名铁路工人。”

工人集聚的地方,就是党组织深入的前沿阵地。项英来到江岸后,很快通过工人骨干在工人中进行串连,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讲明工人俱乐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替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的,帮助工人们提高思想觉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到1922年春夏之际,保定、新乡、郑州、信阳、广水等16个站都相继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后改为分工会)。

为了健全和统一全路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斗争的需要,1922年4月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经过连续召开三次的筹备会议,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然而,这一行动遭到了反动军阀的阻挠与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当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又议决提出五项条件,正式发表罢工宣言,抗议封建军阀对工人的压迫和侮辱。同时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由郑州迁至汉口江岸办公。

“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的口号响彻铁路沿线的工人队伍。

怒涛

武汉二七纪念馆里有3件国家一级文物,也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一块由黄铜铸制的怀表异常珍贵。尽管岁月侵蚀了怀表,外观显得陈旧、斑驳,但总体保存完好。侧耳细听,仿佛还能听到它嘀嗒嘀嗒清晰有力的走动声……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中共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就是看着这只怀表,下达了罢工命令。

随后,锅炉工黄正兴拉响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汽笛整整响了15分钟,江岸地区呈现一派战斗景象,工人们斗志昂扬,勇敢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党组织领导下,郑州、长辛店等沿线各个分工会,采取联合行动,全路2万名工人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在不到3小时内,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长达2400多华里的京汉铁路,顿时瘫痪。

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武汉市各工会团体、各学校,每天都有数十人至数百人前往江岸慰问致意。

2月6日,在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的率领下,武汉18个工会团体和学生联合会的队伍,举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们”的大旗,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江岸工会门前,举行万人大会。

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由江岸福建街出发,高呼着口号,英勇无畏地经过日、德、法、俄、英等帝国主义的租界。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游行示威中,许多商店鸣放鞭炮,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沿途又有3000多人加入队伍。游行中,巡捕岗警均不敢阻拦。

3天来的罢工,工人斗志昂扬,虽屡遭镇压,却对自己的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忠贞不渝,“非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成为全路罢工工人众口一词的誓言。

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壮举,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万分惊恐,吴佩孚指令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其爪牙张厚生带领匪兵驻扎在江岸车站旁边,与警察所策划镇压罢工。

林祥谦、曾玉良和工人们紧紧依靠党组织,团结一致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张厚生耍弄的一切奸诈伎俩。江岸3000多名工人誓与封建军阀宣战,不自由,毋宁死,不实现罢工要求条件,决不上工。

不幸的是,势不可挡的江岸罢工怒涛,还是遭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2月7日,刽子手张厚生带着两营武装士兵,分三路包围了江岸工会。纠察队长曾玉良率领工人纠察队员,手执木棒铁棍,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搏斗。约半小时,张厚生野蛮地命令士兵开枪,工人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和敌人进行血战。曾玉良、陈年伯、徐延发等32人当场壮烈牺牲,200多人负伤,数十人被捕。

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后,敌人向他连砍数刀,威逼他下复工命令。他高声回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的……我的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上!”他宁死不屈,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和工人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律师被捕后,仍然胸怀正义,坚持狱中斗争,写下《伯高狱中七日记》。2月15日,他在刑场上连呼“劳动万岁”,慷慨就义。

与此同时,长辛店、保定、郑州和京汉铁路其他各车站也都遭到了敌人镇压……据统计,在这次斗争中,被杀害的有52人、受伤的300余人、监禁的40余人,被开除流放的1000余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惨案全过程以文艺的形式呈现在1959年版的电影《风暴》中,更以不可磨灭的浮雕形式记录在二七烈士纪念碑上。

1956年,在铁道部、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共同支持下,在烈士斗争最为惨烈的武汉市江岸区破土建设武汉二七纪念馆和纪念碑,将二七精神的根深深埋在这座蕴含着红色基因的城市中。

余波

“二七”惨案发生后的当夜,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下达罢工令,援助京汉鐵路工人,抗议军阀暴行。

对此,封建军阀更加紧了对工人的镇压,肖耀南颁布了特别戒严令,严格盘查来往行人。自江岸至硚口军警密布,各租界添岗加哨,架设机枪。他们封禁了武汉所有的工会,通缉、逮捕工会负责人。各工会办的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一律勒令停办。此后多日,武汉天天有工人、学生、教员、新闻记者被捕。在京汉铁路,军队到处捆绑工人,用铁链锁在车头上,强令开车。同时,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也全部登陆,准备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

在此情形下,为了避免更大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于2月9日下了复工令。“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几天来,军阀、帝国主义施以种种压力,强迫工人复工,工人终未上工,直到接总工会复工令后才复工。

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起,打倒祸国殃民的封建军阀吴佩孚。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连续发出两次通电,坚决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愤怒声讨吴佩孚、肖耀南的残暴罪行,并呼吁全国各工团和群众团体“同申共愤”“众志成城”“打倒军阀”“肃清人类之公敌”。北京、上海、潮州、安徽、山海关等地的工会组织,纷纷采取行动给予支援。列宁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也发表宣言,对京汉铁路工人的这一革命斗争给予高度评价,“你们的行动,表明你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痛定思痛,“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做孙中山的工作,让其看到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工作,几年后,全国掀起了革命运动新的高潮。

丰碑

走出展厅,在纪念馆的中央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碑。碑体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七个镏金大字,碑体后方刻有纪念碑文。

其实,武汉有两座二七烈士纪念碑。一座是1963年建成、1997年迁至新馆位置的这座纪念碑;另一座则位于原二七纪念馆旧址—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36号铁路文化宫。

最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第一次是1956年2月,二七烈士纪念碑在江岸破土动工时,纪念碑筹备委员会决定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不久,毛泽东就亲笔题写了“二七革命纪念碑”七个字。这与当初确定的“二七烈士纪念碑”的碑名略有不同。

第二次是在1958年9月,毛泽东到湖北视察,时任省委书记把题字的事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欣然同意重新为纪念碑题字。9月16日,毛泽东在离开武汉的船上题写了“二七烈士纪念碑”,并附上致湖北省委的一封信:“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1958年底,二七烈士纪念碑落成,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碑名就镌刻在碑身正面的汉白玉上。

毛泽东两次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第一次题写“二七革命纪念碑”并非将“烈士”写成了“革命”的笔误,而是对“二七”斗争性质的认定。早在1923年4月,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就曾说:“二七烈士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

劉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为“二七”革命斗争和“二七”烈士题词著文,号召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

“二七精神不仅烙印在每一名武汉人心中,更烙印在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中。”武汉二七纪念馆副馆长万智谦已经在纪念馆工作15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武汉人。从小接受二七精神熏陶的他,也在尽其所能努力传承着这份精神力量。

2015年起,武汉二七纪念馆与紧邻的京汉学校联合,共同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由小学生、中学生组成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解中,感受二七精神、传承二七精神。今年,随着全国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武汉二七纪念馆成为职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国工运史的“圣地”。

武汉二七纪念馆记录下的是林祥谦、施洋等中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奋斗征程,将他们用生命谱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悲壮而绚丽的篇章,讲述给更多人听。

武汉二七纪念馆所在的片区,曾是百步亭和永清街之间破破烂烂的过路地,没有水泥路,漫天黄沙。而今,随着一系列城市名片的兴建,已蝶变成让当地人久怀慕蔺的地段,商业发达,交通便利。

这片承载老城烙印与新城荣光的沃土,如今正处在风驰电掣的加速建设阶段,宏伟蓝图已然开始走进现实……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先烈们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在纪念馆陈列品中,那枚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银质证章上,围绕着“双翼车轮形”图案篆刻的“劳动神圣”四个字,依然清晰且富有力量。

(武汉二七纪念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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