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王洪文吃兴奋剂——喝参汤三鞭酒

文/汪文风

文革时王洪文吃兴奋剂
——喝参汤三鞭酒

文/汪文风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王洪文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像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装作吃惊地说：

“哎呀，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