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释放“真正的土耳其”？

李亚男

6月24日，土耳其提前一年半举行总统与议会选举。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赢得52.5%的选票，再次当选。

在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和极右翼民族行动党组成“人民联盟”，最终以53%的支持率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另有世俗派共和人民党（22.7%）、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11.67%）、从民族行动党中分裂出来的好党（10%）迈过“最低门槛”（10%的得票率）进入议会。

埃尔多安高调宣布胜选，称选举结果是“土耳其民主的又一次胜利”，其出任总统是“国家赋予的使命”，并承诺将继续努力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虽然反对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投票难以保证公平、公正，计票过程也恐有违规之处，但最终无力挑战埃尔多安与正发党双选双胜的局面。

但未来埃尔多安自己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紧迫的危机。

他若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土耳其必将陷入分裂和混乱；若他最终能实现经济增长、弥合社会分歧，就有望带领土耳其走出低谷。但在中东地区秩序拆解、重塑的大背景下，一个逐渐强大且有雄心的土耳其究竟会成为和平的助力，还是会引领新一轮权力争夺，更难预知。

颠覆外界印象

这次选举是土耳其2017年修宪之后举行的首次选举，也是首次同时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更是首次允许多个政党组建联盟参选，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选举也意味着土耳其实施了数十年的议会制被废除，总统制正式生效，埃尔多安亦将藉此成为土耳其现代史上最强势的总统。根据新宪法规定，土耳其不再设政府总理职位，行政大权集于总统一人之手，总统有权组建内阁、任命司法官员、解散议会等；原则上，总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届。自2003年以来，埃尔多安一直是土实际领导者，此次又当选实权总统，未来若连任则有望在位至2028年。其权柄之大、掌权时间之长将超过国父凯末尔，势必在土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修宪改制、成为实权总统，是埃尔多安一直以来的梦想。为此他苦心经营多年，2014年将总统由议会选举改为全民直选，2015年力保正发党守住议会多数席位，2016年迫使时任正发党主席和总理达武特奥卢辞职、借未遂政变清洗军队打压异己，2017年推动修宪公投，每一步都指向总统制这一最终目标。如今埃尔多安终于如愿以偿，但不得不面对国内外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认为，正是由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长期垄断权力，造成了今日土耳其社会极化、分裂、暗流涌动的局面；土耳其正日益偏离民主化、世俗化、自由化的轨道，一步步走上强人政治、民族冲突、教派分化、社会保守的“中东旧路”；凯末尔的土耳其业已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前景晦暗的“埃尔多安的土耳其”。

但无法否认的是，尽管埃尔多安在西方媒体、批评者的眼中正逐步成为一个“独裁的暴君”和“狂热的宗教主义者”，可他在土国内始终有大量拥趸———正是这些人一次次用选票助力埃尔多安登上权力的巅峰。孤立地看任何一次投票，外界都可以说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善于利用时机、引导和操纵民意，从而赢得选举胜利；但历次投票埃尔多安都能实现预期、成功地聚拢多数民意为其目标背书，那至少意味着他在战略方向上并没有偏离现实。准确地说，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是土社会变化发展的得益者；土当前种种现实并非由其创造，其更多是顺势而为。埃尔多安的不断胜利颠覆了外界对这个国家既有的、刻板的印象，显现出一个不一样、但更真实的土耳其。

一个东西分裂的土耳其

在此次选举中，埃尔多安毫无意外地再次丢掉西部沿海地区和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大城市的选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腹地仍是其稳定票仓，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选票则集中流向了人民民主黨。选票分布规律不只反映出不同地区对埃尔多安政策接受程度的差异，更反映出土社会长期分裂的现实。

首先，分裂体现在发展问题上。西部靠近欧洲的沿海地区发展较早，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生活方式西化，社会氛围开放；尤其重要的是，该地区汇集了土三分之二以上的金融、工业、旅游、文化和教育资源，代表其利益的大企业主、军队以及知识界精英长期垄断国家政治权力。而面积更广大的东部内陆地区（包括库尔德地区在内），由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社会保守，长期被中央政府和精英层忽视甚至遗忘，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被严重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沉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土社会的分化与失衡。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益于新一轮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土实行了更积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内陆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催生了新的中产阶层。但这一过程并未伴随着沿海地区的衰落，所以没有引起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且内陆的发展模式、环境、程度甚至理念都与西部沿海地区不同，因而也不是简单的“后进追赶先进”。传统的西化精英与新兴的本土中产阶级的利益、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大不相同，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兼容性。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作为本土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对立和竞争，正是土社会本土化与西化分裂、新与旧磨合的体现。

其次，分裂体现在民族问题上。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为强化凝聚力、打造先进的“欧式”民族国家，提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理论，强行把土境内所有民族都融进“土耳其族”的框架，否认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在土东南部聚居的库尔德人因人数众多（占土人口四分之一左右），更是其重点打压对象，被禁止使用本族语言、服装等。但“一个民族的土耳其”除了政治宣传外，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只要政策稍有松动，库尔德人的反抗运动便会抬头。埃尔多安上台后，曾尝试用相反思路解决民族问题。他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属性，允许其使用本族语言出版、办学，启动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谈判，甚至默许亲库尔德政党的存在。民族和解进展一度颇为顺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土边境地区库尔德武装壮大，重新引起土政府对境内库尔德人离心的担忧，民族政策又转向严厉。库工党与土政府武装冲突又起，土军队的打击行动开始跨越边境；亲库尔德政党势力不断壮大，与正发党的分歧与矛盾激化。土民族问题日益扩大为政治、安全、军事、外交问题，威胁着土社会的统一和凝聚力。

一个教俗对立的土耳其

土耳其长期被视为中东地区现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通过法律确立政教分离原则，迫使宗教退出社会公共生活，变成民众的私事。这种印象虽不能说错误，但至少有些片面。

建国之初，凯末尔将宗教归于“落后”和“东方野蛮主义”，视世俗主义为“进步”和“文明”的代名词，强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改革在政治层面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凯末尔设计了一套完备的制度，由世俗化精英控制并垄断政权，由军队充当世俗政权的守卫者，由宪法法院监督跃跃欲试的伊斯兰政治势力，最大限度防范宗教侵蚀政治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上，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限。一方面，世俗主义只在几个大城市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广阔的内陆、农村和偏远地区，宗教不仅仍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而且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民事领域，宗教法和世俗法曾长期并存，婚姻、继承、子女抚养等事务更是完全依从伊斯兰教法。另一方面，政府无力把宗教从社会中连根拔起，只能粗暴地将其置于行政权力监管之下，通过法律限制其存在、压制其影响，比如禁止12岁以下儿童学习《古兰经》、禁止女性在学校等公共场所戴头巾、废除传统主麻日和伊斯兰历法等。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觉得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对世俗主义的不满、隔阂甚至仇恨不断积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土多党制发展和国家对宗教的控制逐渐放松，伊斯兰运动出现强劲复兴势头，伊斯兰政党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军队和世俗派精英争夺权力。正发党通过选举上台并长期在议会占据主导地位，从反面说明了世俗力量正逐渐变成土社会的少数。埃尔多安也不再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作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立场，推行一系列政策为宗教“松绑”，比如扩大国家宗教管理局的权力，广建清真寺，呼吁民众遵从伊斯兰的社会法则，鼓励宗教回归社会生活；废除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发布有限禁酒令；扩建宗教学校，把宗教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在世俗学校课程设置中增加宗教教育的比重等。埃尔多安的政策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世俗主义者谴责他将土社会引向宗教化，煽动教俗矛盾，导致社会分裂；宗教主义者则认为他纠正了极端世俗化的错误，给土社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多元，有助于缓解教俗紧张关系。

事实上，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在土耳其从未被妥善解决，二者此消彼长的竞争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宗教长期受到世俗主义压制，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被掩盖。埃尔多安目前的所作所为或许还称不上是系统的“伊斯兰化”进程，他只是打破了世俗化政治正确的教条，把权力的砝码向宗教偏移，改变了二者的力量对比，从而把幕后的角力带到了台前。

一个雄心勃勃的土耳其

此外，不得不提及的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一改此前对中东事务疏离的态度。他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声援埃及穆兄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力挺卡塔尔；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反对派武装，又与伊朗、俄罗斯结成准盟友，联手推动“阿斯塔纳进程”；插手巴以问题，谴责以色列，反对沙特的暧昧政策等等。土政府以中东和平的促进者、矛盾冲突的调停者自居，成为地区博弈中的“新玩家”。这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由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驱动，意在恢复土历史大国地位，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2002～2012年土经济高速增长、实力提升，亦为其地区雄心的萌发和膨胀创造了现实条件。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一脉相承，要继承其历史荣光，因此应突破“西方从属者”的自我定位，承担起“欧亚大陆中心国家”的角色。这看似与凯末尔全面否定奥斯曼历史的思路相悖，但他们在追求国家复兴的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凯末尔否定的是腐朽、没落的奥斯曼，主张以西方为师，打造与欧洲强国比肩的土耳其；埃尔多安继承的是繁盛、强大的奥斯曼，在入欧进程受挫、被西方世界持续边缘化之后，转而认清土兼具东西方身份的现实，在本土寻找新的道路。一旦涉及国家的强盛与复兴问题，无论是凯末尔主义还是埃尔多安主义，总能成功唤起民众共鸣，区别只在于历史条件和道路选择的不同。

到底是谁的挑战

埃尔多安释放并强化了土耳其社会固有的分化和矛盾，暴露出土社会生态平衡的脆弱，刺激了其地区雄心的复苏和增长，也打破了美欧对于一个彻底世俗化、西方化、温顺可靠的土耳其的期待和幻想。在未来至少十年内，国际社会都将面对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更具挑战性的土耳其”，恐不得不努力接受并适应之。而埃尔多安自己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紧迫的危机。

一是如何兑现恢复经济增长的承诺。经济发展是正发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埃尔多安巩固支持率的一大法宝。但目前土经济阴云密布，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需求不振，本币持续贬值，民众不满情绪滋生。二是如何扭转政治极化趋势。土社会的利益分化、教俗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埃尔多安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随着埃尔多安权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反对者或将被迫联合，埋下社会分裂的隐患。三是如何实现教俗势力平衡共处。埃尔多安称自己不会背离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目标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顺应土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让宗教回归社会、在公众生活中发挥应有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埃尔多安意在矫枉，但难免过正。土既要防范宗教势力失控，又要化解世俗主义者的恐惧与敌意，难度前所未有。四是库尔德问题恐怕会激化。此次正发党借极右翼民族行动党之力赢得议会选举，未来为维持优势，或将长期与其保持政治同盟关系。但民族行动党强硬的反库尔德立场将削弱温和库尔德族群对政府的支持，使土民族问题更趋复杂。五是与美欧关系转暖无望。美欧对当下土耳其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视埃尔多安的胜利为“民主的倒退”，多次提出要重新评估土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与忠诚度。埃尔多安政府与美欧价值观分歧增大、围绕库尔德问题矛盾累积，但又无法摆脱对美欧长期的军事、经济依赖，未来能否在二者间实现平衡、重新定位土与西方关系尚属未知。

埃尔多安若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土必将陷入分裂和混乱，成为地区动荡局势的又一个“爆点”；若他最终能实现经济增长、弥合社会分歧，就有望带领土走出低谷。但在中东地区秩序拆解、重塑的大背景下，一个逐渐强大且有雄心的土耳其究竟会成为和平的助力，还是会引领新一轮权力争夺，更难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