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朝鲜总让人“猜不准”

郑继永

2016年 6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率领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但就在这次会见前的几个小时，还有些分析言之凿凿地称这个会见不可能发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今天的朝鲜这样，吸引着上至联合国、下至市井民众的关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话题，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穿着、一颦一笑，都会牵动全世界的目光，遭遇各种解读。

然而，分析的结果却千差万别。尤其是近期以来，有关朝鲜的分析被“打脸”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2016年2月，韩国媒体曾报道称，朝鲜人民军参谋长李永吉被“处决”，他被指控“搞小圈子”“腐败”及“滥用权力”。但两个多月后，朝鲜官方发布的公告称，李永吉入选新一届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当选候补委员。

“黑箱”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朝鲜在地理上很近，但事实上很远，因为极少有人能真正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其原因就源于对朝鲜这种似是而非的“近”，过于相似的民族、政治与人文经历，中国人常常认为“应该是这样”，但结果却往往是大相径庭的“那样”。这种同质化的经验被颠覆，放大了朝鲜表现出来的异质性。

这就如同拿使用WINDOWS的经验来操作苹果电脑一样，如果用西方或者自己的逻辑与思维去思考朝鲜问题，结果肯定是相当别扭。朝鲜有着其固有的思维与行事逻辑，其行事规则中，“主体”“自主”“先军”“朝鲜式社会主义”构成了朝鲜内政外交的逻辑主干，任尔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同样，“神秘主义”也是朝鲜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有时有意让外部无从知道其内部发生着什么。

此外，现实的视野也是导致认知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周边国家太多，大事也多，如果一个国家未对中国造成什么麻烦，往往会被忽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对于朝鲜和韩国而言，涉及中国的问题则几乎都是大问题。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朝鲜对于一些问题的重要性排序上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了两国在处理问题上的差异。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很多外界很难理解的现象，其实在朝鲜人自己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儿。如2014年一段时间，金正恩长达40几天未露面，外界传闻纷纭，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但其实朝鲜内部平静如常。

而从媒体的角度看，在涉及朝鲜问题的报道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特性也展露无余。国内外有关朝鲜的各种报道很多，但靠谱的报道却不多。由于多年的封闭和国际孤立所导致的朝鲜身上的神秘特性，再加上朝鲜宣传时的夸张语言，让发生在朝鲜身上的事情几乎都具有“人咬狗”的特性。但媒体的报道又因为信息的匮乏而基本上只能进行单向揣测，使得朝鲜更成为一个人人想知道人人却又都不知道真实情况的“黑箱”。

5月9日，在朝鲜平壤一家丝绸制造厂里面采访的外国记者（右）。

与此同时，受西方影响最深刻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完全理解朝鲜的宣传方式。朝鲜仅有几家媒体，如《劳动新闻》、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中央电视台、《我们民族之间》等，不仅数量少，而且其语言是“主体化”的语言，大量的修饰性词语令懂朝鲜语者都感到晦涩难懂，其叙事方式与报道内容都无法满足处于互联网洪流中的媒体的需求。

在互联网时代，朝鲜的“黑箱”效应又被有意或无意地放大，关于朝鲜的报道就变得更加扭曲。这就导致一种结果：朝鲜很多小举动都成了大行动，而一些朝鲜有意想通过宣传达到“大效果”的事件却成了小事件。很难想象，会有国际媒体去报道朝鲜领袖参观养鱼场之类的新闻。因此，每次有关朝鲜的报道都如同一阵飓风，抓眼球的效果奇好，但大风吹过、各取所需之后，却往往只留下一地鸡毛。

这么多年来，涉朝报道基本上是在进行着一个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朝鲜“崩溃”论就已经成为共识，美国、韩国做好了各种准备与预案，甚至连日期都“精确”地确定下来。但在各种媒体报道里每逢大事必“崩溃”的朝鲜，现在仍然是东北亚国际政治中最活跃的要素。

韩国对朝鲜问题的“希望式”思考

多年的国际制裁再加上朝鲜主观上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导致了外界对朝鲜“有话不愿听”“有话听不懂”的后果。因此，在国际形象的塑造上，没有话语权的朝鲜，根本无法达到自己的意愿。

作为朝鲜的冤家对手又是兄弟同胞，韩国自然在涉及朝鲜的问题上有着最多的发言权，俨然成为朝鲜的“代言人”。对于朝鲜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韩国大大小小的专门研究机构，覆盖韩国国家情报院、军队、统一部、各大院校和研究部门，从全世界来讲都是最深入、最广泛的，方方面面，几无疏漏。因此，韩国掌握的关于朝鲜的情况是最权威、最全面、最准确的，俨然成为朝鲜的“官方发言人”。

然而，有着最权威信息的韩国，又不可能将涉朝信息全盘托出、为世人所用。作为长达近70年的敌手，朝韩在政治体制、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的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面对国际话语权这样一个“香饽饽”，韩国借文化输出之手段，在国际上创造出一个符合韩国国家利益的朝鲜，自然是应有之义。因此，韩国根据自己的需要释放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涉及朝鲜的信息，拧紧或松开朝鲜信息的“水龙头”，以韩国的“粮”、别国的脑，创造出另一个“朝鲜”。换言之，基于韩国媒体而得出的结论，是韩国的“朝鲜”，而非朝鲜的“朝鲜”。

在种种的预设背景下，不少人认为朝鲜行事乖张，无法预测，朝鲜的一切都符合“猜不准”原理。

事实上，所谓“猜不准”也是源于韩国的信息。即使是对于韩国国内，韩国也是基于需要而释放相关信息。朝鲜的结局是“崩溃”、未来朝鲜半岛的结局是“韩国主导的统一”，而客观上朝鲜的现实情况被有意或无意忽略。

因此，无论朝鲜有任何风吹草动，韩国社会中就会周期性出现诸如崩溃的论调，长期以往就形成了韩国国内独特的“希望式”思考，即将可能产生的结果被视为现实并作为论据制定政策，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对于另一种结局则持“鸵鸟策略”，干脆视而不见，见而不信。

对于朝鲜来说，限于国际话语权的缺失，面对林林总总的真假掺合的事情，朝鲜很难将有限的精力放在“辟谣”之类的事情上去，甚至有时是故意利用韩国的信息。2016年2月，韩国宣称，朝鲜处决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一时间舆论大哗。面对如此大的舆论压力，朝鲜“无言以对”。然而，在5月份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7次大会中，李永吉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到底，对于朝鲜的“猜不准”，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想猜准”。而基于这种幻象的构建，即使人们再努力地添砖加瓦，也只能是幻象的累加，而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实的结果于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判断。对于韩国而言，基于一个现实的朝鲜，而不是“幻象”中即将崩溃的朝鲜，制定一系列政策，才是务实的想法，才是离统一最近的道路。

对于朝鲜的认知，还受到韩国传统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的影响。韩国的政治思维中，少有中间骑墙的灰色地带，尤其是在对朝问题上，只有敌友之辩，没有客观之论。同样，由于每一任总统都有自己的政治光谱，必须为着本党派和选民的利益而做出政治判断，不可能在对朝问题上做出冰火两重天式的转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外的研究也被韩国刻意地划分为“亲韩与反韩”“亲朝与反朝”之别。“亲韩”的舆论被有意放大，以成为韩国政治的依据;而“亲朝”的言论，则被刻意降低影响，以免影响政治光谱。和韩国一样的观点就是“中立”“亲韩”，而客观说出事实的观点就是“反韩”“亲朝”。所以，即使对于中国的朝鲜政策，韩国也常常基于韩国的黑白二元逻辑，做出“非我即彼”的错误归类，然后得出中国选边站队的结果。

无论是韩国研究，还是朝鲜研究，但凡社会科学的研究，基于理性、客观的判断和第一手资料与信息，是最重要的出发点。相反，如果不求甚解、基于二手资料，甚至是有意加工过的资料来做研究，并以此来作为政策依据，那只能被外来的思想所寄生、所控制，而不可能站在公正、客观的出发点上。

（作者系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