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红岩英烈血与泪的嘱托

董晓彤

在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2万余字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为罗广斌，他也是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中侥幸存活，这份报告是他虎口脱险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完成后上交给党组织的。报告原件共15页，包括7个部分，分别是：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七、狱中意见。其中，第五、六章缺失，第四章部分缺失。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曾一一读出的“狱中八条”，就出自这个报告的第七部分，具体内容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深沉思考，这一血泪重托寄托着他们对党、对新中国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那么，这“狱中八条”因何而来？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呢？

突变：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

“狱中八条”之所以会产生，直接原因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导火索，主要是《挺进报》事件。

《挺进报》创刊于1947年5月，是由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在重庆出版的一份进步刊物。该报的发行有着严格的记录和规定，只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秘密传播。随着影响力的增强和发行量的增大，该报开始通过特殊渠道向国民党内部发送，以图“攻心”。1948年3月，一份《挺进报》出现在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案头，这使他大发雷霆。他原本以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在他不遗余力的绞杀下，已经难成气候，如今出现这种事情，让他着实难堪。他随即命令时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限期破案，破坏《挺进报》编印机关和发行渠道。

不久，特务们获得一条重要线索：重庆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里，一位名叫陈柏林的青年店员私藏有《挺进报》。特务们经过伪装接触等方式，于1948年4月1日下午将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原名任达哉，1947年加入重庆地下党组织）抓获。陈柏林被捕后，面对酷刑毫不畏惧，没有吐露半点消息。而他的上级“老顾”，却交代了知道的一切，成为《挺进报》事件中的第一个叛徒。根据“老顾”的供述，徐远举对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围剿”。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一批身居要位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在被捕后先后叛变，在他们的供述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创。

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惨痛经历与教训，成为狱中共产党员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也是他们牺牲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

抉择：忠诚还是背叛

“狱中八条”内容的背后，是共产党人面对信仰的抉择，也是罗广斌及其狱友总结其所经历的忠诚与背叛故事的警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古人留下的遗训。但总有一些人，在面对糖衣炮弹或者严刑拷打之时，失去了“大丈夫”本色，丢失了共产党员的忠贞。

刘国定，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工委书记。由于在地下党组织地位高，联系广泛，他的叛变直接导致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乃至四川地区众多地下党员的被捕。徐远举后来交代说：“刘国定叛变，案情进一步发展。特务们由被动变为主动，迅速打开了缺口，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

冉益智，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在同志们的眼中，他“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理论水平也极高。可谁想，就是这样一名看似忠贞的领导干部，在被捕第一天就叛变了，此后还积极帮助特务们诱捕自己的下级。

李文祥，被捕前任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因刘国定出卖被捕。他最终在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的威胁下，叛变投敌，出卖了十多名同志。

面对信仰，有人选择背弃，而更多的共产党员则选择用忠诚捍卫理想信念。

江竹筠，因刘国定出卖，1948年6月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江竹筠被党内同志亲切称呼为“江姐”。这样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在受尽各种酷刑后，却始终没有向特务们透露一点秘密。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军统在监狱将其杀害并毁尸。

陈然，原名陈崇德，被捕时是《挺进报》机关的特支书记。在狱中，他几次昏死在酷刑之下，却始终认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其一人所为。他试图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保全组织和其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敌人枪杀于大坪刑场，时年26岁。

刘国鋕，1921年生于四川泸州一个富豪家庭。1941年加入共产党。因冉益智出卖，1948年4月19日在四川荣昌与未婚妻曾紫霞一起被捕。刘国鋕的家人几次对其施救，国民党方面答应只要他能签署脱党声明，即可释放。刘国鋕对此回答说：“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我活着，牺牲了共产党，还有什么用，还有什么意义呢？”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慨然赴死，时年28岁。

忠诚与背叛，是每个时代、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和平年代，也许不需面对残酷的生死抉择，但灵魂却时刻面对着理想是否坚定、信念是否执着的拷问。“狱中八条”是深刻总结忠诚与背叛故事后的提炼，也是共产党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生动展现。

嘱托：英烈血泪中的希望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歌乐山上，像江竹筠、陈然、刘国鋕这样的红岩英烈，还有很多。他们恪守着忠诚与信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了凝结着血泪的嘱托与期盼。

罗世文希冀：“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车耀先叮嘱：“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作一个健全之国民。”

许晓轩不忘：“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是这样，希望组织上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蓝蒂裕留下《示儿》：“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紅岩英烈，在中国革命史上站立成了一座丰碑。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狱中八条”面世70周年。“狱中八条”经历70年的岁月洗礼，在全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依然闪烁着信仰与忠诚、责任与意志、忧患与担当的璀璨光芒。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直言无忌地向党提出了“八条嘱托”的红岩烈士，正是中国的脊梁。

“我伏在窗前，让黑夜快点过去。希望的梦啊—总是做不完的。黑夜里总有星光，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明天是我的希望！”

这是红岩烈士余祖胜写下的一首题为《明天》的诗歌。今日之中国，正如烈士当年笔下所愿，河清海晏、欣欣向荣。中国的明天，因着无数如“狱中八条”般浸润着不屈精神与忧国情怀的故事而永远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