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的文化密码

文图/张艳庭

千里迢迢从中原抵达宁夏，是对西夏历史文明在我内心中召唤的一种呼应。

西夏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神秘而独特的存在。追究这种印象的来源，除了历史书籍中的陈述，还有一个原因是西夏文字。这是一种与汉字造字方法相似的文字体系，但它所表达的意思，却让一个熟稔现代汉字的人无从理解。它们仿佛是一种谜语，用几乎相同的造字方法将人引入对其意义的猜测中，那些熟悉的一撇一捺就是谜面，而它的含义就是谜底。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对于它的猜测所导致的只能是迷惑。这些迷惑在我内心汇成一种巨大的神秘感。

另外一个就是西夏王陵了。对西夏王陵最早的印象来源于两部影视作品。第一部是讲述西夏王元昊一生的电视剧《贺兰雪》，时间已久，有些剧情已记不太清，但剧中西北民族的剽悍之美、西夏王朝的恢弘气势和西夏历史的波澜壮阔，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部则完全与西夏无关，是在宁夏镇北堡影视城拍摄的电影《大话西游》。西夏王陵虽在影片中出现，却与西夏王朝并无联系，也没有专门的交待。然而我却感觉它是为电影的神话色彩点睛的一笔。

到达宁夏，我首先去的就是西夏王陵。在西夏博物馆，通过一些发掘和搜集来的文物，我从一个个细节开始，在心中勾勒西夏王朝的轮廓。那些从历史河流中遗留沉淀下来的事物，让我着迷。不仅仅因为它们本身的精美，还因为它们唤起了我的想象。在我想象的参与下，它们勾勒出了西夏王朝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艺术景观。昭示昔日辉煌的宫殿已不复存在，但陵墓作为地下的宫殿，却将一个王朝的荣耀保存了下来。筑造陵墓的人不会想到，他们原本是要为亡灵筑造永恒的家园，却为一个文明筑造了可以通向永恒的居所。

我沉浸在那些看起来并无太大价值的陶器、铁器、铜器等日常用品中。让我沉浸于其中的是时间的力量。为了与它们存在的数百年时间相呼应，我放慢了自己的脚步，观看每个物品都比别人时间更长。这些日用品让我仿佛能够穿越时光，触摸到西夏人的日常生活。

仔细观看着这些西夏文物，我有了一个发现。一些陶器、瓷器的器型、剔花和釉色竟与我家乡当阳峪窑出土的陶瓷并无太大差别。我曾经专门寻访过当阳峪窑的瓷器，后来还专门写过当阳峪窑瓷器的专题文章，所以对它们非常熟悉。在这里发现如此相似的瓷器，让我感到亲切，同时产生疑问。我所熟悉的当阳峪窑白底黑花、白釉剔花、剔黑等装饰手法和折枝牡丹的造型，都在博物馆这些西夏瓷器上发现了。难道这是宋朝和西夏通商贸易的结果吗？肯定不完全是，因为西夏也有自己的瓷窑，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市一带，称为灵武窑，这些陈列的瓷器很多都出自灵武窑。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相似呢？经过了解，我才知道西夏灵武窑瓷器受北宋时期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很大，而当阳峪窑在北宋时达到巅峰，有许多瓷器的器型和装饰方法都与磁州窑相似，被划归于磁州窑系。所以相似的艺术形式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地方会同时出现，就像一种文化的形而上旅行。

器型和纹饰都属于瓷器的形式，是相对独立于器物实用层面的符号体系。如同艺术有一个概念是有意味的形式，实用器物的形式是它艺术性的层面。作为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艺术最容易跨越民族和政权的界限，体现出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影响。宋朝是当时军事积弱而文化却空前强盛的汉族政权，瓷器等器物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器型和纹饰等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相对的完美状态。军事对抗中的弱势，并没有削减这种文化上的强势。西夏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宋朝政权，但在文化上却受到了这个王朝的影响甚至“侵略”，瓷器制作就是一个微小的例证。这种文化入侵呈现出文化的超越性特质，与其他文明进行文化殖民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般情况下，文化殖民或文化入侵首先是通过军事占领和行政殖民实现的。这在全球历史上有大量的例证，尤以19世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为代表。但北宋与西夏之间远远不能称之为文化殖民，两者的关系基本可以界定为联系、交流、影响。

西夏瓷器风格并没有局限于磁州窑系，在吸收中原瓷器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博物馆中的许多瓷器不管在器型还是纹饰风格上，都是西夏所独有。这体现了弱势文化的自身成长。而文化的地域化和民族化差异，正是应有的常态。前期的学习和借鉴，在后期必然会诞生出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

走到艺术品陈列区的时候，我停留的时间更长了。那些石头上形象夸张的人像和兽像，把人从具象引向抽象，从现实引入想象。这种形象形成的动力与文字符号不同，不是政治而是死亡。虽然政治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死亡的力量更加强大，足以将现实世界里的形象挤压变形。大概是古人想象人死去之后的生命状态需要进行一种生命密码的转换，所以表现这种密码的符号也进行了转换。这种符号转换，就是古人对于死亡的一种解释。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死亡这个难解的主题，让艺术超越了单纯对现实的模仿，更多地借助于想象，创造出的视觉符号最终超越了现实。

王陵塔楼遗址

于是，我看到了那些奇特怪异的陵地和墓室雕刻。双掌合十的佛家弟子一样的人像，背后又长出翅膀，呈现人头鸟身之状，让一般人无法理解。它来自于佛教世界。如果说这些雕刻还都可以找到来处的话，人像石座则倒映出了我大脑里的空白。这些石雕可以辨认出人形，但却又与正常的人形完全不同。它们是刻在方形石头上的浮雕，没有把四肢头颅各自雕刻出本来的形状。这些人形雕刻头颅巨大，口含獠牙，但大都又突出了人物的乳房。后来，我在王陵巨大的陵墓前，又见到了数尊人像石座。从侧面看，我才发现这些人像石座原来是跪着的。我无法解释这些雕刻的含义，在其他地方也都没有见过这种石雕。一是因为它是陵墓雕塑，地上并不常见；二是因为这是少数民族的陵墓，与汉墓中的纪念性雕塑应又有不同。而这些都是属于西夏文明中独创的部分。

除这些陵墓器物之外，还有一些佛教造像和壁画，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整个王陵博物馆呈现了西夏文化的丰富，也印证了元昊的丰功伟绩。元昊的确是有一番雄才大略的。这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卓越的军事才能。“三川口之战”等四大战役，消灭北宋西北精锐数万人；又在“河曲之战”中击败辽兴宗亲率的十万大军，奠定了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在他的主导下，西夏与宋朝关系暧昧又复杂：既向宋朝学习，又对宋朝排斥，西夏文字体系只是这种关系的秋之一叶。在经济上，吸收学习宋朝的经济结构，兴修水利。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又重点发展了畜牧业。在官制上，模仿宋朝，设立百官，又保留了蕃官系统。百官朝服模仿宋朝，却又推崇秃发，禁用结发汉俗。在统治思想上，采用法家思想，却又摒弃了宋儒理学。在这种取与舍、迎与拒中，元昊建立了自己的辉煌，也为自己埋下了隐患。直到他后期好大喜功，沉湎酒色，让自己的生命殒灭于儿子之手。

看过了这些原来存在于地下的事物和存在于历史中的事件，我才走向了存在于地上的陵墓。这个过程就像了解了一个事物的内涵之后，再去观察它的表象。这样，对于表象的理解将会容易得多。然而到达陵墓前，我还是被震撼了。面对它们，面对被时间修改过的建筑，仅仅用理性来理解，是不够的。也许时间恰恰展现了理性的易于毁灭，就像物质的易于毁灭一样。当西夏皇帝或者建筑工匠站在修葺得坚硬而壮观的陵墓前时，他们肯定预测不到陵墓数百年之后的样子。曾经的砖石，已经风化，因此，整个陵墓初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土堆。但它的形状又告诉我，这不是随意堆成的土。从它的顶端到最底端的曲线是层层叠叠的，那是曾经夯筑的痕迹。只是经历过长时间的风化，它的边缘轮廓已经无法再像初建成时那样，拥有锐利的直角。但这种模糊的角依然支撑起它鲜明的线条，将陵墓引向天空，而不像汉族的陵墓一样形成馒头的形状，仿佛大地凸起的一个小包，西夏王陵以一个尖顶与天空发生了关系。在背后绵延的贺兰山的映衬下，西夏王陵显得愈加挺拔，又更加苍凉。

西夏陵墓当初修建的时候，受到了佛教建筑的影响。西夏立国后，将佛教定为国教，以佛治心为国策。在这多民族的统治地区之内，将相对开明的佛教定为国教，同时不禁止其他宗教活动，有利于西夏政权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西夏王陵受佛教建筑影响也很大。佛家弟子的墓多为塔状，这个王陵也同样是按照塔式来修建。初建时其形状呈八边七级、五级、九级塔式，底层略高，往上层层收分。经过时间和风沙的打磨之后，这种层级不再那样鲜明，却又隐约可见。也许是因为这种塔式造型和风沙打磨后的质感，它被人称作“东方金字塔”。

事实上，“东方金字塔”的称谓不仅是因为它的造型，背后应该还有文化上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王权与宗教神学的紧密结合。这与汉族政权皇室的陵墓风格和成因相差很大。汉族政权的皇陵主要是权力象征，而宗教性相对较弱。西夏王陵本身既是王权的象征，又具有宗教意义和超越色彩。正是因为这种王权与宗教的结合所筑造的独特建筑空间，与古埃及金字塔也是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象征有相似之处，它才有了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可能。

陵墓的体量也许还保留着最初的规模，它的高度像金字塔一样让人仰止。除了空间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让我仰止的原因：为这个陵墓跨跃数百年的历史沧桑，也为这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还因为这就是李元昊的陵墓。仰望着陵墓，元昊一生的功绩与事迹又涌上心头。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最终与这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王陵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道奇绝的风景。

陵墓周围的墙壁，也同样经过了时间的雕琢。它作为墙壁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部分，只是用来显示时间运用多种雕塑工具——比如沙粒——所雕塑而成的一件艺术品。久久地凝视，我所看到的，都是时间这位雕塑艺术家的深厚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