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北京的大中华文化

康乾时代的京师在当时的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商业最发达，消费水平最高，城市建筑最辉煌，城市管理最健全，城市文化最灿烂。北京城市社会具有开放性、聚集性、先进性，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高端的城市形态。

有了国家昌盛的基础，作为清朝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北京产生了文化上的强势影响力。文化影响是当时北京最突出的世界区域性城市特征之一，具有政治、经济影响都不可替代的意义。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统治者意识到，武力可以占领整个国家，但要长久统治这个国家必须靠“文治”，满族文化固然也有优秀的东西，但统治一个绝大多数人长期接受汉族文化教育的地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君权文化定位的调整，也就是满族皇权与中华正统文化的对接，变得十分重要。在继承并发展大中华文化的重要转向中，皇帝本人的作用十分关键。康熙、乾隆对大中华文化的学习与推动，是积极的、有力的。

康乾时期，紫禁城内的乾清宫一带，出现了浓厚的学习中华经典文化的氛围。乾清宫西侧的弘德殿，南面的上书房、南书房都是皇家读书学习的场所。康熙曾建立“日讲”制度，即皇帝亲自参与的学习制度，地点就在弘德殿。弘德殿在明代是召见臣工之处，清代则为皇帝办理政务及读书之处。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每日退朝后，都要在那里与学者见面，命“讲官”进讲四书五经，并与讲官讨论吏治之道，有时也吟诗作赋。康熙与这些学者“无异同堂师友”。康熙曾写过一篇《乾清宫读书记》，体现了这位皇帝认真学习的精神。

除此以外，清朝在北京内推行了一系列的建筑改造，目的在于利用建筑物的景观象征性来彰显传统文化价值观。例如，改变历代帝王庙主殿的颜色，将殿顶部的琉璃瓦由绿色改为黄色，提升到最高景观级别。殿内陈列各民族的帝王牌位，显示出多民族国家特点。用乾隆的话说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另外，也将孔庙主殿顶部的颜色改为黄色，提升了孔子的地位。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在清代以前，国子监一般由礼部管辖，清代则改为由皇帝直接过问。乾隆皇帝继承其祖父康熙的学习精神，读书不倦。此外，他生性“好古”，做事喜依古典。乾隆仿照《礼记》所说的“天子（讲学）曰辟雍”的制度，在国子监内建增了辟雍（即天子讲堂），乾隆亲自到这里“临雍”讲学。乾隆讲学，听众多时达3千多人。讲学时，乾隆常常会向听众提问，回答好的有赏，回答不好的则降级或罚俸。乾隆还在紫禁城内增建了重华宫。“重华”一名的含义来自《尚书》的“重华协帝”，意指尧、舜对崇高道德的传承。尧、舜是中华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表达着传统的华夏政治理想。重华宫在紫禁城的出现，是满族皇权打破民族壁垒，转向大中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象征。

清代北京的内城，主要是八旗军事组织的驻地，犹如一片兵营环绕着紫禁城，这反映了满清政权初期的不稳定以及对被征服者的不信任。随着清朝政局的稳定与北京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随着皇室文化向大中华文化的转向，清廷皇权的文化形象开始改变。西郊“三山五园”的修建，特别是圆明园的修建，为皇帝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文化环境。康熙、乾隆常常移驾西郊园林区，这一举动的意义不是在简单地寻求娱乐，它表明，皇权的理政场所由兵营式的内城，转移到了西郊具有中华风格的山水亭榭之间，这有力地体现了清廷的文明之治。

这些重大文化举措的意义在于精神、道德、伦理观念的树立，在于寻求立国的最高意识形态准则。康熙、乾隆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最高统治者，是万民表率。皇室高高竖立大中华的法统旗帜，在极大的范围内，包括对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文治，即文教之治，是要用和平的心理方法，获得大规模领土人口的稳定与多民族的团结。19世纪末，在列强的侵略、瓜分、挑拨面前，中国没有分裂，足见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牢固性。

在社会高层的倡导下，在发达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北京城作为首善之区，呈现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开放性、聚集性和先进性的大都市，在这里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各界精英，共同推进了北京文化的大繁荣。除了中国精英分子，一些外国精英人士，也不断进入北京城，在文化和科技上，推动了中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