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生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

1925年5月1日，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

四

1925年5月，在各地工人运动相继复兴的基础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在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工人阶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最为伟大，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中的领导阶级。

铁路工会艰难恢复

国共合作以后，北方工人运动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开始艰难恢复。

1924年2月7日，二七惨案一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京汉、京奉、胶济、正太、京浦、京绥、粤汉等铁路代表20多名出席会议。会上选出孙云鹏为委员长、王荷波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杨殷被聘为全国铁路总工会顾问。

早在1922年10月，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就曾在北京集会，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不幸二七惨案发生，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各路工会的艰苦努力下，铁路总工会终于筹备告成。

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成立宣言，明确表示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三、增高知识，促进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对北方铁路工会进行了恢复和整顿工作，会员迅速发展到近3000人。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定于1925年2月7日于郑州召开。这样的安排，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到郑州者有京汉、粵汉、京奉、京绥、津浦、中东、南满、正太、胶济、陇海、道清、粵汉南段、广三等路代共41人。其中有参加过罢工者32人，因罢工入狱者14人，均为各铁路工会优秀领袖。

位于上海宝山路宝山里2号（今宝山路403弄2号）的上海总工会旧址

unite团结

当年的陇海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行政大权被法国和比利时操纵，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最长达16-17个小时，工资却极其微薄。1921年3月，工人忍无可忍，发动罢工要求撒换洛阳机务厂总管法国人若里。

罢工开始后，李大钊派罗章龙前去指导。罗章龙当即赶到开封，见到了发动罢工的老君会会长魏荣珊。魏荣珊担心来人是政府的探子，假借请洗澡的机会搜查了罗章龙的衣物，这才放下心来。

罗章龙见状，马上向魏荣珊宣讲起“团结”的意义：“一笔难写两个工字，工人阶级应统一团结起来。现在老君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难以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应当改造为工会。”

次日，魏荣珊召集工人大会，罗章龙在会上提出成立工会的建议，全场工人热烈赞同。随后，大会选出开封工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开封工会成立，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停止使用老君会的名称。

会议召开之前，代表们先在车站后面广场开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纪念两年前喋血于江岸、长辛店以及病毙于保定狱中的烈士，他们是：

施洋、林祥谦、曾玉良、陈年伯、徐言发、李开元、吴海发、柳成有、陈道忠、陈端炳、林开广、吴彩贞、邵承鹰、朱仁斌、梅才咏、晏佑来、张福狗、梅启发、姜和顺、王起鹏、刘文银、武把、王先瑞、李玉、陈芝槐、丁道启、龚德咏、胡兴顺、刘长发、杨庆寿、叶志松、叶青山、林元成、钱惠和、胡如树、刘耀亭、刘寿真、葛树贵、杨诗田、辛克名、郑成、高斌、秦君、高顺田等。

参与追悼大会的除郑州全体工人外，还有市民约两万余人。

这次大会召开了四天，1925年2月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

我们所受的压迫越大，我们的精神越奋发。去年今日，只能在密室中开会，现在我们于第二次“二七”纪念日又到郑州开会了，我们因此愈觉阶级势力的伟大。这是历史的教训，鼓舞着我们无限的勇气。我们的工会运动从此又到一个新时期了。

……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谋全体工人阶级的福利，是现代中国产业工会的中心。他的任务不只是为“二七”复仇，也不单是防守敌人进攻。他的中心工作，乃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利益不断作经济和政治的奋斗。他为实行这个任务起见，所以号召全国铁路工人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性的工会。“二七”这一日，是他产生的日子，他便充满“二七”的全部精神。

我们更要告诉全国工友的：最近国内战争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一方面证明中国军阀快解体了，一方面又表示国际资本主义的末日来到，这正是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第一步工作的时候到了。你们要解除重重的枷锁么？只有组成你们的工会，不妥协的奋斗，才有最后的出路！全国铁路总工会在这里将尽他的能力，实行他应有的使命。

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纺织工人凝聚力量

就在全国铁路工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合力的时候，全国纺织工人的力量也正在凝聚。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中心，以纺织业、造船业、铁工厂、香烟工厂为最多，有三四十万新式工人，但当时却几乎没有一家真正的工会组织，除海员工会外，仅有一南洋烟草职工会。

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李立三、项英、杨之华等到上海，充实干部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与先期来到这里的邓中夏认真研究上海工运状况，迅速开拓上海工运的新局面。

早在1923年春，邓中夏应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聘，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1924年春，上海大学增设平民夜校，迈出了教育和发动工人的重要一步。

共产党以上海大学为根据地，运用长辛店和安源工运的成功经验，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办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组织和教育工人。随之以这些学校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人为核心，逐渐向建立工人团体过渡。1924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创建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半年时间，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许多工厂中建立了组织，发展成员近2000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策源地。

当时，资本家对工人非常刻薄。工人每天要做12小时的工，实在疲倦不过，稍有打盹，监工不容分说抬手便打。有些厂里甚至于上厕所都要领木牌，五六千人的工厂，木牌却只有两块，工人大小便偶然多几次，或是多耽搁些时候，也是拳脚交加。至于工资，一边是物价的高涨，一边是工厂的随意克扣，实在不够工人们养家糊口。

而在一些工友俱乐部里，工人们可以免费入学识字补习，还经常能够听到项英、刘华等人的演讲上课。刘华、项英等也很注意培养会员中的活动分子，分批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灌输一些爱国知识和斗争经验，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5年2月1日，同兴纱厂老板没有任何理由，便一次辞歇成年男工30多名，代之以养成工（即童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忿怒的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抗议，而资本家不容分说，将粗纱间80余人尽数开除。别的车间工人睹此情形，甚为气愤，忍无可忍之下开始反抗。

项英召集俱乐部会议，决定2月4日实行全厂罢工。这一天，原本是同兴纱厂发放工资的日子，但是厂方借故拖延时间，更加激怒了全厂工人。上午11时，刘贯之暗地潜入动力车间，关闭电闸，割断电线，用木棒打坏发电马达。电源一断，各车间的机器停止运转了，全厂电灯熄灭了，各车间的负责人发出信号，宣布摇班（罢工）。各车间工人们随即捣毁机器，割断纱组，纷纷离开车间，成群冲出工厂大门。下午1时左右，全厂的日班工人都到达潭子湾空地上集合完毕。

罢工的上海工人涌上街头

面对集结的工友，刘华、李立三和杨之华先后发表演讲。不少工人去过俱乐部，认识这位刘先生，很有亲近感。而杨之华从妇女身份出发，很多话说到了女工心坎里，博得阵阵掌声。当天下午，同兴纱厂工会即宣布成立。

工会成立后，旋即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6条要求，却遭到无情拒绝。于是，工会决定闹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先是派出联络人员到其他日本纱厂进行鼓动，又到各学校进行呼吁，争取学生的同情和支援。

value价值

革命年代，英烈辈出，但也不乏叛徒的存在。叛变革命的投机者自以为对国民党存有价值，经受不住钱色诱惑而出卖战友。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工头，因为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八七”会议中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4月下旬，他叛变革命，致使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他向特务机关指认了恽代英，还带人到香港抓获了蔡和森。

对于顾顺章的叛变，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

两年过去了，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在叛变时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自己会被秘密处死在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传说他能够催眠和实施“土遁术”，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内外棉第三厂首先起来响应同兴纱厂的工友，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到2月18日，罢工的日本纱厂共有22家，几乎所有上海日本纱厂都加入了罢工阵营，各工厂都先后成立了工会。经各工会联席会决议，成立各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公推刘华担任联合办事处总干事。这个工会联合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原班人马。

1925年，罢工的香港、广州工人和各界群10众万多人举行游行

罢工工人每天在潭子湾集中，刘华、杨之华等轮流向工人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从前毫无组织的工人，一旦组织起来，就显出革命性与团结性。工潮不断扩大，资方终于计穷，资本家意想不到工人有如此的能力，不得不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资方起初还想敷衍拖延，工会则通过上海各界罢工后援会，公开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日本资本家认识到，这次的工潮工人已经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同时工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假如不从速解决，激起上海各界甚至中国全面实行抵制日货也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日本资本家主动要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双方多次协商和斗争之后，签订一项“修正案”，达成如条件：一、不许无故打工人；二、酌量增加工资；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四、废止储蓄制度，发还工人原有储蓄金。基本上答应了工人的大部分要求。

这次的大罢工坚持35天，宣告胜利结束。

一波初平，一波又起，1925年4月，青岛日商大康纱厂也发生了工人大罢工。斗争22天后，日商接受工人提出的14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包括承认工会为正式代表工人的机关。

5月10日下午3时，工会开全体大会纪念罢工胜利，宣布晚上复工。到会的每人手中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胜利”“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工会”……工人们高呼“工会万岁！”“工人团结万岁！”“工人胜利万岁！”“工人自由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今广州越秀南路93号）

一封迟来的通告

就在全国铁路、纺织工人凝聚团结力量，阶级意识不断觉醒，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之时，一件“大事”也正在悄然酝酿。

1925年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一份《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落款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

这是一份迟来的通告。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以来，整整三年过去了。召开一次劳大的时候，正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大会影响所及，震撼中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本拟次年也就是1923年五一节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立全国总工会，不料二七惨案发生，许多工会骨干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工人运动不得不转入低潮。直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加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下台，工人运动方才进入复兴时期，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第二次高潮势头萌动，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时机成熟，呼之欲出。

此前的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大会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等多项决议案，分析了全国工运所处的形势，详细制订了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计划。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为此，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且必须进行党领导的职工运动，把职工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W 文件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主要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等。

翻阅本次大会的文件，所有的决议案几乎没有一句文言文，没有一点八股腔，全是白话文—也难怪，这些文件，本来是写给工人看的。

例如在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时说：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状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年来生活用品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

这就是一百年前，工人阶级最高领导机关发布的文件，没有一句官话、套话。如今读来，仍有一股清新之气。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的工农部内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时向各重要产业地区派巡视员，以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中共四大这些决定，对全国正在复兴并即将进入高潮的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即将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思想和政治上作了准备。

这次大会与上次不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有了团结有力的工会组织。所以决定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而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四家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发出通告，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虽由四家工人团体发起，但实际上一直在中共党团领导下进行。

国共合作以来，革命形势高涨，工农运动迅速发展。陈独秀致信中共旅莫支部，“急需派得力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者回国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商定，派遣罗亦农等19位同志分三批陆续回国。1925年3月12日，罗亦农、王若飞等7人从莫斯科启程回到了国内。回国伊始，罗亦农即前往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中共党团成员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对大会的指导。

全国总工会诞生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连续报道了会议盛况，节录如下：

会场门首悬以生花砌成红底白字大横额曰“农工大联合”，场内一演说台，高可两丈，占面积约半亩，左为全国工人代表席位，右为全省农民席位。台前悬红底白字大横披“五一大示威”，台之正中高插铜质镰斧模型的大赤旗，其四围满插旗帜，书“我们目前的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权”“我们目前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最低限度的工资”“检阅我们的力量向敌人进攻”“民国革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等标语。

会议开幕，唱国际歌，全体起立高呼“农工兵大联合万岁！”“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在这次会议上，邓少山（即邓培）宣布了开会理由，谭平山、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弗斯基、廖仲恺以及俄国人加伦将军都发表了演说。

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记载，演说完毕后，全体出发巡行。由会场左出越秀北路，经惠爱东路、转西行至永汉路，南行出南堤，西行至西濠口，折北行至太平路之西瓜园散队。领队者手托大赤旗，其余工农手执赤旗，兵士枪插赤旗。全国工团代表、省农民代表为头一队，沿途均高呼“八小时工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农兵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等口号。声震全市，观者途为之塞，水上大小轮船及各工会门首，均停摆燃炮，相为呼应，市面乃现壮伟激昂气象。

然而，大会并非一帆风顺。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等国民党右派和工贼拼凑了一个“全国工团联合会”，企图控制全国工会运动，他们四处活动，企图阻止各地工会派代表参加劳动大会，甚至盗用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湖北工团联合会等名义，通知各劳工团体，要他们切勿委派代表去广州参加劳动大会。他们说，该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中国劳动组合部所召开的，有被急进派操纵之嫌疑，“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

二次劳大通过的决议案《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

与会各代表听后非常愤慨，尤其是被他冒名的各个工团更为愤恨，纷纷发出声明，与之进行斗争。

二次劳大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就是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设在广州，同时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25人组成，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

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向忠发，出身贫寒，14岁开始在汉阳兵工厂、汉阳造币厂学徒。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之一。正是由于他的工人党员身份，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虽然出身工人，但身上没有一点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用党的经费大肆挥霍，住洋房，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被捕后随即叛变，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信息，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向忠发提出离沪前要见在上海法租界以夫妻身份同居的杨秀贞，结果被顾顺章设下埋伏抓捕。

向忠发折节叛变异常迅速。他交代自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时，巡捕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们平时抓到那些小共产党，哪个不是将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没见过像你这样熊的。”

由于前有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已无更多中共秘密，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作了重要的准备。

Y 遗愿

对此，罗亦农兴奋地欢呼：“结果既然如此，将来的成绩一定很可乐观。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此另开一新纪元，缩短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寿命。”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之际，向全国发出宣言，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全国工友们！

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

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会后，邓中夏在《中国工人》上兴奋地写道：

回想起来，三年前我们是何等幼稚啊！三年前我们曾在广州开过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但是那时候得到些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也议决了九个议案，究其中只有四个议案颇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罢工援助”；第二个是“八小时工作制”；第三个是“组织原则”；第四个是“惩戒工界虎伥”（即现在所谓工贼）；老实说，这四个议案都不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工人阶级全部的要求。然而那时候我们的知识经验，实在太缺乏，所以我们也只能得到那样的成绩。

X 向忠发

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工人运动，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基本上全都是工会干部。其中一位就是赵一曼。

尽管我们所熟知的赵一曼是一位抗日英雄，但她确实做过很长时间的工会干部。

1934年春，赵一曼率部转战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

赵一曼生前曾作有《滨江述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就义之时，留下了对儿子陈掖贤的期盼：“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现在却不同了，并且是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历年从种种的斗争中，得了许多正确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所以此次全国劳动大会，各地代表把所有得来的知识经验汇合起来，于是便成功了一个光华灿烂的好成绩，比之第一次大会，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此次大会又通过一个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并且选出了二十五位同志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大会闭会后全国最高指导机关。我们的各路司令部（各业工会）完成了，从此又有了总司令部的大本营（全国总工会）了，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这样，我们工人阶级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不是可以计日而待吗？

说起来中国劳动运动的进步，总算是很快啊。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很短，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之觉悟，革命之要求，奋斗之猛勇，组织之进步，恐怕还有为各国所梦想不到的。第一次大会时，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仅只二十七万，此次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已超过五十四万了。曾几何时，而有如此的进步，而且是经过政治压迫很盛时期得来的进步，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于前途抱无限的乐观了。

从此之后，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卷起赤旗三百万，搅得周天火热。”

1925年5月24日，纱厂工会在沪西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中国革命又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曲折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

这是自1929年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中国工会历史上一次人数众多、代表广泛的空前盛会。这时的中国工会，不仅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且工人阶级的构成和素质也有了空前的提升。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重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中国工会发展和工人运动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豪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开国大典那天，当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三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以及李立三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共享胜利荣光。三人同框的照片，成为历史的经典。

这一天，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解放军队伍中，有13位百战名将出自安源。

两个月后的12月1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典礼的高台上，整齐地摆放着18个黑坛子，坛口的红布分外耀眼。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的“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骸葬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并为王荷波扶灵，李立三等为烈士覆土。

在冬天的阳光下，牺牲了22年的烈士们安息了。

建于1955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地处西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10号，以朴素大方的建筑风格，在北京当时的建筑中独具一格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受到“造反派”迫害，在北京蒙冤逝世。去世前，他给毛泽东主席留下绝笔遗书：“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到202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已走过了95周年不平凡的历程。95年来，工会事业有过高歌猛进，有过曲折探索，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改革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工会肩负着新的光荣使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动员亿万职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Z 《中国工人》

在党和中国工运历史上，各种面向广大无产阶级的进步刊物，层出不穷，其中有一个《中国工人》，期间因革命环境被迫屡次停刊，在延安时期，第二次创刊时，毛泽东还曾为其撰写发刊词，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曾经风靡全国，发行量过百万，是现存历史最久的红色工人刊物。

与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相比，仅晚一年创刊的《中国工人》，其第一任主编罗章龙，如今鲜为人知，但初代为其撰稿的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和共运领袖，包括邓中夏、刘少奇、瞿秋白、罗章龙、赵士炎、项英、林伟民、李立三等。

说起罗章龙，其履历也足够显赫：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形式，离不开工人运动。罗章龙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为何如此显赫的履历，罗章龙却为后人鲜知？原来，1931年，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次后，他便淡出革命队伍，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95年2月病逝，享年99岁。

今天，由他第一次创办的《中国工人》，已经来到第96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