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玉出昆冈

有人说，中国的地形，是由青藏高原和蒙新、黄土、云贵高原，以及东部平原构成的一把巨大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

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的陇原甘肃，就在这张偌大的躺椅上，在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里，进行着漫长的行走和漫长的发展。

【字幕：2014年7月12日  兰州】

（画外音）和大西北的许多城市一样，兰州七月的气候是干燥而炎热的。然而，2014年的兰州，雨季似乎格外长些，淅淅沥沥，有点南方的感觉。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眼间，乌云就闪电般袭来。一会儿，暴雨就如瀑布般直泄而下。密而集的雨滴砸在地上，泛起一个个俏皮的水泡。

7月12日，是藏历十五，阿弥陀佛节。就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里，雨帘笼罩着的西北师范大学静静而欣喜地等待着这样一批客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作家、阿克苏地区人大主任卢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刘学堂，还有文化书写者、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讲师安琪，作家、西藏大学讲师孙海芳等。

这是一次有意思的聚会。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课题而来。

【字幕：2014年7月13日  西北师范大学】

7月13日清晨，天气放晴。从四面八方奔波而来的专家学者们，兴致勃勃地会聚于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经过近一年的策划准备，今天，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武威市广播电视台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终于要在这里拉开帷幕。

（画外音）玉石之路、玉帛之路，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它与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关系？

（画外音）这条路，与齐家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画外音）在西北甘肃组织这样的考察活动，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和理解？

（图1）

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丝绸之路”。在这位德国人眼里，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洲际交通路线上，承载和飘扬的旗帜是中国的丝绸。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丝绸之路”这个新名词演化出了一门大学问。如今，这条道路举世闻名，承载了华夏2000多年的文明。

李希霍芬为什么要以公元前114年为丝绸之路的开端之年呢？史书记载，这一年，正是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也就是中国官方主动向西沟通欧亚各国的年份。

“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延绵的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明古迹，更引发了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

丝绸之路，这是古代世界交通干线中最长的一条国际大通道，是连接各民族和各大洲之间最有意义的链条。据中国学者估算，从中国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中亚、西亚诸国至欧洲意大利、威尼斯的丝绸之路，直线距离为7000余公里。而在中国境内的距离就有4000余公里，占到了总路程的一半以上。

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是一条交通线、经济线、中西交往线、文化交流线、民族融合线、政治变迁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认为，这是世界文化对话之路。

千年丝路远，万里亲缘长。这条举世闻名的文明通道真的始于公元前114年的大汉帝国吗？

在对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些公元前1000多年的墓穴中出土了用中国蚕丝制成的绣品，图案和技法也都是东方式的。可是，人们所熟知的沟通了东西文明的丝绸之路却起源于公元前114年。那么，这些东方的丝绸又是怎样运往西方的呢？

在墨西哥奥梅尔发掘出的16个玉雕和6个玉圭上，考古专家们破译出了“妣辛”、“十二示社”等汉字。在遥远的彼岸，怎么会有和殷商历史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文字呢？

《穆天子传》的横空出世，也让人们把这条文明古道的地平线推向了更加遥远的公元前10世纪。

周穆王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探险家、旅行家。据西晋太康二年从汲冢出土的竹简《穆天子传》记载，公元前963年，得八匹好马的周穆王，带着许多珍贵的帛、贝带、锦等，开始了西征昆仑山的远行。

（画外音）周穆王从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越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达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然后北行1000余公里，到达“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也就是中亚地区。然后，从天山北路返回王都。一路上，他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将那些“中国制造”的珍贵物品馈赠给了沿途国家的主人。

这是我国陆路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并且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玄疑。人们在问，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周穆王为什么要发动一次旷世的西巡？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书中这样记载道。周穆王送出的多是帛，带回来的是玉。

难道周天子早于汉朝张骞的“凿空”行动，意在寻玉、获玉？难道这是周天子西征的真正目的？

这是有史记载以来的一次开通东西方交流大道的皇家考察，亦是以玉帛为媒的一次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纵览神州大地，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从西向东一直伸展到秦岭，构成了华夏大地的主脊梁。这道脊梁，孕育了厚重悠远的华夏文明和核心价值观，承载着华夏数千年乃至数百万年的沧海桑田。

许多的故事，就在这里发生。

那悠悠古道，在这道脊梁的支撑和呵护下，迎送着东来西去的人。因为丝绸的行走，她是“丝绸之路”;因为珠宝的行走，她是“珠宝之路”;因为香料的行走，她是“香料之路”;因为青铜的行走，她是“青铜之路”;因为彩陶的行走，她是“彩陶之路”……

她走得愈远，她便承载得愈多。她承载得愈多，人们便迷茫得愈多。

在人类学界关于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标准下，专家们在思考，运送在这条古道上的众多物质中，有谁具备着发生文明的强大动力？

（图2）

（画外音）雨后的兰州显示出另一番明媚。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连同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主题，共同营造出一种如玉的感觉，温婉雅致。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连辑是位学者型的官员，他在认真倾听专家学者的讲解后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深厚的学术研究作为理论支撑，对于那些被封存了的文化遗产，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把已经“碎片化”、“隐形化”、“基因化”的文化源头重新挖掘出来，使得历史和现在能够一脉相承地衔接起来。

（图3）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许多学者专家在思考，被国内外学者认可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通过官方置郡建县、设关立站维护和规范了交通道路的管理，强化了路政权。那么，在此之前的夏、商、周乃至史前，中原国家是如何与西域开展交流与往来的呢？

透过数千年的迷雾，中外许多专家学者站在全球范围的格局上，看到有一种东西，是比丝绸还要早许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那就是玉石。

20世纪初，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弟子、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了新疆。在西部沙漠里，他发现了楼兰古国。在被风沙掩埋了的楼兰遗址里，斯文赫定发现了大量的玉斧，年代直指新石器时代。专家考证，这是最早的和田玉器。据此推测，早在4000年前，和田玉已经越过茫茫沙漠，从昆仑山来到了沙漠中的这个绿洲部落。

1976年，第一座完整发掘的殷商王妃妇好墓的精美玉器重见天日。玉雕厂的师傅们凭着多年的认知经验，第一眼看出这里的许多精美玉器是用和田美玉雕刻而成的。

而就在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取玉于龠”、“征玉”与《周易》“高宗伐鬼方”等史迹片语的印证，更让许多学者确信，商王高宗武丁为了征玉，发动了持续三年的讨伐西北鬼方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和田玉在遥远的商代，便从遥远的西域，源源输入殷王室，成为王室之宝。

伴随着大量史前期和文明期古玉器的不断出土，一条绵延4000年，从新疆昆仑山下通往中原国家政权的和田玉资源输送线路进入了考古学界的视野。专家们认为，玉石，首开我国与西方交流的运输通道，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丝绸，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驱。

1966年，日本宝石学家近山晶提出，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通道，那就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正是丝绸交易的商人利用玉石之路这一古老的通道发展起来的。

1989年，杨伯达初步勾勒出了距今3300年前自新疆和阗至安阳的玉石之路。

2011年，叶舒宪提出，在那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上，先于丝绸之路者，是玉石之路。叶舒宪说，在我们熟悉的丝绸之路后面有一条由大传统连贯着的玉石之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文字经典束缚，他希望国人能够读懂文字以外的8000年丰富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它指的是从中原国家到西域或新疆这一带，曾经存在一条运送玉石资源的路线。它的时间比张骞出使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还要早将近2000年。这样一来，玉石之路的浮现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探索的领域。】

（图4）（图5）

如果说，2000多年前，汉王朝的铁骑保障了西域商路的畅通，丝绸成为古罗马贵族手中的奢侈品。那么，在此之前的1000年，商王朝的庞大军队踏上了几乎相同的征程。道路的另一端，是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玉石。

（画外音）那么，新的疑问也便随之产生了。在那遥远的华夏文明的曙光即将升起的前夜，远古的先民们为什么要去千里万里之遥的地方去采玉、寻玉、运玉呢？《太平御览》里说：“取玉最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返。”玉，是一种怎样的物质，直叫华夏的先民们生死相许？

石为玉祖，这是学者眼中的玉。

在遥远的先夏时代，勘测者们脚步所及的地方、纳入帝禹视野的绿水青山，在《山海经·五藏山经》里一一展现。这里，有山447座。而出产玉石之山，216座。和田玉原生矿形成于华里西运动晚期，距今约3亿年左右。后来中新生代的造山运动形成了昆仑山并不断隆起，和田玉矿床随着昆仑山的隆起而抬升。那玉，便隐藏在海拔4000多米的崇山峻岭间。

要从这样的山上得到一块上乘的玉料，实属不易。每一块玉要走向人间，都要靠人背下来。而高山上的原生玉石矿，经过长期风化和水蚀作用，逐渐变成了碎块。又在风沙冰川的作用下，被搬运到山谷河流。汹涌的洪水带着玉石在河中奔腾，棱角被磨成了椭圆。当河床变宽后，那些水中裹携着的玉石就沉积了下来。然后，等待着有缘人的寻找。找到了，“玉石精灵”和田籽玉就算是真正走出了莽莽昆仑，来到了人间。

石之美者为玉，那是人类审美视野中的玉。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玉者，石之美也。”美丽的石头是石中极品。石中极品再不叫石，而叫美玉。

（画外音）其实，一部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玉的历史。当人们真正读懂了中国历史，就会清晰地发现，贯穿整个华夏史的，融于中华民族血液的，浸润整个国人灵魂的，是玉。透过玉，会看到文明与野蛮，看到战争与和平，看到贫穷与富强，看到开放与封闭，看到专制与和谐。

因此有人说，玉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是解读中华文明史的一把金钥匙，是解秘华夏文明的DNA。

神话，是人类的童年。也许幼稚，但不失真。同时兼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的叶舒宪著有《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等著作。他从神话学的记忆视角看到了玉的另一方魅力与神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每一个文化有自己不同的观念，观念决定文化成员的行为，这个观念是非常特殊的。过去我们讲玉石是长生不老的象征，是辟邪保平安的象征，甚至中医中药也用玉粉配方。但是，我们把眼光放长远，放在文明起源甚至文明背后的史前时代，我们会找到是什么观念驱动人们一定要求取优质的玉石来保证王权、社会的建构。这种观念现在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玉石神话信仰。】

据历史考证，在距今数百万年到距今6000～4000年左右，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石器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学会了用火，然后出现了骨器，出现了简单的组合工具，而且形成了母系氏族。石器时代的晚期，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一位文学家写过这样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当地球上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的时候，春暖花开，海平面上升。人类的活力，也仿佛从冬眠的蛰伏中苏醒过来，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迈步走向了光辉灿烂的新石器时代。”

这个时候的华夏大地，陆续出现了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文明。许多有关玉的精彩故事，都在这里上演。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就进入了铜器时代。

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史学家对古代中国实际发展程序的认知。随着人类的进步，玉在一天天地走向发扬广大。

以玉为美者，早在史前。

1992年，在内蒙古敖汉兴隆洼文化遗址，人们发现了100多件玉器，其中有一对白色的玉玦，就像今人所说的耳环。按照这样的记载，兴隆洼玉应该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意味着距今8000年前，华夏祖先就选择美石磨制玉器，中国玉业就已萌芽建立。也就是说，中国人用玉已有8000年的历史。

兴隆洼文化之后，继之而起的是红山文化。那时，正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无论是玉雕龙，还是玉猪龙，无论是玉蝉，还是玉龟玉鳖，无论是死者头部放置的玉环，还是胸部竖放着的勾云形玉佩，神秘绚烂的红山美玉，昭示着那既是中国历史上传说的一个“玉器时代”，同样更是一个巫玉时代。

《说文解字》里说：“以玉事神者谓之巫。”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的形制，镌刻在玉器上的古老图腾，都被赋予了一种神性的代表。在遥远的史前时期，部落里出现了巫师，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掌握着神权，是部落的精神领袖，其实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着部落中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玉帛之路考察团成员、长年在新疆参与考古研究的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刘学堂通过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用玉对比，深切地感受到了玉的神话信仰。

【考古学家、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刘学堂：我在新疆做考古20多年，没有找到一件成型的玉器。为什么新疆产玉的地方也很多，特别是和田玉那么高品质的玉料，他们有玉，有矿，为什么不做玉，也不加工，不做玉器？没有玉文化？玉器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功能是通天地、祭天礼地，是礼器、重器。新疆为什么没有呢？游牧民族祭祀天地的方式和手段和这边不一样，是不同的一个祭天地的文化圈。游牧民族怎么祭天地呢？是直接在草原上或绿洲上做一个天坛，祭天的一个建筑。】

玉，汲取了天地精华，是与上苍沟通最佳的选择。当一块普通的玉赋予一种精神象征后，她便不再是普通的玉，而成为被人类顶礼膜拜的神灵。玉琮天圆地方，是与上苍沟通的法器。玉猪龙形如闪电，是祈雨的法器。玉龟，是神权的象征。因为这样的象征意义，玉器由装饰品发展成了法器或祭祀的礼器，成为和神灵、和祖先沟通的工具。

以玉为媒，巫师实现了王权、神权和拥玉权的高度统一。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是黄河。华夏文明由此发轫，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但是，红山文化的发现，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文化。红山文化，成了开启华夏史前文明神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当河南安阳妇好墓同样出土玉雕龙时，考古界普遍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在华夏文明的婴儿时期，玉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时代。

同样还有一种现象不容置疑。那就是在中国史前时代，崇拜玉的除了红山人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的先民们。那时，文明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东方的地平线。

良渚是一个十分流行玉器的社会。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拥玉部族中独占鳌头。这里的每一个文化遗址里基本都有玉器的出现，少则几件，多则几百件，有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玉器就占到 90%以上。而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

《周记》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良渚贵族不惜耗费劳力去开采玉料，精心制作。象征财富的玉器、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体现的是权力、礼仪、观念和习俗，映射的是政治、宗教、文化。可以说，一块块精雕细琢的玉器，就是华夏文明史最坚实的奠基石。

（画外音）玉，就在史前的日头下闪着熠熠的光芒。在众多的苍生中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进了国人的灵魂。

每一块玉，都有她的神话信仰;每一块玉，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每一块玉，都是人类文明前行的巨大动力。从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到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因着玉石崇拜而产生的巨大传播力，中国玉从8000年前开始行走，用了大约4000年时间，基本上覆盖了华夏热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玉石之路的存在，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版图，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的资源的依赖性，研究中国人华夏文明所催生的这种以玉为最高价值的这种理念、意识形态，都打开了全新的探索空间。】

（图6、7、8、9，可作成电影胶片式）

4000 年的时空里，玉石之路在华夏版图上经历了怎样的运动？一大批玉文化研究者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田野调查、考古发现和科考论证后普遍认为，玉石之路经历了北玉南传、东玉西传和西玉东输三大波的运动。

世界上最古老的耳环——玉玦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兴隆洼出现了。1000多年后，日本列岛绳纹时代遗址也出土了同样的环形玉饰。1000多年后，长江流域也发现了同样的玉玦，俄罗斯北纬50度左右也出现了玉玦。这些玉器的质地、造型、组合和雕工，十分的相似。对此，专家们这样理解，兴隆洼的玉玦，从中国东北辽河上游地区出发，到俄罗斯，到日本北海道和本州;或者从辽河流域出发，南下，到达长江流域。

历时 4000年之久的北玉南传，使得玉石神话信仰在华夏文明史揭开序幕之前便变成了东亚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观念基础，为接踵而来的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权建构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石。

东玉西传，传播的重在信仰、技术和器物。历时2000多年的“东玉西传”，使得原本在东部沿海地区较流行的玉石神话信仰及其驱动的玉器生产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形成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礼器组合的体系性制度。以4300 年前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和 4500 年前的晋南陶寺遗址为突出代表，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从中部地区进一步传到了西部和西北地区，一直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 4000 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至此，玉文化大体上完成了星星之火燎原全国的传播过程，给华夏文明的诞生事先预备好了物质和精神互动的核心价值观。

漫长的“东玉西传”，完成了玉教和玉文化体系的建设和传播。以玉为神的观念流传到哪里，就会在当地驱动玉器生产和消费的群体行为，并且让玉器成为地方政权的象征物。在这种信念、信仰的支撑和吸引下，来自民间的简单的取玉运玉行为和随着强大王朝的兴起或王朝势力的强大，西玉开始了以东传为主的全域式的运动。经历了史前玉文化传播的两大方向性运动以后，4000年前，又迎来了另外一种方向的玉石原材料远距离运动——西玉东输。

在那文明之光升起的时刻，玉石神话信仰是伟大古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观念性动力要素。正是它，驱动着跨国跨地区的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传播。闪耀在华夏大地上的玉石之路，不仅是物资传送、文化传播和信仰交流的通道，也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价值建构、王权建构与华夏认同互动关系的见证。研究玉石之路，其实在研究玉石所承载的神话信仰与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这一课题，已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核心价值的崭新途径。

西玉，通过怎样的路线实现东输呢？

10多年来，杨伯达、王会湘、古方、叶舒宪等一大批学者，还有国外诸多学者纷纷聚焦玉石之路。他们穿越于史册古籍，执着于田野调查，从各自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勾勒出了若许玉石之路的路线。这里的路有许多条，但起点都是以号称新疆玉石之乡的和田为代表的西域，终点在中原。这条路的走向，亦然是丝绸之路所走的路线。

西玉，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东输呢？

许多年来，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一直在探寻：4000年前的西域美玉，是通过何种途径输送到中原的呢？

《诗经》里说：“何以舟之，维玉及瑶。”有的学者说，此“舟”乃“周”， 通假而意为佩戴。也有学者说，此“舟”，应该是以水道之舟运送玉瑶。一“舟”之解捻断须，让历代解经家颇伤脑筋。2002年11月，轰动世界考古界的杭州跨湖桥遗址“中华第一舟”和造船作坊的发现，见证了东亚水道通行工具的史前史。

一切古老文明的起源，无不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先民聚居离不开河流，宗教圣地多与河流相关。而人们曾经研究考证过的“青金石之路”、“琥珀之路”上，河流往往都是当仁不让的远距离物资输送通道。历史在河流里行走，文明在河流里成长。

2012 年底，一座 4000 多年前的石头古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重现天日。这座石城占地400 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史前最大石城”。 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生活着黄帝部族的城址。对此，媒体用“石破天惊”和“改写中国文明史”来形容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这一方神奇的土地上，建造起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石城，并且规模性地生产和使用玉兵器与玉礼器。这充分说明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也是华夏先民们点燃中国玉文化梦想之地，也是“西玉东输”的重要中转站。而大批量玉器生产的原材料供应，预示着华夏文明资源依赖的“西玉东输”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这个古城址的特点，就是大量的使用玉兵器、玉礼器。就这种现象，对生活在现当代的人来说，不太好理解。玉的资源比较稀有，大部分的山上没有这个东西，在中国主要是在西部的祁连山到昆仑山这一线分布着比较丰富的玉矿石资源。那把这些资源怎样运送到数千公里以外的中原王权国家，这就是我们要具体考察的玉石之路的路线问题。】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考古成果再次提示：黄河与玉石之路有着必然的关联，石峁古城文化与齐家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而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通线，越来越清晰地与周穆王西巡路线相吻合：自王都出发，沿黄河水道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河道向前进发。沿河而行，考古遗存重构路线的疑虑由此露出破解的曙光。

2013年，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专家立足石峁古城和石峁玉器所提供的证据，围绕“西玉东输”和“玉石之路黄河段”展开了激烈讨论。“河出昆仑”，“玉出昆冈”，这一神话性的重合现象开始被专家学者们重新审视。

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叶舒宪说，“河出昆仑”、“玉出昆冈”看来不是神话，它与新世纪诸多重要考古玉文化遗存集中于黄河两岸的吻合，也再次提示人们，长期被忽视的水道输送应该引起学者对玉石之路的关注。《禹贡》和《史记·留侯世家》里说，“河渭漕挽天下。”这一记载告诉人们，远古时期的黄河是可以漕运物资的。在那个时代，黄河不是灌溉农业的水资源，而是西部玉石资源调配漕运的主要交通线。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我国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一直贫穷落后，好像属于文化的沙漠荒原地带。但是，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些重要文物的出土，表明这里不仅不是文明的沙漠，而且是文明的绿洲。这里的文明，更是那样的异彩夺目。

1957～1975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武威皇娘娘台发现了中国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的遗址。成年男女合葬墓、红铜器和上百件玉礼器，是皇娘娘台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版图上迄今所知史前玉礼器规模出现的最西端站点。金声玉振，标志着河西走廊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皇娘娘台遗址成为史前文化在黄河流域上游的一个制高点。而与皇娘娘台相距不到1.5公里的海藏寺，也出土发掘了大量的玉器半成品、玉石原料。专家们推测，有可能这两地曾是玉石加工的场所，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料沿着玉石之路曾经到达此处。这亦与 “西玉东输”的观点不谋而合。

齐家玉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符号。积石山新庄坪遗址出土过玉铲、玉刀、玉璧、玉环等，青海喇家遗址也曾发现过重型礼仪玉器——玉璧和玉刀。甘肃有些收藏家以收藏齐家玉为主，数量惊人，屡见精品。也有不少流失到海外及台湾等地。

2005年以来，叶舒宪先后多次踏上甘肃大地，醉心探讨华夏文明寻根的学术问题。叶舒宪试图从玉文化的相似性，说明4000年前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几年来，他一直魂牵梦绕的未解难题是：地处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中原文明发生交往联系的路线是什么？4000年前的先民们是通过怎样的地理途径，跨越陇山和关中地区的千里阻隔，与洛阳一带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建立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河西走廊都说像一个哑铃，甘肃的东端和西端中间就是个狭窄的走廊。这个走廊，连接的不仅是甘肃的两端，而且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玉矿和中原文明之间的纽带。】

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那么，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于哪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又来源于何方？

专家分析，目前看来唯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那么，西部玉料在何时通过何种路径输送到中原地区的呢？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以南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史前玉礼器使用者，他们又是什么人呢？他们的玉礼器文化又来自哪里，走向哪里呢？这些神秘莫测的史前玉礼器出现地，为什么大都沿着黄河的走向而分布呢？

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

针对这些历史谜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收藏家协会等部门联合于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了“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专家们认为，早在4300年前，玉石之路很可能最初沿着黄河上游至中游的水路运输而展开。西部的昆仑玉及祁连玉沿着黄河及其支流的水道，向东输送到中原国家，成为夏商周三代王权建构所必须玉礼器生产原料，并由此催生出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人格理想，催生出道家瑶池西王母神话及后世的玉皇大帝想象，进而绵延中国玉石神话梦想数千年，成就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传国玉玺，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设计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在史前时代假如4000多年前通过齐家文化输送了和田玉，那我们要问，从新疆、甘肃最西部地区到中原之间，谁充当了古老文化的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河西走廊地区它的东端是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河西走廊从武威往西的地区是四坝文化的分布区。四坝文化的年代距今大约3700年左右，比齐家文化稍晚几百年，那它在河西走廊的存在有没有玉礼器？那怎么证明齐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和田玉使用的是新疆的原料呢？】

叶舒宪认为，距离西安不远的甘肃，虽然地处西北，但是史前遗址众多，贫瘠的土地下掩埋着四五千年前的文化瑰宝。齐家文化是甘、青、宁三省区距今4100～3600年，且持续600年之久的史前文化。神木石峁遗址的发掘，再次证明齐家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把甘肃的齐家文化和它所代表的联通西部和中原文明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及这种玉文化的精神，放置在今天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来看，自周穆王起就流传的“化干戈为玉帛”的价值理念就上升成了“以和为贵”的民族和合精神。

基于这样的思考和问证，“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在陇原大地拉开了对玉帛之路的再发现与再认识。

（图10）

悠悠丝绸之路静静地卧在那里，纵横数千年，过客千千万。不论从内涵还是外延而言，它已远远超载了其本身，而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传播丝绸或者玉石，而且也是标志着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融合的词语。

因为文化视角的差异，导致了学术命题的不同。

因为学术命题的不同，导致了历史价值的不同。玉石之路的提出将会使丝绸之路的时间向前推进2000多年。

因为历史价值的不同，导致了精神价值的不同。一个以“和”为灵魂的民族精神、核心价值在华夏文明中呼之而出。

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透过玉、透过帛对和平、友好、繁荣和和谐的向往，是中国式的和平理想。

就在那一条道上，商贾们东往，携带着西域美玉;西行，携带着中原丝绸。玉和帛，在这条古道上唱着一首和平友好的交响乐。

经过了玉石之路，经过了丝绸之路。

协和万邦，这条历史的大道、文明的大道更应该叫作玉帛之路。

（画外音）作家、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组织者冯玉雷说，玉和帛，代表了中西大通道的物质交流史和文化交流精神。我们无法考证欧亚大陆上发生过多少“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件，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沟通、合作、互利的原则下，各部落、族群、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绵延不绝。

（图11）

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对文化精神家园的重新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