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5
吴春丽
失业。忧郁的痘痘,悄悄地爬上我的脸,趁我不注意,给我留下痘印。最怕照镜子,一张年近四旬的脸,似乎失去了微笑的功能。我对着镜子,就像挤牙膏似的,不管我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小坨的微笑。
从卧室到阳台,只有几步之遥。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行走的人群。我羡慕那些身穿工衣的人。
我想出去找工作。可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内心里,有过无数次的挣扎。做会计?答案是否定。多年来和数字找交道,我对数字有了些抵触感。自己创业、做小老板?想到我的前老板,他创业失败的故事告诉我: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走创业的道路。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对面传来了清脆的螺丝声。如同一股清泉的流入,瞬间激荡我脆弱的神经。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想寻找声源。
对面,其实跟我只隔一条街。我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对面的生产线。生产线的面前,是一排我叫不出名字的绿树,阻挡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打螺丝的主人。更多的时候,我只能见到一个又一个的背影。久违的螺丝声,像机关枪一样,一旦开始,就不停地发声。这种连续性的声响,让我想到母亲最近在跟我通话时对我的叮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我没敢告诉已七旬的老母亲,我处在失业的煎熬期。
螺丝声的响起,仿佛一声声号角的吹响,唤起我对生活的向往。我告诉自己,别再浪费时间,别再找籍口。为了疼爱我的母亲,也为了我疼爱的女儿,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开启崭新的生活。
我忆起一个细节,1998年,我刚来深圳找工作时,那时,我连BB机都没有,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那时的找工作方式是最纯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靠走路去寻找而得到的,在磨破一双鞋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家港资厂的流水线作业员。我的这段经历,后来被《深圳特区报》用来阐述“深圳十大观念”之十,“来了,就是深圳人”。
想起当年的自己,多么勇敢,就靠“走”,就走出了一条路,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时隔21年,失业的我,在寻找光明的道路上,却因为自己的敏感,而让自己处于沮丧的状态。
我鼓励自己:以前,我能“走”到一份新工作,现在,我肯定也能找到一份新工作。
2019年的深圳,手机,互联网,已经是普及化的时代。就在我的出租屋,已有两台电脑。一台是新式的笔记本电脑,一台是老式的组装电脑。上网找工作?我问自己。想了一会,我有了答案。我要跟1998年那样,走路去找工作。
在此生活多年,我对周边的工业区有一定的熟知。我把自己放到工业区里去。走着,走着,视野更开阔。我才发现,现在的工业区发展得非常好,看着眼前一幢幢的花园式厂房,我站住,数一幢房子的层数,楼高九层。
同样是一纸招聘,21年前的招聘广告,是手写的。现在的招聘广告,是电脑排版打印出来的。没有了墨香,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可身边潮流式的滚滚推动,无不在显示高科技时代下的新模式。工业区里也有电梯房,真先进;工业区里还有姹紫嫣红的花儿,多养眼;巨无霸式的公交车,在工业区里穿行,出行真方便。
在一家大型電子厂的门口。我与廖小姐的缘分来了。在排长龙的招聘队伍中,我站在廖小姐的后面。因为还没到招聘时间,她和我聊天,问我是哪里人,最近找工作进展如何?我问她为什么要选这家厂,她说她喜欢听打螺丝的声音。她说她做梦都想进大厂打螺丝。
当人事文员把我们引入厂区内,轮到我,她只看了一眼我的身份证,说:“年龄太大了,我们只招18-35岁。”
我想重回流水线做普工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因为年龄被拒绝,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以为,她们会将年龄放宽到45岁。在浏览招聘广告时,我就知道她们的招聘要求,可我还是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此前,曾有消息说,出现工厂难招工的现象,我误以为,只要肯干,就会有机会。没想到,在求职的现场,其实找工作的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站在花园式厂区的门口,我没想离开。我打算等廖小姐。看她应聘的结果如何。
意外的是,廖小姐很快就出来了。
“怎么这么快就填好了表格。”我问。我知道她今年刚好35岁,年龄刚好合适。
“我不会写字。”她说这话时,脸上露出难为情的表情。
我看着眼前的她,还真不敢相信她说的话。我在脑里过滤了一遍她说过的话。在深圳这个地方,敢来闯的,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人。提起深圳,有人会这么形容:人才济济。只有高学历,似乎才能配得上深圳。
她穿着白色高跟鞋,头发被拉得很直很直,看起来是个喜欢时尚的人。
看我有些疑虑,廖小姐主动告诉我,“我才读到小学二年级就不读书了。我不会写报表,所以,不好找工作。现在的流水线工作,都要会写报表的。”
我才深深地明白,能在深圳闯的,除了高学历的,必定也有低学历的。他们大多成了这座城市的底层劳动者,成了深圳最不起眼的风景。
阳光正好,均匀地照在我们的身上。
“天气这么好,我们再去别家厂看看。也许能找到一份更适合我们的工作。这里的工厂太多了,一定有机会在等着我们。”我说。
就这样,我和廖小姐在这个花园式的区域里,挨家挨户地开始踏步。
出门之前,我特意选了一双平底鞋。我知道,走路多了,一定要穿平底的。
我和廖小姐走着走着,我才意识到她脚上穿着高跟鞋。“你出来找工作,怎么穿高跟鞋?”
“我没有平底的。也没有找到新工作,不敢去买新鞋。”廖小姐说这句话时,脱下脚上的高跟鞋,我一看,她的袜子上沾着厚厚的血渍。我再仔细地看她的高跟鞋,鞋子上,靠近脚趾处的鞋边也沾上了一层血渍。
“啊,出血了。”我有些慌了。
“没事的。能走路。”廖小姐淡定地说,似乎在安慰我的惊慌。
我看了看时间,这时,我们走路找工作的时间,至少有三个小时。我劝她,“要不我们回家休息吧。明天再来找。”
“只要你能走路,我就能走路。”廖小姐非常肯定地说。
听她这么说,我真佩服她的勇气。比起她,我的脸要羞红了。我也肯定地说,“我能走。”
那天,我和廖小姐接着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快分别时,她的脸上写着失望。没有一家工厂肯录用她。因为她连入职表都不会填写。
我忍不住问她,“你以前的工作,都是什么工作。”
她说,“我的上一份工作是洗盘子。在餐厅工作。一天洗十一个小时。太累了,就不干了。再上一份工作,是在蜡烛厂上班。像我这样的学历,只能进小厂,小餐馆。再找不到工作,我打算去扫地了,扫地的要求估计没这么高。”
回到我的出租屋,想到廖小姐,想到她脚上带血的高跟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我有心事时,我喜欢把自己放在阳台上。真希望心底里的心事,能跟头顶上正在晾晒的衣服一样,经过一夜的晾晒和第二天阳光的照耀,就能发出太阳的味道。
对面的螺丝声,适时在我耳边响起。恰似一曲音乐,吹皱我的心。我既担心自己的失业,又牵挂和我分开才几个小时的廖小姐。不知道她以后的道路,要怎么走下去。我每思索一次,对面的螺丝声,就在我的心里撞击我一次,我在和它一次次的会合当中,思想被它来回磨合。我的意愿终于被它折服。
我想通了。我要接纳数字。我要重拾旧业——做会计。
我记得廖小姐的话,“我不会写字。我要是会写字,我就想进花园式的厂房里,坐进办公室,当个小职员。要不,最起码,也要进流水线,做一个在拉上打螺丝的作业员。”
我想到自己,我明明会写字,为什么不肯再做会计呢?就因为做久了,就烦躁?不,这绝不应该是理由。是对面的螺丝声,它让我和自己讲和;是廖小姐那双带血的高跟鞋,它让我和自己和解。当我说服了自己,看着天空中落下的夜幕,我的心中有了欣慰。面對很快就要到来的明天,我不再害怕。
有了清晰的方向,我改变了策略,我决定在网上投简历。跟我预期想的一样,不用我等太久,我就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
出门之前,我站在阳台上,再次倾听对面的螺丝声。在我听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为我加油打气。我每听一次,内心就沸腾一次。我带着满满的鼓励,走出了出租屋。
走到半路,我想到廖小姐,我拨通她的手机。问她找到了工作没?她说她运气真好,进了一家五金厂,不用自己写报表的,就是活很累,货物很重,对于体重不足90斤的她来说,是一个新挑战。
“你能坚持做下去?”我问她。
“当然能,我还想赶紧去买一双新鞋。现在,我脚上穿的,还是那双带血的高跟鞋。”她说。
和廖小姐结束了通话,我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好好地应聘。争取今天就定下能上班的日子。
心仪的工作,来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快。我曾有好几年的会计从业经验,这个难得的经历,让我很快得到一份新工作。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鞋店,我选了一双37码的平底鞋。我和廖小姐一起走路找工作时,我曾问她穿多大码的鞋,她反问我穿多大码的鞋,我告诉她我穿37码的鞋,她高兴地说,“真巧,我们的码数是一样的。”
我决定给她送上一双新鞋,为她的新工作,送上一份我的祝福。一路上,我打开手机,听我手机里储存的音乐——对面的螺丝声。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励进的美妙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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