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张立群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已基本确立,尽管还面临着风险和新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综合施策、合理应对,就能有效化解短期下行压力,克服诸多不确定因素。综合研判,我国经济预计在2019年会由落转稳、稳中趋升。经济金融活动的规范性、有序性将逐步提高,结构优化、供给质量提高的综合成效将进一步显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速度也将持续提升。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依次为6.8%、6.7%和6.5%,呈持续下降态势。三季度GDP增长率为6.5%,已低于保持12个季度的运行区间(6.7%-6.9%)。
国内外市场需求喜忧交织。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5.6%,增速较9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1-10月份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较1-9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投资内部,市场主导的投资继续表现活跃。但要注意到,未來市场需求潜伏隐忧。中美贸易争端对出口的压力正在加快显现。受预期影响,今年以来外贸“抢单”现象较为突出,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增速提高。未来看,中美贸易争端走势尚不明确,如果进一步升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在明年会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出口增速较今年会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环境趋紧,城镇商品房销售量增速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趋向下降;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和基础设施投资较大波动的影响,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将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居民部门杠杆率显著提高,居民购买能力从收入和信贷两个方面的约束都趋向加强,消费能力不足问题开始显现。消费增速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如果需求约束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将趋向加大。
随着规范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推进,当前金融活动模式正处于转型之中。一段时间以来,增加流动性的主要来源—表外资金活动,正在受到全面规范,活跃度显著降低。表内表外资金交相变化过程中,流动性偏紧问题持续显现,协调好稳杠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难度很大。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型之中,从不透明、不规范的隐性举债转向规范的地方债、专项债举债;PPP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向更加规范的过程中。这些都深刻影响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调控能力。
此外,当前转向绿色清洁发展的步伐加快,但如何协调好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如何协调好与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关系,也面临严峻考验。
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换挡”,根源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城镇化进入长周期调整谷底。经过多年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被基本克服,我国城镇化也逐步走出谷底。这两点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明显好转。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于明朗,出口形势明显好转。
2017年,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美元)较上年增长10.6%,较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3.8%)高出近7个百分点,改变了2012年以来连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见,经过近10年的持续努力,世界经济基本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受其支持,2017年我国出口(美元)较上年增长7.9%,增速较上年提高15.6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6年的大幅下滑。对国内外向型企业增加销售和生产,形成有力支持。今年1-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2.6%,增速较上年同期又有提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对未来外贸出口有潜在影响,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不会被改变,各国经济恢复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总体不会被改变。与2010年至2016年出口滑坡比较,我国出口形势已经总体转好。
城镇化取得积极进展,投资内生动力增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一是城镇化进程的领军城市,已从一线城市日益扩展到多个二线城市。统计数据显示,南昌、苏州、武汉等二线城市的“年轻指数”已超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说明,随着二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市场环境改善,其产城融合度明显提高,进而带动城市人气度加快提高。二是新型城镇化积极推进。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带动了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加快了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的工作,促进了一批中小城市环境改善、产城融合水平提高和人气度提高。这些都有效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带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活跃,提高了投资的内生动力。例如,更高的城市人气度促使房地产市场空间扩大、成长性提高,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卖房难”;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建房用地的供给能力,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拿地难”。城镇化的积极变化,恰恰是2016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升的基础性原因。受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趋于活跃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企业资金周转形势好转、效益改善。这必然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逐步回暖。可见,城镇化走出长周期调整谷底的事实,支持了投资增长企稳回升。
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消费市场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的特征。十几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及为此在社会生产、建设方面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推动了消费市场持续快速扩大,也支持了工业、服务业和城乡建设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国内各类消费品、与生活消费相关的服务,供给日益充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种类和技术创新日益丰富,对消费需求形成了不断加强的推动。三是我国政府确保基本民生的努力。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给基本民生带来的威胁,近年来政府在保就业、精准脱贫、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居民收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因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只要把握有利条件,推进经济恢复持续较快增长,消费能力就会明显恢复。综上,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具有深厚的国情和发展模式特点支持,其持续保持的前景明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成效不断显现,供给对需求的动态适应能力明显提高。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市场供给的数量保障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对于市场需求增长转稳,国内市场从普遍短缺转为一定程度的过剩。市场竞争对企业转型的“倒逼”作用加强,对企业和产能的优胜劣汰力度加大。市场调节程度较高的大量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优胜劣汰、转型升级活动启动早,效果也比较明显。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去产能、去杠杆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积极推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特别是以“破、立、降”为重点着力深化基础性关健领域改革,围绕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着力补齐制约市场竞争作用的制度短板,目前已取得积极效果。新动能明显增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深海探测、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产业新产品蓬勃发展。2017年,我国研发(R&D)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为GDP的2.12%,较2014年提高0.34个百分点。低水平产能加快退出,行业发展环境持续好转;企业加快从数量扩张型效益转向质量和创新型效益,行业内产量扩张的自律能力增强,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活动增加。这些都促进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使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协调好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关系,是当前经济工作最为重要的任务。
克服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着力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各项工作,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看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加快理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之间更好地融合与互动,加快改善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硬件环境、市场和政府服务等软件环境,促进产城融合水平同步提高,支持城市人气度、城镇化率普遍提高,进而支持就业和收入持续增长,国内消费市场持续较快扩大,是培育中国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能力的关键,其中也蕴含着巨大需求增长潜力。因此,要大力抓好各城市群面向长远的整体规划工作,认真画好一张蓝图;根据规划目标,合理安排土地用途,保障好城乡一体化发展对土地的各种必要需求;根据规划,基于远期目标,高起点、高标准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在财政“分灶吃饭”基础上,根据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要求,适度由小灶并大灶,在更大范围内统一协调财政资金使用,同时完善地方发债工作,保证必需的建设资金;以产城融合水平提高为支撑,综合施策,促进城镇化水平普遍提高,释放中国现代化活动的强大动力。
对短期流动性收紧、投资增速下降等问题,则应综合考虑和适度应对。在加强违规融资活动监管时,应注意通过适时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整,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在淘汰“僵尸企业”、打破刚性兑付等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应该选准典型目标重点突破,有效控制债务风险连锁传导,由点到面积极稳妥推进。对地方政府融资活动,应按照“堵后门、开正门”的原则,积极改进和加强地方债发行工作。总之,在坚持完善基础性关键领域的制度短板、加强金融监管和规范融资秩序的同时,要做好貨币政策、财政政策适时适度的关联操作,确保支持实体经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确保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满足合理住房需求的房地产建设的资金需求。
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最重要的是增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能力,通过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促进优秀企业不断脱颖而出,促进高质量供给较快增长。因此,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着力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从产业、市场、规则等多个方面,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积极加入和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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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目标综合协调。要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金融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加强市场在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决定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等方面协调推进。要在促进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活跃,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上,不断改善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提高金融杠杆使用效果,进而不断化解金融风险。
污染防治工作要加快向法制化、透明化、执法规范和常态化方向转变,要合理制定与当前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相符合的环保标准,努力使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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