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女兵

高建国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女兵

高建国

战争让女人走开，但这一定则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江南民众抗日热忱空前高涨，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店员和市民踊跃参加新四军，其中不乏豆蔻年华的知识女性。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女兵展现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大义坚贞，让天地动容，令山河失色。

铿锵玫瑰血洒疆场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冒着霏霏细雨，从云岭向章渡开进，准备经苏南向长江以北转移。

按预定计划，多数部队徒涉通过青弋江，少数部队利用在章渡架设的浮桥过江。由于雨后江水猛涨，徒涉困难，新四军军部决定部队全部转向章渡浮桥通过。湍急的江水拓宽了河床，原来架设的浮桥短了，只得在两头加长浮桥。由于过分拥挤，仅过了千把人，浮桥就在密集人流的重压和河水冲击下垮掉，正走在浮桥上的一队女兵掉进江中，相互拥抱着被急流冲走。第二天一早，青弋江两岸的百姓打捞起女兵们的尸体，只见她们三五成伙抱在一起，有个女兵手里握着一枚手榴弹，乡亲们怎么也掰不开她的手。还有个女兵怀里抱着一根笛子，冻僵的嘴唇紧挨着笛孔……

1月7日凌晨四时，新四军中路第二纵队前卫部队到达丕岭附近纸棚村，在此设伏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师打响了皖南兄弟阋墙大血战的第一枪。新四军皖南部队同八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激战四天，未能突破重围。1月10日中午，叶挺收拢到达石井坑的五团、老三团、新三团、特务团和军直属队五千人，以最高点海拔八百三十六米的东流山为屏障，展开了气壮山河的东流山大血战。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九名运送弹药的女战士，被顽军追杀至东流山一处险峰，在进难脱身、退无生路之际，九名女战士将炸药绑在身上，拉着导火索，一起高唱《新四军军歌》，义无反顾扑向顽敌，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把美丽青春融入皖南的青山绿水。

新四军教导总队七名女战士，在东流山被顽军逼到悬崖。在队长史红娟带领下，七名女战士用手榴弹与顽军展开了英勇搏杀。当史红娟向敌人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战士们高喊“抗日必胜”“新四军万岁”，携手跳下百丈崖，悲壮的呼喊萦绕山谷。她们之中，年纪最小的刘一兰仅十七岁。

原新四军二支队战地服务团后文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许多新四军战士在突围时被顽军疯狂杀害，使泾县章渡镇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一些女战士在无法突围的情况下，宁死不当俘虏，解开绑腿在山林中自缢，有的竟一排排地挂在树上，惨不忍睹。

1月12日黄昏，东流山南面、东面和西面阵地相继失守，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进入混战状态。是夜，居高临下的顽军向石井坑疯狂扫射，弹雨横飞中，叶挺称之为“中国的音乐之星”的任光不幸中弹颓然倒下。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徐瑞芳扑上前去，见丈夫胸部军衣已被鲜血浸湿，疾声呼救。正在附近指挥战斗的叶挺闻讯赶来，下令立即抢救。可身边除了呼啸的弹雨和誓死阻击敌人的士兵，没有一个医生。徐瑞芳紧抱丈夫连声呼唤，但任光的头还是无力地垂了下来。早年因创作民族管弦乐曲《彩云追月》闻名遐迩、1935年以电影《渔光曲》主题歌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音乐之星任光，以四十一岁的盛年陨落在茂林的战火中。任光妻子徐瑞芳受伤被俘后，被送至国民党军队野战医院治疗，一个妄图染指的顽军柴姓团长经常到医院向她献殷勤，多次遭到徐瑞芳痛骂，结果伤势未愈就被关进上饶集中营。

新四军三纵队政治委员胡荣，率五团在东流山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至12日黄昏，大部官兵阵亡，胡荣身上也多处负伤。次日凌晨两点，妻子李秀英搀扶胡荣宿于青龙山湖岗村鲁荣生家。天刚蒙蒙亮，国民党顽军搜山部队赶到，胡荣对李秀英说，我俩一起跑，一个也跑不脱。你冲出去，我掩护你！说完，果断把李秀英推出后门。李秀英跑到后山树林深处，忽听身后“轰”的一声爆炸，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枪声。她知道胡荣凶多吉少，当晚悄悄摸下山来找到鲁大爷，得知敌人冲进来时，胡荣先甩出一枚手榴弹，而后举枪自杀。悲恸欲绝的李秀英把仅有的十块银元交给鲁大爷，请他代为收殓胡荣遗体，隐匿山间十多天，寻找失散战友未果，后被泾县后山乡沙埂村一对农民夫妇认作义女，隐姓埋名在当地生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李秀英写信给李先念、傅秋涛、江渭清等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关怀下，享受了红军待遇。

上饶集中营斗智斗勇

皖南事变中，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员、新四军教导总队干事杨瑞年和弟弟杨华年双双被俘。杨瑞年同学、国民党五十二师少将师长刘秉哲的姨太太白雅琴出面劝她“改换门庭”“到五十二师工作”，被严词拒绝。不久，杨瑞年姐弟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周田村监狱六队。为防止敌人利用姐弟关系做文章，杨瑞年改名杨瑞莲，让弟弟改名王宜林，姐弟俩见面故意装作不认识。

施奇烈士墓碑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女演员杨瑞年1938年春在新四军南昌军部留影

狱中一个单间关着新四军女机要员施奇，皖南事变中本已突出重围，但在一位老乡家中被国民党军搜出，五十二师十几名兽兵对她进行轮奸，并使她染上了梅毒，致使其下身溃烂。杨瑞年经常帮她买药买草纸并揩身。一次，杨瑞年探视施奇时获悉，关在此处的新四军民运部组织科长陈茂辉要越狱，但没有鞋穿。回到牢房，杨瑞年悄悄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赶做了一双布草鞋，由施奇转交给陈茂辉。陈茂辉穿着杨瑞年做的布草鞋冲破重围，重返革命队伍。1949年1月10日，时任华野四纵八师副政委的陈茂辉，在淮海战场成千上万国民党军俘虏中，成功甄别出自称“军需处长”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1955年，陈茂辉荣膺开国少将，后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南京军区顾问。

杨瑞年身材颀长，皮肤白皙，长得很漂亮。特务们垂涎欲滴，颇想占她的便宜。她则对特务们嬉笑怒骂，任意嘲弄。开始，有些难友对她的举止不理解，日子长了才明白，这是她独有的斗争方式，嬉笑中含着轻蔑，嘲弄中凸显刚烈，使那些心痒难挠的登徒子果然对她有色心、无色胆。任光妻子徐瑞芳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狱中有“曾魔王”之称的特工中队长曾恭生，多次不怀好意尾随徐瑞芳动手动脚，遭到厉声呵斥。有一次，徐瑞芳还抄起一条板凳向欲行不轨的曾恭生头上砸去，吓得他魂飞魄散。

集中营特务为软化被俘新四军，也为向社会掩饰集中营法西斯监狱性质，提出组织“更新剧团”，点名要杨瑞年担任主要演员，但找她时碰了一鼻子灰。后来，狱中党组织指示，可参加演出了解外界情况，借机打通对外联系。杨瑞年联络众女演员向特务提出条件，第一，绝不演反共戏，演出鲁艺创作的《农村曲》《前夜》《麒麟寒》等抗日名剧；第二，必须由新四军画家赖少其、邵宇做布景和化妆。演戏少不了女演员，敌特只得答应她们的条件。

1941年12月初的一天，新四军教导总队宣教干事陈安羽根据狱中党组织安排，随难友组成的“更新篮球队”去铅山赛球，准备按计划实施越狱。正在此地演出的杨瑞年告诉他，剧团党组织决定让赖少其、邵宇越狱，但尚未准备好。为了配合剧团党组织实现其越狱计划，陈安羽决定将越狱推迟到球赛和演出的下一站石塘实施。杨瑞年建议，在12月6日（或7日）傍晚，在剧团演出拉开幕布，特务、宪兵被演出吸引时，篮球队和剧团越狱难友分两路同时行动，得到陈安羽赞同。经精心安排，尚未暴露身份的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掌握大量机密的叶挺侄子叶育青，会同陈文全、陈安羽、赖少其、邵宇逃离敌人魔掌，重返新四军。1942年元旦前夕，在杨瑞年等人掩护下，又有八位难友成功越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陈安羽出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瑞年多次帮难友越狱，被敌特认定是“共党顽固分子”。

视死如归气壮山河

1942年6月5日，由于日军逼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决定将上饶集中营南迁。此前，六队秘密党支部制定了暴动越狱计划，由陈念棣、王东平、阮世炯、赵天野四人组成暴动领导小组，原新四军教导总队军事教员王达钧任暴动总指挥。

6月8日，宁死不屈的新四军女战士施奇，因不能随队行动，被狱中敌特抬到茅家岭雷公山下准备活埋。特务们谎称送施奇乘船去福建，施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拼尽全身气力站起身怒斥敌人。一个特务慌忙向施奇嘴里塞了一团棉花，另外几个特务一齐把她推下事先挖好的土坑，手忙脚乱向坑里填土。坑中填满土后，特务们见施奇还在挣扎，又一拥而上用脚将土踩实，然后浇上了一桶水。年仅二十岁的上海姑娘施奇，新四军机要战线上坚贞、圣洁的“丹娘”，在与残暴的敌人抗争中壮烈牺牲，绚丽的青春如彩虹凌空，辉映皖南群山。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在施奇殉难地立碑，碑的上方是施奇身着戎装的半身像，碑上镌刻着“施奇同志浩气长存”八个金色大字，碑座上刻的“机要工作者的楷模——施奇同志”，恰如其分评价了她短暂而美丽的一生。

1942年6月17日下午，上饶集中营周田村六队来到福建省崇安县崇阳溪畔。时近黄昏，山高林密，一百多米宽的河仅有一艘船和两条竹筏摆渡，六队要分三次才能渡完。四人领导小组在河边碰头决定迅即暴动。当全队三个分队的一、二分队乘船过河后，暴动总指挥王达钧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过门。这是事先规定的预备暴动信号。当三分队的船只靠岸后，王达钧冲口喊道：“同志们冲啊！”聚集河边的难友一下子呈扇形散开，犹如一群猛虎，涉过水田，跳过水沟，越过丘岭，进入丛林，奔向武夷山！

在著名的赤石暴动中，五十多名难友成功脱险，十一人当场中弹牺牲，十多人被敌人捕回。杨瑞年不幸未能逃出魔掌，她的弟弟杨华年跨越沟坎时腿骨折断，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

顾祝同惊闻赤石暴动，勃然大怒，决定“将顽固不化分子予以处决”。1942年6月19日黄昏时分，上饶集中营周田村监狱的宪兵特务以再编第六队为借口，从各队点名调出一百四十一人，逐个五花大绑，分三批押解到虎山庙旁一个废弃的茶园中，实施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杨瑞年属于第二批遇难的烈士。

武夷山的夏天，万木葱茏，天澄水碧。杨瑞年昂首挺胸，慷慨赴难，始终没有低下骄傲的头颅。最后的时刻到了，她环视茶林，仰望天空，面容平静得像一尊玉雕。只见她在难友中勇敢地跨出一步，向敌人喊道：“来吧！抗日志士是杀不尽的！”罪恶的枪声响了，一枪，两枪……血流满面的杨瑞年仍在领唱《国际歌》。直到身中三枪，杨瑞年还在用力高呼：“打倒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令刽子手无比惊骇的是，杨瑞年身中六枪仍巍然挺立，向色厉内荏的敌人发出最后的呐喊！罪恶的第七颗子弹飞向杨瑞年，她的头颅被打碎了，刚强无比的身躯才倒在血泊中。这一天，她差一个月才满二十六岁。与杨瑞年一起英勇就义的七名女战士中，还有时年二十四岁的徐瑞芳。

杨瑞年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谱写了一曲“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大义之歌，行刑的刽子手们普遍感到震惊和恐慌。大屠杀后，参与杀害杨瑞年和目睹这一残忍罪行的部分宪兵，惶惶不可终日；有人甚至负疚逃走，从此洗手不干，并且泄露了这次血腥屠杀的真相。

镇江市革命烈士陵园杨瑞年烈士档案中，存有一个刽子手对杨瑞年牺牲时情景的描述：“杨很年轻，她的英雄气概使我手发抖，打枪时就乱打，她吃了三枪还在喊口号，打了七枪才倒下去。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无能，而对无辜的爱国青年却如此残忍，他们丧尽天良，肯定要失败。”

宋婕写的《杨瑞年和她的弟弟》，记述了大屠杀后一名逃离刽子手内心的惊骇：“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流泪喊冤枉，其余没有一个不从容倔强，视死如归……有一个女的名叫杨瑞莲，吃三枪还在喊口号，打了七枪才断气，头颅都被打碎了……我们回来后，大家心头不知压着什么重东西，连呼吸都困难，真似做了一场噩梦。这事变给我们弟兄的刺激太大，我那时下了决心，死也要离开这刽子手队。”

就在杨瑞年在武夷山下的茶树园中，怀着一颗极其虔诚的心，用尽平生之力，向亲爱的党发出最真挚、最美好、最强烈的心声时，她全然不知，1938年，她从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分配到新四军时，学兵队向新四军介绍她有“托派嫌疑”！因战争环境难以甄别，杨瑞年最终未能加入她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

1981年，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撰文写道：上饶集中营的考验和锻炼，最后否定了临汾学兵队的怀疑，那是没有根据的……三十九年后的今天，应该向她道歉，应该为她平反，应该承认她是新四军的大无畏的女战士，应该追认她是有百分之百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摘自作家出版社《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