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花事插满瓶

兰丹凤

“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道旁店》，点出了当时极为普遍的日常装饰—插花。

何谓插花？简单地说，就是将以花为主的植物，经修饰后插入而非栽入容器中，摆出造型，营造美感。这是一种将自然植物之美与人工装饰之美巧妙结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艺术的起源地。从汉朝宫廷的花卉布置到隋唐时期的花动满城，再到宋明文人的四般雅事，插花曾是中国古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

汉唐花兴

先秦时期，《诗经·郑风·溱洧》中“赠之以芍药（折花枝）”，以及《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用花草装饰屋栋、门楣、门庭）”，被认为是中国插花艺术的起源和雏形。

最早关于插花的明确描述则来自东晋人所写的笔记体小说《汉宫春色》。书中记载，西汉孝惠皇后十分爱花，她不仅在宫殿里种植花卉，还时常将花插入瓶中赏玩，“后独接兰梅各一枝，插于座右瓶，复与诸后妃笑语久之”。

1952年出土的河北望都一号汉墓（东汉浮阳侯孙程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插花壁画，六朵红花均匀地插在盛有净水的圆形陶盆内，画面简洁质朴。这表明，有史可考的中国插花最早出现于汉代宫廷。

汉代之后，中国插花艺术逐渐从直观的视觉艺术上升至祈福祈愿的精神层面。《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了一则插莲祈福的故事：晋安王萧子懋（武帝第七子）七岁时，母亲病重，子懋用铜罂（铜盆）插莲花供于佛前，哭求道：“若我母亲能康复，愿诸佛让花开不枯萎。”七日后，佛前供花非但没有枯萎，反而更加鲜艳，还长出了根须，世人皆称这是因为子懋的孝心感动了佛。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插花已不仅是一门生活装饰艺术，还具备了宗教意义和仪式感。

这种艺术化和仪式感在隋唐时期可谓达到极致。此时，插花渐成风尚。宫廷有精致的瓶花装饰，皇亲贵胄以瓶花礼佛，民间则流行热闹的春盘（将鲜花、蔬果或人造花插于一盘，有祈福、敬神之效）。杜牧的《杏园》一诗就描绘了唐朝插花日盛的景象：“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

隋唐时期，插花的影响力甚至波及日本。公元607至609年间，日本遣唐使小野妹子曾三次出使中国。他在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将在中国所见的佛教礼法、佛前供花、花器一同引进日本，开创了日本花道和日本首个插花宗派（即“池坊”）。

宋明花盛

宋代时，插花艺术步入巅峰时代，上至宫廷内院，下至寻常人家，庄严如寺庙、府衙，悠闲如书斋、茶肆，均有插花之影，正如吴自牧在《梦粱录》所言：“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苏轼在《玉盘盂二首（并叙）》中描绘了禅寺插花的盛况：“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皆重跗累萼，繁丽丰硕。”邵雍在《谢君实端明惠牡丹》中也写道：“初讶山妻忽惊走，寻常只惯插葵花。”

宋代插花艺术的繁盛还表现在插花形式的不断丰富，不仅有瓶插、盘插、缸插，还有以竹筒插放、壁挂、吊挂、柱式装饰、结花为屏、扎花为门洞等形式。林洪《山家清事》记载：“用独床傍植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锡瓶，插梅数枝。”这是锡瓶插花吊挂于床。周密《武林旧事》描写了用尊插花的情景：“淳熙六年……列白玉碾为花尊，高三尺，径一尺三寸，上插照殿红十五支。”在器具上，宋代人还发明了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等专用于插花的器具，此类花孔造型可谓现代插花用的剑山原型。

此外，“花品”理论的成形也为插花的选材搭配提供了依据。丘璿《牡丹荣辱志》中，将39种牡丹由尊到卑分作为“王”“妃”“九嫔”“世妇”“御妻”五类主材，其余140种花草，可作陪衬。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说：“梅以韵胜，以格高。”其《范村菊谱》则言：“花总数三十有五。以品视之，可以见花之高下，以花视之，可以知品之得失。”

花品既分高下，那么插花“见人品”自然也顺理成章了。在明朝文人眼中，插花是一面展现个人修养和品格的镜子。明朝文人对插花的热爱又推动了插花艺术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当今插花界最常引用和研读的几部典籍大多诞生于明代，如高濂的《燕闲清赏笺》、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等，其中，《瓶花谱》和《瓶史》合称中国插花典籍双璧。明朝中后期，袁宏道的《瓶史》传入日本，对日本花道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日本花道出现了“宏道流”。

自具风流

清朝中后期至近代，中式插花艺术几近断流，如今对插花感兴趣的中国人可能对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日本花道更为熟悉。其实，日本花道本就源自中国传统插花，且两者同属“儒家文化圈”，颇有相通之处。

日本花道发展出了立花、盛花、投入花、自由花等多种插花形式，但多数流派都围绕代表天、地、人的三个主枝展开，其核心概念正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日本花道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以及“静、雅、美、真、和”的意境，在造型和意境上都与中国传统插花有共通之处。

中国传统插花花材简练，以姿为美，善于利用花材的自然形态来表达自然美和意境美，且以线条造型为主，多为平衡式构图，以姿态的奇特、优美取胜，但又处处体现“和谐”理念。如南宋李嵩的《花篮图》中，花与花之间疏密有致，花材有五六种，却并无拥挤笨拙之感，富有律动又整体协调。又如明代孙克弘《太平春色图》中的瓶插，含十种不同花材却繁而不密，虚实相衬，格局宏大。

在用材上，中国插花多是以木本枝花和草本花为主，如牡丹、菊花、兰花、梅花、桃花等，以草木为辅，如松、竹、柏等，还十分注重插花容器的运用，讲究花与器的融合，即所谓“花器合一，器以载道”。袁宏道在《瓶史·器具》中写道：“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花、器对半”是中式插花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理念。这种对花器的重视也催生了专门用来插花的陶瓷花器，如梅瓶、春瓶、石榴尊、花觚等。

概而论之，“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虚实结合”“上轻下重”“上聚下散”是中国插花技艺的要诀。张谦德《瓶花谱·插贮》云：“瓶中插花，止可一种两种，稍过多便冗杂可厌。”袁宏道在《瓶史·宜称》也说：“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这些特点在日本花道中亦有体现。

与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式插花相比，西式插花迥然不同，其最大特点就是用材量大，花团锦簇，整体构图对称平衡，色彩鲜艳浓丽，给人以奔放之感。这与东方式插花的内向、简练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东西方插花艺术相互借鉴、融合，发展出了兼具两者风格特点的自由式插花，在现代都市中颇为流行。

在自由式插花发展的同时，几近断流的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也开始复兴。2008年，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各种插花组织相继成立，各类插花培训班和学校不断涌现，插花大赛、插花展览、插花表演等活动被列入国家级花事展会中，插花员首次被列入国家职业工种目录。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正在悄然重返现代人的生活。

器可载道，花可明意。中式插花就如同作画，先有立意，再借由器具、花材、造型、色彩的搭配来呈现意境。每一种花材，每一个造型，甚至每一处弯折，都与创作者的心境息息相关，寄托了作者的某种寓意、情感以及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式插花是插花者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精神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凝聚着思想、情感和智慧。正如袁宏道所说：“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