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之死

黄金明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要找到一尾斤把重的草鱼，已极为困难。母亲多年前牧鹅在河滩捡到一只毛蟹，这种往日多如牛毛的河蟹已不见踪影。而龟鳖之类，已不知所终。大堂哥在村边的“裂坑”（粤方言，小溪流之意）被一只红色甲鱼咬住脚趾的情形，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

美人迟暮

大约在那个时候，父亲将一直放在杂物问的各类渔具搬出来，任其水淋日晒。父亲决计金盘洗手。这不是他突然大彻大语，不再杀生。偶尔我带弟妹去网鱼，也遭到父亲的呵斥，他振振有词：“江上的鱼有毒，吃了不卫生。”

对于村庄的人来说，河流曾经清澈干净，是天然的洗衣盆、洗菜盆。人们在河上洗草给牛吃，在过江埠杀鸡、宰狗，将禽畜的内脏扔给鱼争食。洗衣服的肥皂泡覆盖了埠头的水面。终于有一天，人们不敢再到河边杀鸡，水太臭，变黑了。过江埠下的水潭成了水牛的洗澡池，水底积淀着深厚的牛粪。是的，村人在所属河面上，按其功能是区分严格的。上游保持干净，中游洗衣服，下游是扔死亡禽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顾及小河下游的村庄，也没有想到，在上游不过数里之遥，就有着类似的村庄，干着相同的勾当。

死亡禽畜的污染不可小觑。“污染”这个字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仍显得过于陌生，但污染没有片刻停止。

苦果是一点一滴孕育并慢慢膨大的。在小河遭到灭顶之灾时，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根锁链上的一环，谁也逃不脱其中的厄运。小河曾经是一根闪光的项链，挂在村庄光洁优美的脖颈上。如今，美人迟暮，链条锈蚀，一切都失去生机和灵气。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发现，河流正在进入它的死亡期，水越来越黏稠，几乎停止流动。

近年来，小河已经奄奄一息，鱼虾几乎绝迹，连最普通的走水佬、花肚軍、麻扁婆之类的小杂鱼都难得一见。河床上倒是有一丛丛的杂树、荆棘和野草蓬勃生长。野蓖麻和颠茄，高约三米，在杂树中鹤立鸡群。颠茄开出的花朵犹如喇叭，白惨惨的，有的又鲜红如血，看上去妖艳诡异。河湾上的几潭死水，漂浮着塑料袋、死禽和垃圾。绿得让人惊悚的水葫芦疯狂生长，肥厚的叶片像塑料布要将整个水面覆盖。

致命毒剂

多年来，那些无辜而纯朴的人，都参与了对河流的谋杀。没有人看到这种后果，也没有谁承担责任。他们将此处污染之后，选择离开。有点本事的人，已到镇上、县城购房生活，能力稍逊的人也要到城里打工，做走鬼，总比在村里种地好。至于家园崩溃，那并不重要，只要成了城里人就好。有谁愿意留恋穷山村呢？

为什么流水保持清洁逾数百年之久，却在近三十年到了万劫不复之境呢？归咎于今人没有环保意识是简单的，却未免失之公允。时代毕竟变了，在过去的农耕社会，村庄、河流及土地的循环和利用是良好的，大自然从未失却自我净化能力，一旦崩断，亦能自我修复。耕种没有化肥和农药，生活垃圾大多可以降解。但在工业时代，乡土山野遭到毁灭性一击。过度垦殖及大量化肥、农药乃至各类生长素、膨大剂的使用，使土地濒临死亡，附丽其上的蛇蛙虫豸之类，被大量消灭乃至绝种。大量化工产品，如塑料、电池、橡胶之类，根本无法让土地吸收、净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化工产品很稀罕，人们洗头还是用茶籽，顶多用药皂。不可降解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光是装东西的塑料袋，不用几天就积满小河。在过去，这些“现代性”垃圾是没有的。那些农业时代的垃圾，一部分成了猫狗的食粮，一部分在土地中腐败并滋养草木。

更可怕的是，随着村中耕作人员的减少，大量土地遭到抛荒。以前作为肥料来源的粪池，不再发挥作用。日积月累的粪便都要爆棚了，并随着一场豪雨在村巷四处流淌，最终排入河湾之中。生活污水就不必说了，还有农药。农民喷完杀虫剂，喷雾器要在河水中洗涮，用空的农药瓶被随手抛在沟壑及河湾里。这也许是鱼虾绝迹的根源之一。

我一直以为，东方文化强调整体，虽有忽略个体或个人的弊端，但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却使大自然生生不息，能保持物种的多样化及生命的活力。而西方文明，虽然对个人给予最大尊重，但其享乐主义和科技至上乃是建立在掠夺和毁坏大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扰乱大自然的结果，必是扰乱自身而在劫难逃。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大自然隐秘的链条已然断裂，无法修复。

（摘自《田野的黄昏》百花文艺出版社图/姚万俤、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