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阳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解读

韩婧娟

（瓜州县文物局，甘肃瓜州736100）

锁阳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解读

韩婧娟

（瓜州县文物局，甘肃瓜州736100）

2014年6月22日，瓜州县锁阳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代表性遗迹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本文通过对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解读，探究锁阳城遗址申遗成功的伟大意义。

锁阳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申请报告。甘肃省共有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五处文化遗产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大观园，锁阳城遗址作为代表性遗迹榜上有名，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加上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和万里长城—嘉峪关，甘肃省目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总数增至7处，跃居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大省前列。作为瓜州县级别最高和唯一的一处世界遗产，锁阳城遗址以独特的突出普遍价值和较高的真实性、完整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规定，如果想成为世界遗产，必须符合六项考核标准之一才会被提名，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个文化项目符合其中四项，成功入选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作为世界遗产，先决条件是必须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突出的普遍价值指文化或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而突出的普遍价值有十项标准，具备其一即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文化项目符合的这四项标准分别为“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易于损坏；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锁阳城遗址何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被视为文化遗产，遗址：在历史学、美学、民族学或人类学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的作品或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以及考古遗址所在地”，“《公约》是只针对从国际观点出发选出的最突出的财产，一处只具有国内重要性或区域重要性的财产是不会自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权威规定中提炼如下的关键词与锁阳城遗址相契合：“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超出了一国的界限”、“对全人类及其后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关重要”、“从国际观点出发选出的最突出的财产”。

那么，究竟锁阳城遗址有何突出普遍价值才获得《世界遗产名录》的青睐呢？

一、锁阳城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

可以这样说，在光辉灿烂的古丝绸之路上，汉代至明代时期，这条世界的、中国的、民族的通衢大道之所以畅通发达源远流长，锁阳城遗址的桥梁、纽带功用不容忽视，不可小觑。

“锁阳城遗址处于河西走廊西端，扼守丝路交通的咽喉，由此向西可经敦煌直达罗布泊南岸，向北可经哈密进入天山南北，直达欧亚草原腹地，向东可经嘉峪关进入内地，该城在河西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著名学者季羡林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自古瓜沙一体，作为不能被遗忘的古丝绸之路的明珠，锁阳城以内城、外城双重城墙，以及墙体上的瓮城、马面、角墩及堡子等共同构成的保存完好的城市防御体系，疏浚工程、拦水坝、干渠、支渠、斗渠、毛渠等灌溉技术形成灌溉体系，灌溉60平方公里的耕地古垦区，为丝绸之路的通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和补给保障，是古丝绸之路上贯通东亚、中亚、西亚、南亚、欧洲乃至非洲各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贸易、文化、政治等交流的典型的保障性城址，是亚欧文化和文明在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交流的第一站。

例证之一：锁阳城遗址及瓜州境内出土的大量文物、考古资料和相关遗迹遗址等物证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在此碰撞、交融、交流的有力佐证，构成了以锁阳城遗址为核心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本营。

锁阳城南侧有规模庞大的古墓葬群2157余座，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16公里，出土文物不胜枚举，有三彩镇墓兽、三彩马、三彩骆驼（三级文物）、三彩侍女俑（三级文物），以及丝绸、瓷器、钱币等，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都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古丝绸之路沿线繁盛的商贸活动在瓜沙一带的情形。

瓜州境内有以精美的雕刻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中外的象牙造像，还有造型独特、大气磅礴的画像砖（忍冬莲花纹方砖、卷草莲花纹方砖、宝相卷草纹方砖、联珠覆瓣莲花纹方砖），以及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陪葬品陶灶、陶仓、陶井、三兽足铜盘、青铜马（二级文物）、独角兽（二级文物）等，更是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古丝绸之路在漫漫莫贺延碛古道上的辉煌。

榆林窟作为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佛教艺术价值很高，尤其弥补了西夏、元代晚期敦煌艺术的不足。北壁依据《弥勒下生经》绘制的弥勒经变中“八百岁老人自入坟墓”，画中一唐代老人坐在墓室中和后辈儿孙含笑握别，活灵活现地体现了佛家涅槃最乐的宗教观念。按唐代风俗，老人活到一定年龄，要在墓地度过晚年，这种方式本是印度风俗，随着古丝路渊源流传到河西地区，表现在壁画上，呈献给今天的我们，可以由此想象锁阳城如何地成为河西重镇，如何荣耀地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宴会图则反映了经文中“五百岁女子出嫁”的说法。图中描绘了唐代结婚的风俗场面，男拜女不跪，据宋代记载，这种礼拜婚俗是武则天时期遗留的礼仪，如此种种，数不胜数。从繁华的唐帝国都城长安到“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塞，从中原地区到河西走廊，再到天山南北以及七河地区乃至更远的欧洲、非洲，东西方文明通过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流、碰撞、融汇、创新，这一幅幅精美的壁画，一个个传奇的故事，作为后世研究的有力佐证，通过这些壁画的摹绘，锁阳城遗址在古丝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可见一斑。

还有西夏藏传佛教文化圣地东千佛洞，窟内壁画既继承了唐、宋密宗内容的图像，同时又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内容出现，可谓容纳了中原、西藏、西域、印度等各流派、多民族的佛教艺术风格，其中的“多罗菩萨救八难”（又称“绿度母救八难”）中尼泊尔公主化身的白度母等，无一不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结晶。

更有塔尔寺遗址以其寺院格局及锥形佛塔建筑，展现了唐至西夏时期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从世界范围来说，作为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其传播分为三条路线，其中之一的北传佛教就是从古印度向北传入古中国，再通过古中国东渐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因为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经典都在中国。虽为舶来品，发端于恒河流域的佛教在汉代却正是依赖于河西走廊的打通，古丝绸之路的开通，恒河文明才得以与华夏文明对话，穿越来自亘古的过往，影响却远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对中国以及东亚乃至世界范围来说，究其渊源，河西走廊的通畅保证了佛教的北渐和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可以说没有河西走廊对古丝绸之路的保障，就没有佛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以及全世界的发扬光大。塔尔寺遗址则是佛教曾通过河西走廊、瓜沙地区向北、向东传播的最好例证。

以上等等，均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通过锁阳城遗址碰撞、融合、交汇的有力佐证。东进的，西流的，南来的，北往的，无一不在这里——张骞出使西域“凿空”的“孔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之咽喉要道——丝路开通之前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游牧民族关联密切的通衢驿道——中心城镇遗迹和宗教遗迹——锁阳城遗址和塔尔寺遗址，绵延几千载，联通上万里。交通枢纽、杰出范例、典型保障性与丝路沿线商贸活动密切关联等等界定，恰如其分，涵盖了这座城址的历史功绩。

例证之二：汉代敦煌郡时期、晋代晋昌郡时期，隋代常乐县时期，锁阳城遗址与玉门关、阳关、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卫设置共同构筑和保障了陆上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的存在和通畅。

汉武帝北击匈奴多年，倾全国之力，一共进行了15次远征，其中元狩四年（前119）的漠北之战最终使得“列四郡，据两关”成为历史事实。无论是敦煌还是瓜州境内，汉长城作为我国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长城之一，无疑是我国北方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关隘还是城堡，对于护卫、补给、疏通、邮驿、通商、外交、防卫等功用，是那个年代我们所知的形制完备、功能齐全的保障设施。正是这些关隘、保障性设置、机构、建制等，保障、完善了古丝绸之路上亚欧大陆桥河西走廊部分的通畅。

例证之三：锁阳城遗址地处古丝绸之路陆路咽喉，其重要地理位置无可比拟。

古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出发，经秦州（天水）、金城（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至敦煌，分为南、中、北三条，全长约7760公里，最远到达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这条路不仅是一条丝绸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播撒中西方文化交流种子的文明之路。而无论是哪一条，他们的分水岭都处在锁阳城遗址保障下。无出其右，扼冲、咽喉、天堑，锁阳城遗址担之无愧。尤其在东汉时期玉门关因伊吾道（也叫莫贺延碛道）开通，由敦煌东迁至瓜州，成为出关西行必经之地，锁阳城遗址更是作为西出东进的门户，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二、锁阳城遗址是河西走廊人类利用土地的杰出典范，展现了长距离交通条件下人类对荒漠戈壁自然环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

在这一表述中，锁阳城遗址所涵盖的古渠系和它所支撑的农业灌溉水利体系无疑是浓墨重彩的大手笔。

考古勘察表明，锁阳城遗址周边6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了呈网状密布的古渠系和古垦区，古代灌溉网络清晰可辨，保存基本完好。具体由五条干渠和上百余条支渠构成，五条干渠又可以分为东、南、西、北、中干渠，总长26.6公里，支渠、子渠长69.4公里，总长96公里。人工河都河和一系列的分水堰及疏浚工程、拦水坝通过人工修建的这些干渠、支渠、斗渠、子渠、毛渠将疏勒河水引至周边地区，灌溉了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形成了农业灌溉渠系及经由移民屯田行为开辟的古绿洲。正是这一条条渠道、一方方阡陌、一片片绿洲，中原和西域，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非洲，丝绸、茶叶、玉器、食物、作物种子、播种技术、风俗习惯、艺术、佛教、思想、制度、技术、知识、贸易等才源源不断地东进西出，碰撞、交流、融合、创新……

所以说，锁阳城遗址的古渠系和古垦区，很好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支撑了河西走廊上千公里长距离下的艰难交通，作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这里的人民对土地的利用创举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典型性范例。勤劳智慧的瓜州先民创造了自汉以来依托祁连山脉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水系进行以点带面、呈系列建设中心城镇和城堡的格局。当历史定格在那一笔，我们不得不说，壮美锁阳城。不管当时有没有这样长远的考量，但是，历史以过去的真实存在告诉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存在不仅仅在当下，意义远在长久的未来。

三、锁阳城遗址是人类开展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典型保障性城址，与丝路沿线的商贸活动密切关联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玉石之路，不管哪一个，应该说无论官方和民间，亦或是在朝在野，锁阳城遗址作为保障性城址，其独特无二的军事防御体系密切关联了沿线的商贸活动。

锁阳城遗址地处酒泉（肃州）与敦煌（沙州）之间，是古丝绸之路西通伊吾、北庭，南通青海的一座军事重镇。控扼古丝绸之路交通咽喉要道，据守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例证之一：根据锁阳城城址的形制和布局考证，锁阳城遗址保存了我国古代最为完好的军事防御体系。

锁阳城遗址的军事防御体系主要由内城、外城和外城西北角两处堡子遗址构成。内城为不规则四边形，总面积28.5万平方米，残存5段夯土版筑城墙，共计2061米，东、西、南、北墙均设有马面、瓮城、角墩，内城开有两道城门，在两城门外各有一小瓮城。外城总面积48.1万平方米，同为不规则四边形，残存10段夯土版筑城墙，共计3311米。在外城和内城之间修筑有羊马城，并且东、南、北墙外侧均有分布，虽然墙体矮小但可以与内城和外城一起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外城墙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第一道防线，主要是保护内城，归属外部防御系统。城四角的角墩“白天燃烟为烽，夜间点火称燧”，称得上是那个时代较为科学的报警系统。角墩下部夯土，上部土坯加筑，修筑过程中还夹了大量的圆木。下面的拱形门洞一是减少风沙的侵蚀，减轻风沙对角墩的阻力，二是为站岗放哨的士兵遮风避雨，设计简单，实用而巧妙，大智若愚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城西北约40米处遗存有两座方形小型土堡，夯土筑造，每边长约25米，墙体高大厚实，高14米，两座土堡东西排列，相距约80米。据专家考证，这种土堡实际上是唐代弩台，它们筑于城外近侧，堡内有软梯可供上下，内外相通成犄角之势，着实延伸了城的防御功能，不仅为城增加了一道屏障，而且还能变消极防御为积极进攻，攻守同盟于一体更是相得益彰。四面城墙外面每隔一段距离共设有24座马面，一是加固城墙，二是从多角度增加攻击防御能力，环环相扣成为人工天堑，息息相关成就铁壁铜墙。在南城墙西北角还有一片礌石滩，这些礌石作为重型武器和出其不意的打击力量，又为城增设了一道军事屏障。

纵观这些迂回曲折的角墩、瓮城、城壕、城墙的设计，构成了严密、有机统一的外部防御系统、内部防御系统、烽燧报警系统、后勤保障系统，使地处平坦大漠戈壁的锁阳城遗址具备了河西走廊要道、西北边塞门户、古丝绸之路军事防御重镇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也正是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彰显了锁阳城遗址军事防御的精巧构思和独特之处。

例证之二：锁阳城遗址作为屯田绿洲城址，为军事防御提供了人力、物力的外因支撑。

如果说锁阳城遗址以内城、外城和外城西北角两处堡子遗址共同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作为城的内因阐释军事的特质，那么屯田绿洲就可以作为支撑城的外因诠释这座城军事防御的属性。

公元前138年，汉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河西走廊，自此，古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正式有了一个师出有名的历史开始。当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河西地区就曾是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西域诸政权如匈奴、吐蕃等也不同程度有过进入。也就是说，早在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整个河西走廊就已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连接了中原和西域乃至欧洲以及西方与东方。正因为如此，古丝绸之路不论如何发展、变迁，河西走廊作为必经之路一直未变，正是它的孔道作用保证了这条路网的通行。

在古丝绸之路1800年缘起、发展、变化、繁荣、光耀的历程中，河西走廊依托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水系星罗棋布孕育的系列绿洲，锁阳城遗址这个小的节点被广漠戈壁包围，极干旱气候下如何生存，如何保障古丝绸之路孔道的通畅，如何提供过往所需的补给，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托自然资源屯垦戍边，发展屯田绿洲。屯垦是驻扎下来开垦田地的意思，而戍边顾名思义就是在边疆守卫的意思。“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作为人的因素军民集于一身，备战时民即为兵，农忙时兵变民，解甲归田，一面戍边一边屯田，这样的经营模式不仅保障了补给，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西域的社会进步，维护了西域的社会安定和发展。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历史也证明，“屯田兴则西域兴，屯田废则西域废”，屯垦戍边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千古良策，尤其在西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三朝时期西域屯田发展较为壮大。因此，相对应的这些历史时段，古丝路焕发出的生机也是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因为息息相关，所以唇齿相依。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锁阳城遗址这个小节点的屯田戍边，疏勒河水系，60平方公里的古垦区，总长96公里的古代灌溉网络体系，这些物的因素与军屯、民屯、犯屯、商屯等人的因素相结合的屯田戍边以及国家层面的移民实边，虽说是一星一点的小绿洲，但四两拨千斤，已然支撑起了孔道的畅通，保障了路网的延续。

丝绸之路千载悠长，华夏文明八面来风。作为古丝路上具有“孔道”之称河西走廊的“凿空”，成就了锁阳城遗址作为“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连接中原与西域交通枢纽西出东进的第一门户，开创了生产力极度低下状态下人与自然对话合理使用土地的成功范例，展现了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情况下进行长距离交通时人们对“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戈壁荒漠环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支撑和保障了7760公里长距离下的交通和交流，密切关联了中原、西域、东亚、中亚、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和人民依托古丝绸之路进行的政治、文化、商贸、经济、文明等的对话、交流、融合、碰撞与创新。

K8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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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3115（2015）14-002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