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视角下的新媒体非虚构写作

◎邱 旻

非虚构写作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基于真实的事件，以文学领域的叙事手法将事件重新结构化后进行讲述，还原一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现实。从1965年非虚构小说《冷血》首次出版，到1979年的特稿《凯利太太的妖怪》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非虚构写作开始逐渐被大众所熟知。而伴随互联网的发展，非虚构写作也经历着媒介承载形式和内容创作的改变。2009年以后，在新媒体技术的依托下，非虚构写作跳脱出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限制，开始在网络平台孕育新的生态圈，即新媒体非虚构写作。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论断，认为媒介以一种强大的暗示力，在定义、影响乃至重构真实世界，强力揭示了媒介的文化力量。隐喻利用语言手段来表达一定思想，媒介则是构成隐喻的载体。从传统的印刷文字到多元呈现的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在新的媒介形式下进行隐喻，媒介技术的革新也在赋予非虚构写作以新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本雅明所说:“世界正发展着的伟大的技术革新会改变艺术的全部表达技巧，由此必将影响到艺术创作本身，最终或许还会导致以最迷人的方式，改变艺术概念本身。新媒体非虚构写作正是通过隐喻，建构着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下的传播，不断强化从而影响着大众的认知模型。因此，立足于隐喻视角来审视新媒体平台的非虚构写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时代特征和价值意义。

一、新媒体非虚构的主体隐喻——意义传播

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新媒体真正实现了大众创作。新媒体赋予大众发声权利，使其能够在新媒体平台上自由表达。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读者需具备生产性，理想读者用户应该在阅读过程中创作出新的话语”。在新媒体技术的依托下，不同身份的读者在非虚构写作中建构着不同的角色隐喻。

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的主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身份，例如外卖员、司机、医生等等，他们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下，进行着相对意义的主体隐喻。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以“真实故事计划”平台为例:《窗台菜园，出租房里的小春天》中一位年轻打工人以“春天”“绿色”隐喻年轻工作党对压力之外的美好生活期待；《妈妈们在春节隐身》中，从一位中年妈妈的视角出发，以“隐身”“导演”隐喻妈妈们对家庭的操劳；还有以“渴”隐喻异乡人对家乡的思念等等。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给了不同角色主体稳定的情感输出，他们选择自己的故事，描述自我“角色扮演”下的社会现实，表达着相同群体的本质意义。

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的主体，以质朴通俗的语言、平民且真实的视角勾勒，有选择地隐喻自我角色眼中的现实社会，透过字里行间隐喻自己的真情实感，传达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无论是何种身份主体，其非虚构写作都在新媒体平台的双向属性中，建构着真实的意义传播。

二、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的媒介隐喻

(一)多媒体表达——融合隐喻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新媒体将非虚构写作置于一种挣脱传统精英写作和单向传播模式的新境地，而这实际上也是新媒体技术在借助“非虚构”这一载体来谋求创作生产的时代突围。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突破了视觉感官的主场，以其特有的多媒体性打开了非虚构写作的多重感官的融合隐喻领域。

媒介的变迁也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新媒体技术的依托下，非虚构写作打破了白纸黑字的传统传播形式，以图片、音视频、漫画等多样的媒介形式刺激、调动大众的感官阅读，不断强化的感官阅读体验会在受众的思维中形成一种隐喻，推动着受众的逻辑思维和判断。正如福柯所说:“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

“喜马拉雅FM”通过人声和音乐的交织呈现非虚构写作的作品。例如《我的爷爷会发光》中，以静幽的纯音乐背景在无形之中平缓读者的内心，以净澈的人声将读者引领至真实的故事中，在听觉冲击下感受主人公爷爷的一举一动，在作者的带领下深入思考和判断，强化受众对故事中爷爷的正确认知印象。这种感知模式摒弃传统文字的“单一性”传播，而以感性姿态来引导受众的信息输入；在“人间theLivings”推送的多媒体融合表达的非虚构写作中，在《武汉老记:我所见证的封城后的日子》一文中，开篇就附上以动画形式展现的主人公身份介绍的视频，在读者眼前建构了一个真实的人物角色，同时加强了读者对于主人公的身份认同。文中还根据相关的内容穿插人物日常照片，在文字承载的理性思考之中注入直观的感性表达。

新媒体载体下的非虚构写作，以动态性和生动性的图片、音视频等象征符号隐喻，暗示、引导、影响受众的认知和理解，在多媒体的表达之下形成一套新的隐喻性符号系统，集言行等为一体，具有完整的叙事功能。在这套隐喻符号系统的影响下，受众会改变以往单一的信息接受模式，转向多元融合的信息表达，并推动非虚构写作在技术革新下进行着更多的融合表达，在隐喻系统的创新中不断构建受众的认知框架。

(二)碎片叙事——连贯隐喻

新媒体时代下的技术发展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使人们处于“信息洪流”之中，逐步习惯于瞬时性的信息表达方式，受众与信息间的这种接收关系的转变也影响到了信息传递前的创作过程。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区别于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完整的叙事机制和有界逻辑，其叙事触角也在迎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以“碎片化”的外在形式进行隐喻，碎片化带来的低语境，也使非虚构写作通过直白坦率的符号编码形式建构着相对完整的隐喻意义。

一方面，整体篇幅比较短小，一篇非虚构写作被分成几段，一段一个小主题，汇集起来是全文的中心，看似片段却隐喻着鲜明的主题意义；另一方面，一节文字、一张图片、一段视频就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文本。“真实故事计划”推出的《私奔的外婆》中以一段漫画的形式生动呈现寻找外婆的坎坷过程，同时在几分钟的碎片化时间内，给受众建构起了完整且真实故事情境，在无形中以作者视角传递给受众情感体验，以碎片化的话语表达和叙事方式向受众隐喻灌输。

当然，以多个人物和事件交织叙事也是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的碎片化隐喻传播的策略之一。“人间the Livings”就设置了“人间有味”、“人间骗局”等栏目，每个栏目下分别叙述着不同的人物和故事。虽然它们没有实现文本形式上的连贯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天然地避开了单一的意义表达与灌输，通过碎片化内容在逻辑关系和空间关系上的衔接，实现了主题意义的连贯表达。

(三)公共语境——互设隐喻

在新媒体的语境中，非虚构写作也突破了传统单一的切入视角和精英叙述。“对任何一种陈述活动，如果忽略或轻视那些直接参加者的经验，这种陈述便不能被认为正确和真实的”。“真实故事计划”相继面向大众推出“非虚构写作大赛”进行征稿，“人间the Livings”则推出“寻业中国”、“人在城中”等主题征稿活动。新媒体时代下的非虚构写作，营造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空间”领域，以公开性、开放性和平等性的姿态引入大众的第一视角，在公共语境中互设隐喻。

“人间the Livings”中推送的《外卖小哥的订单里，藏着武汉的100种需求》，以第一视角的“春天”来隐喻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同一天，“谷雨实验室”也推送了《90后外卖员拍摄的城市日记》，以一位外卖小哥和家人的对话以及“来武汉看樱花”，隐喻对生活的乐观；“真实故事计划”随后又推出《一个外卖员的武汉直播》，以“街巷中的汉骂”隐喻对正常生活的期待。在新媒体的公共语境中，非虚构写作平台选择相同的题材，互设隐喻，共同表达大环境下的个体记忆和期许，促成文字背后隐喻的最大化效应。从个体窥视出整体的状态，从个体记忆上升到公共记忆，在公共语境中拼贴出了整体态势。

新媒体构建的公共语境，让非虚构写作通过大众个体的写作和自述，通过不同平台间相同题材的议程互设，更能在无意识层面以个体隐喻出对时代和社会的期待和影响。每一个体将其身处时代下的故事通过非虚构写作呈现，在无意识下共同构成了公共领域内的历史记忆，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和大众认同，逐步转化为普遍的意识。

结语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使非虚构写作的意义空间也在不断的凸显。通过新媒体技术，非虚构写作也在以一种不以为人所察觉的叙事表达，隐喻着社会环境，传达着社会意义，建构着时代特征。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那就是媒介的方式。不同的时代、社会有着不同的选择，而非虚构写作也在技术作用下以不同的隐喻架构着对世界的探索，当世界更加多元、生活更加多彩，隐喻建构也会更具意义。

注释:

［1］(德)本雅明:《单向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2］陈铭:《新媒介文本的叙事特征和叙事空间探析—以微博新闻文本为例》，《出版科学》2021年第1期

［3］覃岚:《理解新闻:隐喻认知框架下的交流》，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

［6］［7］王轻鸿:《非虚构与信息时代的文化逻辑》，《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