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有多高？

吴麟

2014年“广东东莞裕元罢工事件”中，工人以QQ群作为沟通和组织活动的信息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前段时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几位学者谈起农民工的媒介素养问题，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与其父辈相比是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6894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28万人，其规模占总量的46.6%。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八成以上选择外出就业，外出平均年龄是21.7岁，且其中87.3%的人未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在外务工更倾向于就地消费。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的潜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已有研究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满足于实现基本劳动权益，更向往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他们维权意识更强，维权行为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劳资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涵盖立法表达、行政表达、党群表达和社会表达四种类型。媒体表达是社会表达的关键构成，在应然意义上，媒体应成为劳资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权力关系认知媒体，它是嵌入具体时空政经结构中的一种社会机制。笔者此前的研究显示：建制内的所有媒体，报道主题均紧密追随和阐释政策议题；消息来源和报道主角均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和组织倾向；话语引述方面均未对弱势社群予以必要和足够的空间。在整个主流媒体系统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状况可视作“主体性表达缺失”；在其间的工会媒体中呈现出“弱主体性表达”图景，虽略有改善但二者不存在根本性区别。他们寻求平等公民权的真实诉求，即从满足于实现基本劳动权益转向进一步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未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呈现。

在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中，ICT技术的传播赋权功能得到积极肯定。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学者汪建华分析珠三角地区三家代工厂罢工事件，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诸方面。又如：劳动经济学学者李琪分析2011至2012年172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行动主体，行动逻辑趋向“以势维权”——通过现代通讯技术进行有效动员和组织，在短时间内形成聚合之“势”与资方进行博弈，以期实现在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难以实现的诉求。

新媒体的确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及的参与性、互动性等诸多优势，改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利益表达境况；但是我们需要审慎对待技术乐观主义观点，对新媒体的功用应避免陈义过高。这不仅因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一样，是否作为及活动空间取决于国家、资本及媒介三重逻辑的共同作用；还因为新媒体能否实现传播赋权，受限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以下本文将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论述。

知行皆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

20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在英国被首先提出；1994年，这个概念才被介绍到中国。目前，对媒介素养内涵的认知，大致可以分为“技能模式”、“知识模式”和“综合模式”三种。其中，“技能模式”侧重于强调对媒介信息的认知过程。典型如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定义——“媒介素养就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知识模式”侧重于强调媒介知识的累积。“综合模式”则是二者并重，认为媒介素养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对此，社会学者江宇提出：“综合模式”的概况更为全面，因为只有具备了“知识模式”所强调的“知识结构”，才能拥有“技能模式”强调的技能；而从“技能”也可以体现相关注视是否具备。

笔者认同这一分析，在2012年针对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中，即从认知与行为两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进行衡量。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状况与维权、媒介接触与认知情况，于2012年7月在北京市进行，采取非随机抽样方式，发放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40份，调查样本的男性有327人，女性有213人，其所从事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男性78人，女性57人）、建筑业（男性111人，女性10人）、服务业（男性138人，女性146人）。问卷的第二部分为“媒介接触状况与认知”，其中关于“媒介素养”主题，共设计了5个具体问题。

在认知维度上，可从其对“媒体表现”（包括真实公正地报道打工者、让打工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心声、帮助打工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有用的工作和招聘信息、提供打工方面的政策法规服务）、“媒体功能”（包括信息传播、舆论监督、宣传教育、广告功能、娱乐功能）和“可信度”（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三个方面的评价（分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5个评价等级），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认知水平。调查显示，三个维度的选项分布均呈现出中间评价选项比例居多而两侧选项比例较少的形态。这或许意味着两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性是受访者确实对各类媒介及其基本状况评价居中；第二种可能性则是受访者没有对各类媒介及其基本状况做出独立的、符合自身实际的评价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说明他们整体表现出的媒介素养水平相对较低。此时，分析应主要从两侧的选项进行挖掘。如果从第二种可能性入手，则有如下判断：在媒体表现上，他们认为各类媒体在“帮助打工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提供打工方面的政策法规服务”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真实公正地报道打工者”方面则做得比较差。在媒体功能上，他们认为各类媒体的“广告功能”和“娱乐功能”履行得比较好，但是在“舆论监督”方面表现则相当差。在媒体信息的可信度上，电视和广播的可信度比较高，网络和手机的可信度则比较低。

在行为维度上，可从“媒体阅读行为”（包括提出疑问或批评、琢磨新闻的用意、拒绝接受部分内容、通过其他途径核实等4种行为方式）和“媒介参与意愿”（包括遇到突发事件时会向媒体爆料、自身权益受损时会向媒体投诉、会参与感兴趣的媒体正文和讨论、会向媒体反映自己看不惯的现象等4种行为方式）两个方面，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参与能力。问卷显示，在媒体阅读行为上，对问卷列出的四种行为方式，选择“从不”和“偶尔”的比例之和均在60%以上，而选择“经常”和“频繁”的比例之和均在10%左右。可以推断，在阅读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时，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独立思考。在媒介参与意愿上，对问卷列出的四种行为方式,“从不”和“偶尔”的比例之和同样高度集中，且均超过了75%，而选择“经常”和“频繁”的比例之和均在8%以下。与阅读行为相比，参与意愿会涉及的要素更多，因而，选择“有时”、“经常”、“频繁”的比例均略低。

综合上述关于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的分析，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既比较缺乏独立见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很少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行动，其媒介素养水平比较低。

结合田野笔记、访谈记录，笔者发现：整体而言，此次调查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因教育水平和工作环境之故，较少与传统媒体接触，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成为其主要信息来源和社交渠道；但是技术发展并未弥合知识鸿沟，在媒介素养上，他们认知固然有限，行动更加罕见。

何以出现此种状况？“教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方有相对清楚的媒体认知、相对积极的媒体参与意向，以及曾经有过质疑媒体信息、利用媒体维权的经历。

媒介接触与劳资关系：一个初步的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关系状况，各级工会的调查报告多有反映，诸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与对策》等等。概而言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劳动权益受损问题突出、劳资关系中缺乏话语权、职业选择及发展的空间逼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待提高。此即：他们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困境。农民工（包括新生代）的媒介接触，也有不少研究论文，诸如《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郑素侠，2010）、《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周葆华、吕舒华，2011）、《新媒体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研究》（周葆华，2013）等等，大致存在三点共识：新媒体的接触频率高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使用主要以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为主；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不容乐观。

既有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很突出——或聚焦劳资状况，或探讨媒介接触，未能将二者进行有机的、具体的联系与分析。只有少数例外，诸如学者李红艳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社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由于在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洞”（InformationHoles)现象，此即“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链条中，传受双方的交互缺位和社会角色期待的差异而造成的信息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存在“断裂现象”。对大众媒体提供的就业信息的不信任，以及农民工管理组织信息传播的缺失和断层，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就业中仍然选择单一而传统的获取信息方式——“依赖人际传播的关系网”。

因而，媒介接触与劳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探究。

综合分析本次调查的问卷数据、田野笔记、深度访谈以及其他二手资料，笔者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不一样的媒介接触，不一样的劳资关系”。此即：媒介接触行为越积极和能动，就越有可能获取媒介资讯和利用媒体表达以改善劳资关系。

学者邱林川提出在中国信息社会建设中，随着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出现“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have-less）。这一概念泛指在社会信息分层结构里介于“信息拥有者”（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es）之间的各种人群。他们广泛、自发地使用手机、QQ等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建构草根社会网络。其中，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普及率相对最高的媒体，且智能手机的比例日益增加，对其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在个体自主性的获得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手机的使用动机大致可分为5类——“联系亲友”、“休闲与娱乐”、“维护亲情”、“新闻与资讯”、“意见分享与讨论”。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范畴基本停留在前三项；若他们能在后两项上更有作为，如利用手机（含移动互联网）寻求维权知识、分享劳资信息、学习谈判策略、进行集体动员等，便有可能提升自己在劳资关系中的议价能力。

在2014年“广东东莞裕元罢工事件”中，工人便以QQ群作为沟通和组织活动的信息平台。据《凤凰周刊》记者的观察，“工人在现实中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对联络、协商和组织资源的渴求，使其转战网络，他们建立的QQ群非常饱满的展现了所思所想。”行动之初，罢工现场发生任何事件，消息和图片在第一时间就会被发到群里；任何媒体对罢工做了报道，无论中文抑或外文，都有工人转到群内，并号召大家去给门户网站相关报道评论“顶帖”。对此，英国《卫报》刊文认为：中国的农民工积极利用QQ、微信等社交网络，正从“苦役者”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反叛者”。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进行积极和能动的媒介接触，与其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水平密切相关。媒介素养一般包含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即公众如何处理所接触的媒体信息，尤其指向是否具有质疑反应和批判意识；媒介参与意向，即公众能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创造。周葆华、陆晔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2409名市民进行随机面访调查，发现：在描述层面上，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和对媒介生产的积极介入，均处于偏弱水平；公民的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开放型的人际讨论模式，对其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网络新闻和海外媒介的使用对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有重要贡献；更高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也预示着更高的媒介参与意向。相较市民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更是偏弱。

前述积极利用QQ群的裕元工人，根据《凤凰周刊》记者手记描述，个别工人媒介素养水平较高，但整体而言也不过尔尔——“‘中国的媒体有中国特色，他们讨厌文革，所以使用文革时代相关的口号和方法，媒体是不会支持的。’一位被众人认为了解媒体的工人，这样分析罢工中应选取的策略。不仅如此，另一位同样被认为‘见多识广’的工人，还努力为自己的工友分析应当联系哪里的媒体，为了减少多次重复的劳累，他把自己创建的群名修改为‘省内媒体不可靠’……不过绝大多数工人还是缺乏对媒体的了解，正如他们对中国媒体政治谱系的划分一样，臆测多于考察。他们会把门户网站转载的新闻视为这家网站自有的报道；当腾讯大粤网将罢工新闻放到头条时，他们欣喜若狂，误以为腾讯把他们的事情当成全国性头条新闻在报道。工人们搜罗了一大串媒体和中央机关的联系方式——当然基本都是假的——还是有工友一个接一个拨了过去。”

笔者的2012年问卷调查中的540名新生代农民工，其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皆非常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劳动权益的维护。

提升媒介素养：实现传播赋权的可行途径

代际转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学者姚俊通过调查2009年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8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新生代并非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一代。在多项指标中，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外出动机略好，但这只是正常代际差异，而非本质区别；同时在收入水平、务工时间、社会保障享有和工作稳定程度上，则明显不如“老一代”。的确，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处于社会的下层，其命运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影响，生活境遇不甚理想，关键是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很容易跌入社会的最底层。正如2014年《南风窗》的报道《城市空间迎来“新生代”》所言：“从外表和认知上观察，这拨‘新人’，已被‘钉’到和城市主流社会群体的同一面墙上。是否会掉下来，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新媒体被普遍认为“有巨大的潜力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和赋权，并改善社会边缘群体的日常生 活 ”（MehraB,MerkelC.&BishopA.P.，2004）。学者郑永年曾从“技术赋权”角度探讨互联网对中国国家-社会的影响，认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进行改造和赋权。”他发现“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分权的效果”，此即“它的益处以分权的方式扩散”，因而“即使存在‘数字鸿沟’，但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使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阶层努力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福利。”确实，新媒体的传播赋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有具体的案例可资佐证，例如：四川籍在京务工民工刘建伟，自2006年被确诊患尘肺病，带病为自己及十余名工友进行了有效的维权，其总结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学会运用自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以及@张海超、@古浪赵文海、@乐山何兵、@阳和平等尘肺病维权人士，就是“不断通过微博发声，引起了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过，媒体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场域，弱势群体“报道配额不足”问题异常突出；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匮乏，是其“媒介弱势”产生的根本原因。网络空间亦是如此，学者赵云泽、付冰清结合社会分层理论，曾于2009年12月16日、22日、29日，搜集“人民网舆情频道”每日浏览数最多的500个网帖，剔去被删除的，共获得有效网帖总数为1374个，通过内容分析判断“网上说话人代表的阶层”，发现：网络言论更多地是代表社会中间阶层的“民意”。在网络话语权的占有比例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以68%居首；“社会上层”以28%次之；而“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社会“底下”阶层仅有12%。网络空间话语权的结构呈“不平衡”状态，并未解决社会底层话语表达问题。

媒介素养包括个体从认识媒介、使用媒介到参与媒介的各种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动能力。简言之，它不仅是指公众建立有关媒介社会角色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强调培育民主社会所必备的质疑和自我表达能力。学者陆晔、郭忠实的实证研究显示：媒介素养具有“赋权”作用，能够增强人际沟通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话语能力建设，在有效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基础上，重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以使他们有意识、有能力利用传播媒介进行自主、能动地进行话语表达，是实现传播赋权的一个可能途径。

如何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便成为一个有迫切意义的问题。对此，学者郑素侠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政府、高校、媒体和公益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相互协作，以开展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并编写《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简明读本》。不过，其设计的实施思路和方法失之简单；我们需要在现实的政经结构下，进一步寻求具体可行的进路，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习惯和信息需求状况，展开富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培训，有效提升其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