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创业精神

廿一

惊人伟绩

“两弹一星”的创业精神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国际形势严峻，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与核讹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且列入《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1958年，一群满怀理想和信念的中国科学家、技术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来到西北边陲的茫茫戈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素有“原子城”之称的中国第一个核研制基地，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总面积1170平方公里，叫作金银滩。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此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国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

“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离不开参与这一事业的所有人员，特别是他们中的功臣，用奋斗和奉献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了人间奇迹。

我们要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伟绩。

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術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23位“两弹一星”功臣授予功勋奖章，他们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廿二

伟大转折

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党内仍有人继续坚持“左”的方针，阻挠对过去“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形成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指导思想。

“两个凡是”的观点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

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二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

三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