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到郡的东汉君子

李磊

“君子”范畴除被先秦儒家在德性层面予以界定之外，亦为战国秦汉法律制度所规定。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徭律》与《置吏律》各有一例，《秦律杂抄》中有两例。可见“君子”不仅是士阶层的自称，更是一种法律身份。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对为吏者的德性提出了要求，这表明君子之德内在于当时的政治规范。可以说，秦汉君子近四百年的生存与发展皆处于制度与道德的双重规范之下。

随着地方社会与朝廷之间政治通道的建成，商人、豪强地主纷纷以改變文化面貌的方式跻身君子之列。《后汉书·李通传》记载了南阳宛县李氏的发展情况。李氏“世以货殖著姓”，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在王莽主政时担任郡国宗卿师，其子李通任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南郡巫县丞。后来李通“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会光武避（事）〔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世以货殖著姓”的李氏因文化面貌的改变（李守“初事刘歆”），而被光武帝视作士君子。

知识分子、商人、豪强地主在地方社会的合流，对以编户齐民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两汉之际聚集乡党、宾客起兵的多是这些具有一定文化的地方著姓。根据王彦辉的研究，东汉三国时期县域管理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成为税区，赋税、力役等管理事务多集中于县廷。秦汉法制史研究者籾山明依据长沙东牌楼出土木牍，认为东汉后期乡、亭的平诉职能已近瘫痪，地方的司法救济转由郡督邮掾负责。王符《述赦篇》讲述了东汉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王符认为，即便有能力依司法程序上诉至尚书机构的君子，也难以维护权益。东汉地方治理体系的这些变化，部分动因是大姓、著姓的发展所导致的乡政瓦解。在地方治理缺失的情况下，豪强化的君子重塑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仲长统《损益篇》言：“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这一观点所针对的是“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的选士标准，但他强调了君子“为士民之长”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给予“重肉累帛，朱轮四马”的待遇。仲长统认为只要取之有道，君子是有权利享受的，“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仲长统的主张反映了君子与豪强合流后的自我意识，以“士民之长”享有财富与权力。

南阳郡为东汉帝乡，“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后在功曹张敞的劝谏下，王畅“更崇宽政，慎刑简罚”。王畅试图以“布衣皮褥”“车马羸败”的君子之道教化南阳豪族，但这一方式被刘表视作“夷齐之末操”。在刘表看来，居上位者有权而且应当比居下位者更为奢靡。

刘表与王畅同为山阳高平人，山阳与南阳是党锢之祸最为严重的两个地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范滂被释放，“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第二次党锢祸起山阳，刘表、张俭等二十四人被告发“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刘表名列天下“八及”与山阳“八顾”之列。《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刘表等山阳、南阳名士的观点代表了士君子的普遍看法。崇尚“夷齐之末操”主要发生在党锢之祸后。

尽管豪强化的君子强调享有奢华的权利，但他们在精神上毕竟是君子，正如北海名士邴原所言，“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具有强烈的正俗意识。

与儒家传统的正名论相比，荀悦强调“听言责事，举名察实”对于正俗的意义。荀悦生活在汉魏之际，这一正俗说是将刑名学纳入名教之治中，既针对百姓，也针对君子。这一风气在汉魏之际的延续，是荀悦提倡“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