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

钱钟书说，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

杨绛说：“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钱钟书和杨绛这对才子佳人用六十多年的相知、相爱、相守诠释了爱的真谛，一见倾心的爱恋也能够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存在，他们爱得宽容，爱得真切，他们是各自走进围城的理由，不愿走出围城的依据。1933年，钱杨家人在苏州某饭馆摆了几桌酒宴请了两家的至亲好友，相当于给两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订婚礼。1935年夏，杨绛和钱钟书在钱杨两家各举行了一次婚礼。1997年3月4日，两人心爱的女儿钱瑗离逝，享年60岁。1998年钱钟书离世，享年88岁。2016年杨绛仙逝，享年105岁。钱钟书写的《围城》风靡中国，杨绛翻译了《堂·吉诃德》。杨绛回忆她和钱钟书、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散文集《我们仨》，温暖动人，让人哀而不伤。

乱世，食物谱就哀歌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在战乱中，杨绛的母亲患上疟疾而亡。当战乱结束，重回故里，杨绛写道：“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

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网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大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因为战乱，故园被毁，荡然无存的果树仿若带走了幸福的过往。

“龙肝凤髓”到“剩饭”，家庭变故的哀歌

钱钟书是晚清学者钱基博的长子，可未满月就被过继给了伯父。伯母常年卧榻抽鸦片烟，对他一向不大关心，伯父倒是很疼爱他，带着他玩，教他打棉花拳，时不时带他上酒馆吃杂碎肉，说是“龙肝凤髓”，还给爱看书的他些零钱让他租小说看。钱钟书贪读把眼睛都看坏了，戴上厚厚的大眼镜。伯父去世后，他便没人疼了。每天早上，伯母让陪嫁的丫头热点馊了的剩饭给他吃了去上学;下雨天，弟弟们都穿着皮鞋上学，他只能穿着伯父的大钉鞋，鞋子太大，只好在鞋尖塞上大纸团。写字的笔尖断了，他没钱来买，就把毛竹筷子削尖了蘸墨水来写，模模糊糊的字体无法辨认，常被老师责骂。生父钱基博保守刻板，对儿子爱之深、责之切，连平素的家信也从不会嘘寒问暖，只是言之谆谆教导他如何做学问。生母担心养母有意见，对过继的儿子也断不敢太过关心。幸好钱钟书浑浑噩噩的，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只要有书读，其他概不多虑。

《围城》，用美食谱就生活群像

钱瑗曾说，母亲杨绛的文章像茶，父亲钱钟书的文章像酒。同样是写乱世，钱钟书写了乱世的“围城”。《围城》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钱钟书借食“毒舌”乱世群像，谈性感女神穿的少：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它才会将肉公开陈列，又是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是赤裸裸的。说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钱钟书更是通过《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的两回相亲，写出对待生活的态度。

一是方鸿渐回上海后的第一次相亲，当他看到相亲对象张小姐时，第一印象是：“张小姐是十八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对张家人的“伪贵族”习气，方鸿渐十分不屑，所以张太太借打牌来测试方鸿渐的人品，他完全不会为了博得好印象而装大方，赢了钱而其他人故意不给钱，他就唤醒一句道：“我今天运气太好了！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提醒输家给钱，故意表现得锱铢必较，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张家人怎么评价他。当这场相亲告吹的时候，他还打趣自己：“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心上呢。”在美女和金钱面前，方鸿渐选择了后者，那么他是传说中的“渣男”吗？方鸿渐遇到了另一位女士唐晓芙。《围城》中写道：“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方鸿渐眼里，见到唐晓芙才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当终于约到自己心爱的女孩时，他的表现是这样的：方鸿渐点了五六个人吃的菜。唐小姐问有旁的客人没？两个人怎吃得下这许多东西。方鸿渐说菜并不多。唐小姐道：“你昨天看我没吃点心，是不是今天要試验我吃不吃东西？”鸿渐知道她不是装样的女人，在宴会上把嘴收束得像眼药水瓶口那样的小，回答说：“我吃这馆子是第一次，拿不稳什么菜最配胃口。多点两样，尝试的范围广些，这样不好吃，还有那一样，不致饿了你。”爱上了一个女子就陪她一起尝百草。所以一个男人愿不愿意付出，全看这个人在他心中的份量有多重。

钱钟书写《围城》时家庭的生活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杨绛写道：“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杨绛是《围城》的第一个读者，也像我们一样爱上了这本书，为让钱钟书专心写作，辛苦情愿做家务。

牛津，料量柴米学当家

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钱锺书享受公费待遇，很快被安排在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绛不想增加已患高血压的父亲的负担，决定不入学院，旁听几门学科，利用学院图书馆藏书自修西方文学。

去英国后入乡随俗，小城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常常，师长和同学会邀请他俩一起喝下午茶，好客的主人教杨绛和钱钟书做茶的方法：“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他们回去试着做。后来，早晨一大杯牛奶红茶，就成了杨绛和钱钟书固定模式的早餐。

钱钟书的中国胃口不擅接纳西式的奶酪、牛排，饭量愈来愈小，有诗为证：“嗜膻喜淡颉羹浑，夷味何能辨素荤”。杨绛担心他身体受亏欠，就产生出去租一间带厨房的房子，自理伙食的想法。钱钟书担心杨绛不仅要读书学习，还要买菜烧饭，打理生活，负担太重，就劝她暂且得过且过。但杨绛一直在留意租房的消息，她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曾去看过好几处房子，都因为距离校区太远，不甚满意。

有一天，他们一起在学校附近徒步“探险”时，杨绛发现一处高级住宅区张贴着招租广告，俩人已经走过去了，她又转回头来，却没有再看到广告。她想问个究竟，就抱着被拒绝的心理，大着胆子上前敲门询问。女房主达蕾女士打开房门，她没讲有沒有房子，只是细细打量杨绛一番，又简单问了几句话，然后带着她去楼上看房子。二楼有一间卧房，还有一间起居室，有一个大大的充满阳光的阳台，站在阳台上望下去是绿茸茸的草坪和花园，厨房空间不大，用电灶做饭，浴室的澡盆也小小的，由一套盘旋水管注入热水。从房子的构造可以看出，设计者匠心独具，把它巧妙地从大房子里隔离开来，经过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辟小门出入，形成一个单独空间。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比起之前的房间宽敞许多。杨绛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回去和钟书商量，第二天带着他来看房，钟书非常满意。

杨绛过日子自有一套预算计划和统筹安排。她和钟书在去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的时候，路过食品杂货商店，就在那里预定每天的鲜奶和面包，采购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还有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用食品。店主会送货上门，并且过一段时间送来账本，杨绛总是及时结账，从不拖欠。这样，省去很多时间，他们也变成百货店最信任的老主顾。钱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九年写杨绛“料量柴米学当家”，来称赞她宽备窄用，量入为出，是个“好当家”。

杨绛写过两个人很多的生活秩事。比如，“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烤了涂着黄油、果酱、蜂蜜的面包，热了牛奶，做了两杯又浓又香的红茶，把丰盛的早餐直接端到妻子的床头让她享用。没人知道，他下了多少工夫才有此成果。

杨绛还写道第一次做红烧肉。夫妻俩因陋就简，用稍微锋利的大剪子代替切肉的利刀，用这把剪子用力地将肉剪成一方块一方块的。按照朋友们传授的“经验”，放在电锅里开足火力煮，水煮干了再加水。谁知，经历过冷冷热热的淬炼，那些肉块非但没被烧熟烧烂，反倒“犟”成老顽固，牙齿都打不过。第一次以失败告终。杨绛并没有气馁，事后她积极反思失败的原因。她回想起小时候家里做橙皮果酱，妈妈是用“文火”慢慢熬制的。灵性的她恍然大悟，“文火”，火小而缓，就像滴水穿石的道理，功到自然成，肉焉有不烂的道理。在下一次做红烧肉的时候，杨绛突发奇想，用一瓶雪利酒当黄酒用，放在肉锅里，用文火慢炖，煮沸的肉汤只是撇去上面的浮滓，没有再全部倒掉。终于，大功告成，做成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钱锺书吃得好开心，直夸杨绛做得好，杨绛也为自己的杰作而得意。从此，一通百通，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买来鸡肉、猪肉、羊肉，如法炮制，采用“文火”炖煮的战略，攻城略地，且花样翻新，尝试白煮、涮锅、煎、炒，一样好吃。

但是，对付活虾，还是遇到了小麻烦。根据以往经验，她认为应该先剪去虾须和虾脚。谁知，她刚伸出剪子，这只活虾在她手里猛蹿一下，吓得她把剪子和虾扔得好远，逃出厨房。钱钟书问怎么回事，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笑着宽慰她，虾不会像人一样痛，虾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干校的生活轶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河南信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期间发生了诸多难忘的生活轶事。1969年11月，钱钟书先生与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诗人何其芳等文学所成员先行来到河南信阳，不久落户息县东岳“五七”干校。1970年7月，杨绛也来到“五七”干校。这样，钱钟书、杨绛在息县东岳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干校岁月。

下干校一开始，钱钟书先生被分配做烧锅炉工作。他与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曾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何西来回忆说是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笔者采用杨绛《干校六记》里的说法）一起负责为干校学员烧开水，每天供应一百七八十人用水。他俩干得十分卖力，成天围绕着锅炉烧水，从没有国家一级研究员的派头。但由于锅炉设在露天，冬天的北风老往锅炉膛里灌，里头加热、外面天冷，有时候一个半天也烧不开一锅炉水。更何况两位大学问家在北京一直埋头于书斋研究学问，没有干过烧水这类粗活儿。加上他们烧锅炉时，不知道盖锅盖，所以水一直烧得不够开。干校同伴就调侃似的戏谑称钱钟书为“钱不开”、丁声树为“丁半开”。钱先生的“钱不开”绰号，就这样在干校传开了。

钱钟书先生能力比较强，在干校跳了槽，专职担任一个通讯员的工作，负责去公社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干校连队分发。他每天下午或隔天背着个军用挎包，来回十数里地到邮电所取物件，也从未有过怨言，真正做到了尽职尽责。杨绛先生被分在干校菜园班，分管种菜和看菜园。钱钟书这个时候忙里偷闲，经常借着去邮电所取物件的机会，稍微绕个弯儿到菜园去，隔着小溪和爱妻说上几句话。很多下干校的中国社科院老人就曾亲眼见过钱杨这对夫妻在菜园相会的场景。这则故事后来收录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第三记“学圃记闲”中。

1972年3月，钱钟书、杨绛作为“老弱病残”人员离开了“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之后，他们迎来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钱钟书完成了他在干校就已构思成熟的鸿篇巨制、多卷本学术著作《管锥编》;杨绛翻译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并根据干校经历创作了反映她和钱钟书先生下放期间一些生活琐事的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期颐之年还创作了《洗澡之后》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可以说与两位先生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积淀和人生历练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