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散记

人都有两副面孔，一副用来示人，是公众形象，要刻意展现最好的一面；一副只透露给自家，不矫饰不遮掩，是真实的样貌。

细细思之，先生也未能超脱人的这种两面，他的一面是侯雁北，一面是阎景翰。

一

初闻侯雁北大名，是1980年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那时，教师的地位卑微到只比农民强一点，我当即沮丧得七零八落。长我18岁的姐夫特地赶来劝慰，说：“陕师大中文系的侯雁北，人家是知名作家，不照样当老师？”姐夫是地道的文学发烧友，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先生的小说《豆腐坊里》和《井》。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因了这两篇小说，先生的大名曾漂洋过海，连苏联记者都专程赴西安采访，在他们的《真理报》上连篇报道。

然而真正认识先生，却是在我毕业留校以后了。

1984年秋天，我偷偷摸摸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题为《秋天里的故事》，讲述一个老干部同一个护林员之间的生命瓜葛，投给湖南的《芙蓉》杂志。1985年元旦前，有位姓彭的老编辑来信要我去编辑部改稿，前后花十来天改好，他们一致认为不错，留刊！因此一事，当时写作教研室最年轻的老师刘明琪找我谈话后，向先生力荐我留校任教。

可是毕业前夕，《芙蓉》杂志却以“对老干部描写有点抹黑”为由，将《秋天里的故事》退了回来，说不适合他们刊物。

事情一下子复杂起来。一方面我被当头浇了凉水，很痛苦；另一方面系里关于我的去留，产生了争议。中间过程非常复杂，先生仔细审读了《秋天里的故事》，执意留我。从6月到9月的大约四个月时间里，据说先生为此劳神许多。

到9月底我的分配终于坐实，刘明琪老师这才领我去见先生。我们从教学区一路往北，到家属区的最东北区域，推开一扇简陋至极的木栅门，进到先生的院子。

先生的院子花木葳蕤，一派蓬勃，看得出用心打理的痕迹，错落有序而不著匠气，很富自然生趣，同周边小院形成极为鲜明的分野。周边小院里绿韭成畦，碧葱蓬勃，西红柿、黄瓜满架招摇；而先生的院子，却唯有各色花木。

我隐约感到先生的特异了。

可先生的屋子却实在令我失望！进门那间昏暗的小屋，靠北墙支了架高高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脸盘很大的女人，见我们进来，“呜呜啦啦”发出一串儿声音。刘明琪老师说：“这是阎妈！”我心里的吃惊，以及吃惊之后的沉重，几乎让思想拐不过弯了。

穿过这间屋去到书房，我终于见到了先生。这就是我所景仰的侯雁北先生吗，真的？

像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硬处，我的心忽然一疼。这一疼是那样的扎心，它在我的痛感神经中盘桓了30多年，今天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张怎样的面孔啊，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皱纹，纵横着、交错着，把一张清癯的脸面切割得破碎不堪。这样的面相，我在渭北高原的家乡见过很多，苦焦、劳倦、沧桑，正如他们寄身的黄土高原，给人千疮百孔的苍凉感和悲怆感。可先生是大学教授、知名作家，他文章里的每一字句都熨贴，都诗性，都深情沉郁而轻灵活泼啊！

眼前的阎景翰和我心中的侯雁北，无论如何也对接不到一起。

屋里的摆设那样简陋！占据了一面墙的，是木条状的旧书架，油漆斑驳，上面码满了书；窗户下一张棕色书桌，上面堆满书、本、稿纸；桌前一把旧藤椅，早被烟尘熏出了焦黄色，上面置一棉垫，在先生的屁股下咯咯吱吱叫唤。

花了那么多功夫留我下來，那是寄了厚望的，我等着聆听先生教诲。哪料先生慢悠悠只说一句：“既然留下来了，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再无多余嘱咐，俨然一个父亲的平实，没有著名作家和资深教授的居高临下和侃侃训导！

我有点落寞！腾眼环顾，先生书房的书架上、桌角上，竟摆满了花花草草，或几枝兰，或一把草，绿汪汪地蓬勃着，让寒怆里盈出些儿生趣。尤其临窗屋角的一盆文竹，树一般茂盛，枝叶擎上了屋顶，在天花板蔓延开来，像撑起的一把大绿伞。那样气势轩昂的文竹，我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

返回的路上，我心里苦苦的。收入微薄，爱妻瘫痪在床多年，要服药，要康复，要雇人照料；要伏案写作，要备课上课，要批改作业，还要挤时间去给电大、夜大兼课，挣那一节课5元的收入贴补家用……先生脸上那些纵横的沟壑里，到底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困顿和辛劳、酸楚和忧愁？

二

先生说他自小就爱侍弄花草。那时候，他们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西北关村的院子，住了一门三户。院子是个刀把形，先生家在最里头的刀把上，有间阴湿的屋子常年闲置，他便在里面偷偷养花。别人家孩子得空玩耍的时候，他则从田里、庙里、别人家院子里采来花种，掐来枝条，求来根块，蜀葵、大丽花、指甲花、打碗碗花……都是乡间最寻常的，满满当当种了一屋。

礼泉县城西北关村阎家什字的那个农家院落，到底有什么奇特？以致从那里走出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作家侯雁北，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阎纲，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阎庆生，知名古典文学专家、西北大学教授阎琦，成为八百里秦川传颂的佳话。

先生14岁结婚，15岁得子。先生笑说，长子阎琦小时候一叫“爸爸”，他就羞得不行，不让叫；以至阎琦成人后，只在书面交流时称呼他“父亲”，当面从来都是白搭话。阎琦在同事、学生中享有很高声誉，说他治学严谨，文章了得，为人活泼、幽默、正直、仗义。先生知道后，慢悠悠说：“我没想到阎琦在同事、学生中，有这么好的评价！”他很为这些评价高兴、欣慰，口气里充满自豪和喜悦。可他接着又说：“可他回家从不多说一句话。你问什么，他说什么。你不问，他就一句话也没有！”说这话时，先生内心有怎样的感受和感悟？我没有问，也不得而知。

先生当过解放军文艺兵，做过中学老师，后来调进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生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后，最先租住在学校旁边的瓦胡同村。先生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夫人没有工作，艰难可想而知。先生回忆这段岁月时，我记得最深刻的，是说每晚伏案就着一盏煤油灯备课、写作至夜深，疲惫不堪时回眼一看炕脚前那一溜儿布鞋，困意就一飞而散，强打精神笔耕不辍。那些岁月，他在西安城里的各家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一篇几元的稿费，便成为撑持日子、苦捱岁月的主要经济来源。先生连打个盹儿都不敢！

好在先生有个好妻子。先生的妻子不识字，精干，泼辣，善人际，家里家外料理得一应妥贴，极疼只会识字作文的丈夫。冬天，丈夫看书写作到深夜，双脚冰凉，她就坐在旁边，手上做着女工，把先生的脚捂在怀里暖；晚上打脚头睡觉，也总要抱着那双冰脚，把她全部的柔情给予先生。夏天小屋闷热难熬，她便站在门口，把一扇小门推来拉去，大汗淋漓地给丈夫扇凉。这样贤惠无私的女人，现在我们还能见到吗？

先生在这个小屋里，文章一篇篇写好，改定，誊清，寄出，发表。

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胡采同志非常惜才，专程找到当时的学校校长郭琦，要调先生到作协去。他说：“好教师不难找！但一个好作家，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可郭琦校长坚决不允，不但不允，还专门找先生做思想工作，要他以自己出众的才华为培养优秀老师和学生建功立业。先生铭感于郭琦校长的知遇之恩，答应了他。

得知此事，我们都为先生的决定惋惜不已。可先生却说：“祸福相依，知足自安！”想想也是！

也许上天真有好生之德，才于冥冥中没安排先生去成作协，不然，由舌耕转为笔耕的先生，白纸黑字，谁知又会遭受哪些世道磨难？

然而先生于非人的遭际里，倔强地坚守着他的正直、善良和刚正不阿、执着理想。他宁肯挨打受骂、遭受凌辱，也不在诬陷他人的黑材料上签字。他即便身在牛棚不能耳提面命，也没有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先生的小女儿阎居梅老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每隔两三天，一份卷成圆筒筒的《中国青年报》就寄到村上，报纸上要背诵的社论都画了红圈圈，要写读后感的文段边上打上红勾勾；写给父亲的信，被改得满篇红了再寄回来。

礼泉阎家人才辈出，在当代陕西乃至中国学界被传为美谈，原来是有根由的。“耕读持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一朴素而又厚重的文化，早已融进了他们的血脉。

三

不禁想起两件心酸事，它们深深烙在我心上，这么多年来如鲠在喉。

一件是先生65岁大寿时，我们一干自称“阎家弟子”的学生，想给先生过一个热闹的寿诞。有的说想给先生做件衣裳，有的说想给先生买套书，各有想法。我则有感于先生爱养花花草草，写了那么多关于花儿草儿的美妙文章，便暗自决定给先生买捧花。

那天，当我把那捧明艳的花抱到先生逼仄、阴冷、灰暗、简陋、陈旧的屋子里时，先生笑得无比灿烂，脸上每一道皱褶里都洋溢着高兴。

我很得意，也很满足！我觉着我是最懂先生的一个！

次日上课路上，学姐张国俊老师唤住了我，一脸坏笑：“知道昨天阎老师咋说你的？”

“说我最浪漫呗！说我最懂他呗！”我陶醉在自己的得意里，沾沾自喜。

“别臭美了！你一走，阎老师就说，”大美女张国俊老师笑着，指头点着我，模仿先生地道的陕西话，“张宗涛这娃，平时看着都好好的，挺正常么！今天咋了，花这多钱给我买个这？”

我打断她：“阎老师心疼我呗！”

张老师笑眼看着我，继续学着先生的腔调说：“你要把这些钱买成肉，那我得吃多少天？”

我俩都把这件事当作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笑得前仰后合。

可上完课回来，我心里却堵堵的，像塞了团棉絮，怎么都不畅快。怏怏地吃罢饭，怏怏地改了一会儿作文，怏怏地躺上床——却怎么也睡不着。

我感到了一种锥心刺骨的酸楚！

先生妻子长年卧病，捉襟见肘是经常的。又属万事不愿求人的性格，等米下锅的窘况以及这种窘况里的煎熬、愁苦、黯淡、凄惨，是超常的。坎实在过不去了，他也曾满西安城去找人借贷，却被扒手连车票钱都掏了，只好徒步往返。多少年后先生还感叹说：“平凹那次借钱给我，救了命的！”

还有一件深埋内心的辛酸事，多少年来我一直没向先生坦白。

先生为能全力投入教学和创作，无后顾之忧地挣点嘴皮钱、笔头钱贴补家计，只好给瘫痪在床的妻子雇保姆，为此遭遇了诸多世态炎凉、人心善恶！先生曾托我找心地善良、人勤快、不嫌脏、有耐心的保姆，我一直没打问到合适的。恰好病贫交加的长姐来投奔我，让我给她找个活儿干。至今想起我仍倍感心痛！那时我工资微薄，拖家带口，自顾不暇，无力奉养或接济长姐，左思右想，只好荐她去先生家帮佣。其时师母瘫痪在床多年，先生收入既低，又得请保姆，供医药，其艰难可想而知；而长姐亦陷生存困境，需要安身立命，兼又不知长姐是否可心，能否胜任，便叮嘱长姐以我家“表姐”身份，去试工应急。

不出一月，先生找了我两次。一次说，“表姐”干活丢三落四，精神似乎有些恍惚；好在心地善良，腿勤脚快，端屎端尿，毫无怨嫌。二次来说，“表姐”常常夜半梦中大呼小喝，情形令人揪心，是不是心灵上有何创伤或精神上受过打击。

先生很为我的“表姐”担忧！

我的眼泪暗自长流。长姐从小遭遇了家道败落、挨批挨斗、亲人横死、温饱不继等特殊灾难，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便只好给先生说，如果“表姐”不能胜任，我就把她领走。先生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替她担忧！”我想，先生不用问也能从我的表情上、长相上知道，那其实就是我的姐姐。先生那是在默默地替我着想！

恰在此时，姐夫从老家寻来，要接长姐回去。得知长姐是给先生家当保姆，身为乡聘民办教师的姐夫执意在先生家住了一宿——先生是姐夫心中的文学偶像！我送长姐、姐夫回去时，姐夫沉默了半路，最后没忍住，问：“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侯雁北？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可怜？”踏上长途车后，姐夫扭头郑重地跟我说：“别弄文学了，赶紧挣钱去！”

四

有好多年，我怕去先生家，无颜。偶尔去了，也只拉些家常，便匆匆逃离。为生计、为家人，我背弃期望和梦想，把挣钱当作了人生的大目标。虽然先生从未流露半句埋怨，一如既往地像父亲般宽和、敦厚，可我难堪！

2008年先生八十大寿时，在张国俊、刘明琪老师倡议下，我们一班“阎家弟子”给先生办了场“侯雁北（阎景翰）先生80华诞暨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事业60周年座谈会”。先生的侄子、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阎纲十分推崇先生的散文，专门发来贺辞：“孔孟兼容老庄，尊鲁又投孙犁，翰叔八十才不老，光前裕后期頤。”著名作家贾平凹人在老家有事，不能到会，专门寄信祝贺说：“阎老师是优秀的教育家文学家，他的学生遍天下，我也算他的不正规学生。他是最能担当德寿双高名誉的人。”陕西作家赵熙、吴克敬等人参加了座谈会，对先生的文学创作给予很高评价。先生的研究生李继峰前后花了好几个月搜集先生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的著述，精心制作成了PPT，同与会的好几百人共同回顾了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历程。会后，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李西健十分感慨地说：“阎先生居然有这么大的成就！看来我们北方人太缺乏宣传意识了！”我把这话传给先生，先生听后淡淡说：“人又是不产品，不需要叫卖！”

先生65岁退休，至今已过25年。这25年世事变化非常巨大！一是先生的工资涨幅大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月入上万——先生再也不用为生计煎熬了；二是功利指标成为全民生活重心，文学没落到了连文学人都不热衷——可先生却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25年来，先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几乎每年都有一本厚厚的散文集或小说集行世。先生出书，大多自费，书印好后，一部分送人，另一部分自销——我就替先生零零散散卖过书。

每到先生家看望，他都弓身坐在电脑前，手握汉王笔，一笔一划码字，专注、投入、执着——先生已至耄耋之年了啊！

在校园，稍加留意，你就会看到一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景观，禁不住兜一怀心酸。我的那么多老师，如今皆垂垂老矣，儿孙有的不在身边，有的各有各忙，他们只好步履蹒跚地去食堂吃饭，在校园透气。晚况尤贪儿孙欢，可他们却终年独守着空巢，望窗外花开花落，月沉日升。

比如先生，四个子女都已步入老年，散居全国各地，且各有各的身家拖累。好在先生晚年遇到了一个好老伴。先生爱妻病逝后，经人牵线和现在的老伴相依为命，她叫邵淑兰，小先生5岁，是个幼时失怙、壮年丧夫的命苦女人。她没上过一天学，却能把圣经全文读下。人问：“你怎么认得的？”她说：“一个个问人！”先生的子女们都很尊敬地称她为“姨”！

姨身体超好，对先生照顾得非常周到。先生的每一本书，她都是忠实读者，动情处，她会抹泪；有趣时，她会心一笑；遇到不认得的字或不懂的句子，她把着先生求教。生活中，先生是她的丈夫，相濡以沫；精神上，先生多半成了她的导师，让她感受到人除过肉身，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美好的叫作灵魂的神奇世界。

一次去先生家，那已是先生患脑梗愈后需扶拐杖了，耳背得要人大声喊话；眼见他弓腰低头坐在电脑前一笔一划在写，屋里堆满了出版的新书旧书，不禁心疼地贴着耳朵朝他喊：“还写啥嘛，劳神，花钱，出力不讨好！不如好好安享晚年！”

先生“嘿嘿嘿”只管笑。

姨却郑重地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支持你阎老师写！花多少钱都愿意！”

我立时无语！一个8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一生没上过一天学，竟然有这样的襟怀！我顷刻感觉到了羞愧——正是从这天起，我的灵魂回归肉体，旧梦重拾，坐下来写起了小说。

头一次，我给先生拿去了三部中篇小说——《歪脖儿树》（后来发表时定名《红岨招凤》）、《桂花年年香》和《地丁花开》，共计10多万字。我告诉90岁的先生，要他慢慢看，不着急——我想让先生鉴定鉴定。

哪想三天后的中午，先生便打电话叫我。他说他看完了，约我去谈。我知道先生有午休惯例，中饭吃完，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到下午四五点才起来工作，雷打不动。可先生却执意要我立时就去。路上我在想：十几万字！三天！一个90岁的老人！心头滚烫滚烫的，眼里有了泪光。

先生见到我，持一叠稿子，一手在上面摩挲着，皱巴巴深邃着的眼睛看我半天，说：“好！”嘴咂吧咂吧，从每一篇稿子里各抽出一张纸，那几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我很不忍，嘴贴在先生耳朵上儿子一般埋怨：“十几万字你三天看完？你多大年纪了？”

姨笑着说，先生除过吃饭睡觉，一整天都在看，一会儿流泪一会儿笑的，还忍不住要给她念，晚上要看到12点甚至一两点。先生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叮嘱我：“不要再受干扰，好好写！写一个，就给我拿一个！”先生脸上的惬意，是对我多年流俗的批评吗？我想起了30多年前先生的那句“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一时心里百感齐集。

先生的又一部书稿将要付梓，是本厚厚的小说集，2017年的心血，嘱我看一看。我拿来整整拜读了一天一宿。当我读到他后记里的这段文字时，禁不住涕泪横流：

如果这真是最后的一本，我则认为那就是所谓“封笔”之作了。面对这种景况，我很无奈，有些恐惧，有些悲伤……有人说，写作可以预期，却不可能预知。现在对我而言，却既不可预期也不可预知了，我只求还有以后，长也罢，短也罢，只要还有明天，我将不断地追求，继续努力，直到毫无遗憾地回去！回得干干脆脆，平平安安……

我心情不好了许多日子，便向刘明琪老师学习，去先生处勤了一点。姨说：“你们一来，他话也多了，精神也好了！”是的，整整90周岁的先生，只要谈起文学，思维是那样活跃，记忆是那样清晰，视野是那样开阔。我笑着跟他说：“要和你比，我已经老年痴呆了！”先生笑得阳光灿烂。其实，先生此时，已重病在身！

……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先生。在尘世，先生以阎景翰的身份，用一个普通老人的姿態，内敛、沉静，不骄不矜，甚至固执、倔强，绝口不提生命中的辉煌和成就，朴素得毫不起眼；可他同时又以侯雁北的独特情怀和视角，把他体味到的那些生命悲喜、世道沧桑、人性善恶，以扑面而来的沁人芬芳散发人间，让人真真实实感受到一份忧患里的长情、温润中的美好！

这就是我心中的先生，他叫阎景翰，笔名侯雁北，一个不问荣辱、埋头写作的老派文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