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暗杀大王最终憾死于暗杀

冯跃阔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任军统头目的沈醉指出：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这个上海帮会“斧头帮”的帮主，先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铲除军阀徐国粱助力北伐，后庐山刺蒋北站刺宋、击杀日军白川大将、重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其短短的前半生，不仅赢得了“江淮大侠”“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的称号，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志士和民族英雄。

毛主席曾如此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有功；小事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这极其准确地概括了这位“暗杀大王”、抗日志士、民族英雄的传奇一生。

叱咤上海滩的“斧头帮”其实是抗日锄奸的“义勇军”

20世纪初，中国风云变幻，局势错综复杂，各派势力交错纵横，纷争不断。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上海滩是一个典型缩影，以“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呼风唤雨，穿插在政界官商、租界洋人之间，成为上海滩的“地下皇帝”，谁也不敢与之抗衡。然而，王亚樵的“斧头帮”却是他们不敢招惹的。

“斧头帮”（亦称“斧头党”）的创立者是一个戴金丝眼镜、有着书生面容、身材消瘦的安徽人。他就是王亚樵，也称作王九光，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青年时便古道侠肠，胸怀大志。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又助力北伐。1913年，行事仗义的王亚樵到达上海后，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逐渐树立起威信，随后他建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王亚樵意识到在帮派横行、富商资本家压榨工人的上海滩，没有武器只能任人欺凌。于是在一次劳资纠纷中，他给同乡会的码头工人配备了几百把利斧，浩浩荡荡地冲进资本家的大院，纠纷迎刃而解。自此之后，这支腰别利斧的队伍——“斧头帮”一鸣而起。王亚樵早年研究“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推崇以“流血五步”的暗杀手段来除暴安良。因此，他带领下的“斧头帮”，自成一派，专门为贫苦工人出头，对付那些黑帮流氓和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在鼎盛之时，连上海滩的黄包车夫都成了“斧头帮”的外围会员，会众一度达到十余万人。在此期间，后来的国民党元老胡抱一、军统头子戴笠和陆军上将、“西北王”胡宗南三人还同王亚樵义结金兰。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紧急召集部下，宣布将原有帮会改编，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矢志“全力以赴抗日”。同时，他组织成立了以暗杀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是年2 月，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抵达上海吴淞口，坐阵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指挥日军对十九路军的攻击。王亚樵见此时机，即刻挑选出一批身负炸药的“敢死队”队员，潜入江中，在“出云号”舰底引爆炸药。一声轰鸣，白川义则被吓得落荒而逃。最后虽未把“出云号”炸沉，但也重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为炫耀胜利，决定于4月的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在日租界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王亚樵决定在当天动手，由于祝捷大会限制中国人参加，他找到朝鲜人安昌浩研究行动计划。在庆典当日，他派出朝鲜义士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伺机引爆了炸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上海总指挥白川义则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由此王亚樵得到了“远东第一杀手”和“支那魔鬼”的名号。

同年9月，由英国外交官李顿率领的“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枉顾事实真相，存心偏袒日本，中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王亚樵如此说道，决定给他一个“血的教训”。11月，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警察逮捕。而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这一暗杀未遂事件也迅即传遍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王亚樵成为政府悬赏100万大洋全国通缉的“首犯”。

庐山刺蒋、北站击宋、党会伤汪“暗杀大王”竟死于暗杀

王亚樵除了“杀外敌”以“维持民族之独立”外，坚信“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的任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1927年，蒋介石发動“四一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瓦解。王亚樵甚为愤慨，在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屠杀！”和“保障人权，人权第一！”自此，王亚樵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开始了一系列暗杀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行动。

1931年6月，王亚樵得知蒋介石在庐山“美庐别墅”办公，遂命属下华克之（中共特工，建国后，任内务部副部长）率陈成等伺机行刺。由于庐山关卡重重，王亚樵便买来十几只火腿，把枪藏在挖空的火腿中，随后将火腿送上庐山。华克之等人取出枪支后，却将火腿随意扔在了路边。不料被巡逻的警卫发现了端倪，他们一方面加强警戒，另一方面封山搜索。14日，蒋介石在庐山散步时，被杀手陈成遇见，陈成本想等其走近后再开枪，却被警卫发现行踪。仓促之间，他冲出树林对着相距甚远的蒋介石开枪射击，一击不中，反被警卫乱枪打死。蒋介石十分惊慌，立命戴笠尽速破案，戴笠不确定是否为王亚樵所为，于是放出口风：“王亚樵如有谋害我领袖之举动，我必杀他！”

庐山事件之后，王亚樵杀蒋之心更切。此时，突有财政部长宋子文近期抵沪的消息，因其作为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经过商讨，王亚樵决定待宋抵达上海时在火车北站行刺。1931年7月23日上午7时，宋子文抵沪，在下车时，杀手刘刚急忙开枪，“宋子文”应声倒地，行动人员安全撤离。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得知，由于当天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臚均穿白色西装，同戴白色拿破仑礼帽，身高年龄相仿，刘刚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在上海车站遇刺未遂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局震动，蒋介石更为心惊，训斥戴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抓获王亚樵。

在北站刺宋未遂的情况下，王亚樵再次谋划，准备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动手。会议如期召开，在开幕式结束参会人员合影的时候，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于是汪精卫就坐前排。杀手孙凤鸣见杀蒋不成，便将枪口对准行政院长汪精卫，高呼：“打倒卖国贼”，连射三枪，一枪击中汪精卫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终导致汪精卫于9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汪精卫被刺事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3天内破案。

国民党军统在全国乃至香港铺开了漫天大网，疯狂搜捕王亚樵。1936年2月，王亚樵同部下逃亡广西梧州，投奔李济深（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亚樵寄居梧州，深感国土之大，却无立锥之地，悲愤之下写下其唯一存世的文学作品《念奴娇·西江烟雨》，“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怆郁之情。经李济深向周恩来推荐，王亚樵给毛泽东致信说道：“当今各派势力都与蒋有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但就在此时，戴笠利用王亚樵善待部下、侠肝义胆的特点，用其属下余立奎之妻余婉君，设下陷阱。1936年10月20日，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一代枭雄就此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