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战场

阎连科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当时的我，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软弱的。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到家时，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儿抬起头来看见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后，便咣地一下落在地上，裂成了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听到响声，我的两个姐姐含着眼泪出来了，大姑、三姑和小姑也从屋里匆匆走了出来，左右邻居也都赶到了我家里。我的父亲是最后从后院里走出来的。父亲步履缓慢，仿佛是一个老人。而那个时候，父亲才52岁。他的背忽然就有些驼了，原本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只有皮和骨头。父亲看见我的第一眼，脸上满是震惊与兴奋，可在那表情下面，我还看到了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儿，骤然间，他的头发白了一片，且每走几步，都要费力地停下来大口地喘上幾下。

原来，父亲一方面因为担心我，一方面加上家里人多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在夜寒中通宵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多月里，他在那阴冷的后院里走了三十来个夜晚。三十个漫长的夜晚，后院里潮润的虚土被他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又被他踩回到了地里。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的好不容易才好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第二个月，再次复发。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发，会种下那样的祸根，会成为他在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

（摘自《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