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雪原中的一抹红

吴梅影

2019年岁晚某个周末，突然想起了哈尔滨，便买了机票直奔机场，扑向它银白的怀抱。大雪天气，窗外艳阳高照，冰雪却未曾消融。自然而然地，笔者又想起了萧红，想起捧读她作品的青春往事。岁月悠悠，人已渐渐老去，而文学，却以不变的容颜，镌刻在生命之中。纸墨之寿，胜过金石。

她是典型的东北女子，五官饱满，不算漂亮，后来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电影诠释，总要夸张她的浪漫（她的人生际遇，很难说是主动选择的浪漫吧？更多地应该是，女子在身不由己的乱世中飘蓬一般的悲剧命运），以此展开联想，让她仿佛绝世容颜。其实，论长相，萧红不过中人之姿。但她用特立独行，书写着悲情年月，书写着青春芳华，书写着满纸风华。

那个时代，女子读书的不多，像她这样有灵气，又腹有诗书的更少。从思想、从文字上看，她算不上顶尖“武功”，不过，难得的是，她有着别人没有的那一份纯和真。未经俗世侵染的，好女儿的或浓艳或清纯的自自然然。

她娓娓道来，仿佛邻家女儿，眼神清亮，情窦初开。万物生长，天地美好，命运的恶魔躲在角落里，还未张开隐形的翅膀：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得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

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不得力，若不是十分地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

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虽是长篇小说，却具有抒情诗一般的叙事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童稚，清纯，浑朴天成。那自然溢出的诗意与温情，犹如回旋于心底的一对酒窝，又好比我们少女时期那对于花裙子的急切渴望。

哼着，哼着，两眼便满是粼粼波光。

这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着别离的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中篇小说《生死场》则描述了一群女子在压抑而毫无生气的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存及死亡。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

1934年的秋天，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租界的鲁迅收到了两份手稿，以及一张合影。这两份手稿分别是《生死场》和《跋涉》；照片，则是一帧萧红与萧军的合照。

两年之后，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问：“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列举了茅盾、丁玲、萧军等人之后，又特别提及：“田军（即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1935年12月，鲁迅尽全力促成了《生死场》的出版，并为小说写序。胡风写了读后记。

萧红一夜成名。

1941年，25岁的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笔者第一次讀《呼兰河传》，感觉是史诗般的。呼兰小城，有这么美么。后来去到哈尔滨，车窗外看到“萧红小学”“萧红中学”……挺好听的、诗意的、以她名字命名的学校。一个文化名人可以提高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可是，想起萧红可悲的命运，她活着的时候挨饿，甚至问：“桌子可以吃吗？”多难受呀，生于乱世。

她生了两个孩子，和不同的男人。孩子一个送人，一个夭折。不能想象，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没有钱，没有家，当然没人侍候，不能坐月子。多难受呀，这是一个母亲的遭遇。

想起了和她同时代的柔石所写的《为奴隶的母亲》：主人公“母亲”是浙东农村的一名穷苦的妇女，丈夫染上赌博酗酒恶习，儿子春宝久病在床，一家生活无着。为了给孩子治病，丈夫将她出典给渴望生儿子的老秀才，换回了一百元大洋。三年中，她给地主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虽然老秀才对她不错，但秀才大娘子说：秋宝是她的，不属于生母。三年期满，“母亲”不得不离开秋宝回家。但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时，她发现，春宝已经奄奄一息……

萧红短短的一生，如同一只小小的飞蛾，在缺爱的环境中长大，毕生追逐爱和光明。她只正式结过一次婚，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端木蕻良。好比她怀着不嫁同居的汪恩甲的孩子与萧军同居一样。每看这些，说不出什么感受，或许，这就是她的命。她死后，她曾经“爱”过或者曾经“爱”过她的三个男人却有一张合影。多难受啊。

猛然想起了那句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让一个可怜的女子当他们的太阳吗？

她寻找太阳，她死后却成了别人的太阳，也是故乡呼兰的太阳。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院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呼兰河传》）

多年以后，好友青青写了厚厚大大的一本萧红的传记《落红记：萧红的青春往事》，当然，赠了笔者一本。对不住她的是，至今仍未打开来看。老了，工作，喝茶，看点闲书，已经没有力氣去触碰那么悲惨的命运。就让萧红，永远活在笔者的青春年纪吧。那时，刚刚打开《呼兰河传》：她那么美好，一双天真无邪的眼。

她19岁离家，31岁逝于香港。她是萧红，本名张乃莹，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这是民国，所谓的“黄金时代”。

这一群民国女子，张爱玲、苏青、萧红、庐隐、丁玲……在大时代中沉浮，她们中的大多数，不具备忧国忧民的旷世情怀，许多时候，或许“她”只愿做个寻常小女人，有人爱，有温暖的家，现实安稳，岁月静好。可连这，一个普通女子的小小愿景，最终都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她们把个人的爱与泪留下来，在时间中，吟成诗篇。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路。我好像命定了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931年11月30日午后，在上海四川北路一个咖啡厅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见到了已经身无分文的两个年轻人。简短的会面结束后，鲁迅先生将一个信封交给了他们，里面装着两人急需的20块钱。

萧红死前曾留下遗嘱：“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即将告别人世，她在内心深处，依然记得的是最爱她的人，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她想靠着这两位她无比信赖和敬重的先生，取那薄凉人世唯一的暖。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