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荒野

黄巧雯+++惠营

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生物学博士、动物学家、博物学家、科普作家、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资深科学家、美国大猫基金会（Panthera）副主席。常年从事野外工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探险家。从非洲的大猩猩、狮子，到中国的熊猫、藏羚羊、雪豹……他研究过和书写过的动物遍布世界。

乔治·夏勒寄语

在得知本刊要做一期关于中国雪豹的专题时，远在南美的乔治·夏勒博士写了一封邮件给他的中国友人刘炎林博士，转达他对雪豹话题的关切：

“The snow leopard， elusive and mysterious， is a symbol of China's rocky mountain realm. Beautiful in its long， smoky-grey coat speckled with rosettes， it is an endangered and precious species just like the giant panda. We must all strive to protect the snow leopard and to keep its highlands healthy and harmonious with ever-lasting passion and persistence. I hope this special issue will deepen your knowledge about snow leopard.”

“雪豹，避世独处而且神秘难寻，它是中国高山岩区生态环境的一个象征。它的美丽，在于它修长的躯体，在于它点缀着玫瑰花状斑纹的烟灰色皮毛，而它和大熊猫一样，都是属于濒危的珍稀物种。我们必须设法保护雪豹，注入持之以恒的热忱和毅力，保持它们栖息地的健康和谐。希望这期专题能够让你对雪豹获得更深的认识。”

“你看见雪豹了吗？没有！多么奇妙！”

1973年，乔治·夏勒和彼得·马蒂森徒步穿越尼泊尔北部，夏勒与一只雪豹在一小片柳林中不期而遇。彼得没看见，但身为虔诚的禅宗佛教徒，他在旅行记述《雪豹》中依然神往地记下了这一笔，夏勒感慨：自己依然无法达到那样的境界。

因为，44年过去了，已经84岁的夏勒依旧渴望与雪豹在荒野中相遇。

未見面的中国雪豹

夏勒上一次来中国是2016年4月，花了一个月到青海调查雪豹。他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上衣，兜里装着小笔记本和笔，望远镜随身挂着，穿梭在青海东南部的石灰岩山岭中，记录下旅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以往一样。

“上午 8 时10 分，我们沿着锯齿状的山峰和陡峭的山坡侧面走入念青夏格里小山，正在四处寻找有岩羊的梁子，突然看到了高处的雪豹。一只体格稍大，另一只肚子稍圆，不知道是刚饱餐一顿，还是腹中有孕。它们往高处越走越远，透过岩石的遮蔽，远远注视着我们，35分钟后便消失了。之后的调查发现，它们猎杀了一头5岁的雄性岩羊。”

自1980年第一次到访中国以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中国，回访、调查，“待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老家还要长”。尽管如此，在这37年里，他依然没有亲眼见过中国的雪豹。

1984～1988年，夏勒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以及中国的其他山区展开了大范围的雪豹调查，结果一只也没有碰上。离得最近的一次，他在野外露营，夜里雪豹就像银色的影子一般从他身边走过，悄然无声，只留下了一串漂亮的圆形足印。

2008年底至2010年中，他和中国的同事四次穿越青海，开车走遍了青海东部和东南部查看地貌，曾与狼近距离同行，见过藏羚羊，数过岩羊，关注过鼠兔、旱獭，但是却依然没见过雪豹。

2015年，听说四川甘孜的石渠洛须镇雪豹多，他还专门去了一次。在洛须林业部门工作了27年的仁青对他印象深刻：“那是第一次有外国人上山找雪豹。”

2017年初，和夏勒相交 13 年的动物学博士刘炎林又开始发愁夏勒今年的中国计划—— 偌大的中国，能看雪豹的地方他基本都去过了。宋大昭打趣说：“看来老夏勒还是不死心。”

虽然凭借红外相机，中国雪豹的图像已经汗牛充栋，但夏勒最喜欢的还是亲身融入自然，他希望亲眼看到动物，感受它的声音、气味以及它所处的环境。

宋大昭说：“夏勒有一种古典博物学家的范儿。”刘炎林点头称是，所谓古典博物学家的范儿，就是把博物学当成生态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2015 年和夏勒一起研究雪豹的肖凌云是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刚和夏勒一起出野外时，查阅文献、准备好了调查方法，却被他一通鄙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所谓新潮的统计学方法，难道漂亮的公式就能告诉你看不见的山背后有多少只岩羊吗？”

被噎得说不出话的肖凌云事后发现，他说的这些都是朴素的道理，统计学不能解决一切，所谓的方法也只是为了计算探测概率而已。夏勒强调长年累月的观察和真正的了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和科学地设计调查方案一样重要。“没有野外的观察和对这个生态系统的了解，做出的判断往往差之千里，再精巧的方法也只是买椟还珠。”

而自然观察对夏勒自身而言，也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最大的乐趣是，静静地观察，甚至仅仅是调查动物的踪迹、觅食地点以及它经过后留下的其他痕迹，记录它的日常生活。我喜欢写下自己在探索中的所见所闻，揭示其他物种的精妙之处，为它们立传。”夏勒说。

毫无疑问，有生之年，老夏勒仍会一次次地回到中国。

改变雪豹保护格局的夏勒

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领域里，夏勒总是照亮盲点的那一个。他总希望，借由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个星球多留下一些珍贵的荒野碎片，守护那些无比美丽的野生动物。“我觉得我生来就该如此，这是写在基因里的使命”，不仅仅是一名动物学家，更是一名保护者。

在他投身保护事业的60年里，他深入那些被遗忘的荒野，发现价值和问题，再用细微的观察、动情而客观的书写为野生动物和荒野发声，为它们与人类构建智性和情感的桥梁。大猩猩、大熊猫、美洲豹、藏羚羊等动物因为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和重视；而与之相关的栖息地、保护区也因此被推动成立；最终，越来越多科研和保护力量的投入，为它们创造了新的生机。夏勒之于雪豹也是如此。

夏勒与雪豹结缘于1970年，那是在巴基斯坦北部，一只雌性雪豹在他的镜头中留了影。自此，那对霜白的眼眸和烟灰色的身影便一直与他相伴，有时虚幻，有时无处不在，神秘如高山上的幽灵。

1971年，他在尼泊尔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野生雪豹的照片，也在那里跟一只雌性雪豹遥遥对望过一夜。1990年，他为一头蒙古的雪豹戴上了GPS项圈，和儿子埃里克多次连续24小时监视它的行动……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夏勒已考察过巴基斯坦、中国及蒙古国大部分地区的雪豹分布情况。

2008年，夏勒再度投身雪豹研究，但这次重点关注的是当地社区及保护工作，而非雪豹的自然习性。他在新书《第三极的馈赠》中写道：“我一向注重收集科学资料，以此为基础，才能对未来的工作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我时常忽略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未能将我的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现在我要尝试将这两种工作方式良好融合。这也是促使我再度关注雪豹的根本原因。”

这一次，他将工作的重点重新放在了青海。2008～2016 年，他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开车走遍了青海三江源、昆仑山、祁连山等区域，查看地貌，向村民了解雪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况，特别是家畜和野兽之间的矛盾。

作为第一个得到我国政府批准（1986年），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夏勒的脑海中不仅仅是30年前后的图景对比，还有 19 世纪博物学家的探险科考为他种下的“西部情结”：高地粗犷，黄褐色平原上大风呼啸，高山上覆盖着白雪，“一次可以看到 15000～20000 头藏羚羊”。

自然观察对比之外，他们一个个拜访寺庙、社区，做入户问卷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心系雪豹，也同情那些损失牛羊的穷困家庭；除此之外，藏民追逐冬虫夏草的利益，藏區的流浪狗集群追逐雪豹，牧民定居导致的草场退化，散养放牧对栖息地的破坏，这些问题也都一一映入夏勒的眼中。

“从4月底到6月，数千个当地和邻省的居民就会涌入高山草甸去搜挖冬虫夏草，一枚冬虫夏草能卖2美元，一个家庭在一个季度就能挣超过1万美元，这些掘金者出现在几乎每一条峡谷每一个山坡，对植被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在他之后，社会也开始跟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2017年，就有两个公益组织开始尝试众筹解决藏区流浪狗的绝育和管理问题；关于冬虫夏草利益链对高山草甸的破坏、藏传佛教对雪豹的庇护等相关议题的讨论也开始增加。

这些年的工作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意识到，应当将整个地区纳入保护的体系，而不是单纯划出零散的保护区，这样才能让保护工作造福于栖居在此的所有生灵，包括人类。

“一定要让当地人从保护中受益。”在各种场合的交流中，夏勒反复提及。中国拥有世界大约60%的雪豹潜在栖息地，在这里，他理想中的保护区不是零散的仅能容几只雪豹栖身的保护孤岛，而应该是这样：“这样一片地域里，应包含多个受到严密保护的核心区，供各种动物安然栖身；几个核心区之间有适宜的生态走廊相连，动物们可以扩大活动范围，往来于各个安全的避风港。区域内余下的土地则规划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用地，一块块栖息地如同马赛克一般镶拼在一起，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存提供保障。”

夏勒今年5月就满84岁了。皱褶深沉，也开始有了高原反应。他习惯于带上一袋气球，遇上小孩就吹一个送出去。他畅想着这幅雪豹、家畜及人类和谐相处的山野美景，并深信这并非不可实现。

他已经推动完成了很多项目。就像大熊猫一样，他将拥有全球60%的雪豹的中国领入了全球保护视野。2008年的北京雪豹会议后，2009年国际雪豹基金会和美国大猫基金会开始联合支持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雪豹项目；2016年，WCS开始了羌塘的雪豹调查项目；WWF也在同年介入了雪豹保护的工作。针对具体保护地，2010年6月，夏勒与李娟、王大军一起，推动中国第一个雪豹深度调查项目在牙曲寺扎根。如今建立有关雪豹的保护小区或合作社区已成保护的主流趋势。

这位从来没见过野生中国雪豹的野生动物学家，深远地改变了它们的命运。

为什么是夏勒？

除了与中国的缘分、“时势造英雄”的运气，能让夏勒成为一名伟大的保护者的原因，也许还有刻在他基因中的秉性。

“夏勒就像一只蜜獾，咬住了目标就不撒嘴，特别专注、顽强。”刘炎林说，“他对动物和自然的爱，与生俱来。”

“小时候我在德国生活，就喜欢在附近的森林里闲逛，看植物、看鸟，上了阿拉斯加大学后，在一家野生动物实验室干活儿，跟着研究生出了几次野外；我意识到，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 1952 年，我开始参加野外科考。1960 年代，我决定放弃在科研上的钻研，将时间和精力投向那些未被人保护的野生动物和地区，有后来者跟进了，我就再找下一个。”

认准了动物保护的夏勒，体能也堪称天赋异禀。

“2005年我们在西昆仑调查藏羚羊，有一次需要背着二十来公斤的大包走十几公里。除我之外， 72岁的老爷子比其他人走得都快。”刘炎林曾是北大山鹰社社长，体能过人，跟夏勒一块调查一个半月体重就掉了7 公斤。

“夏勒特别有登山的天赋，体能好，无高反，1950 年代，他带奥地利著名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电影《西藏七年》的原型，饰演者布拉德·皮特）一起爬阿拉斯加的山，下山后决定放弃登山这个爱好，理由是他要做物种保护，需要保护好膝盖。”

如今，他依然能上山入林，不落年轻人下风。两年前 82 岁的夏勒可以爬山爬得满脚鲜血而不吭一声，为了观察雪豹直接裹着睡袋睡在山里，跟年轻人比着吃苦，回来也最多捧着热茶感叹一句“多么可怕的一天！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除了令人惊叹的精力和体能，他还非常善于观察和记录。

2006 年，他记下了旅途中带着的 14 头冻起来的羊和半只牦牛，“每天晚餐前，营地里都会发出一种特有的声音，那是嘎玛（当地向导）正在用斧头敲打冻得像铁块的肉”。

2016 年，“也许是因为低气压和暴风雪，南山一个海拔 3800 米的垭口处， 60辆大卡车在冰雪路面上动弹不得。”发现雪豹那天，还在南山看见了“ 195 只岩羊，3只普氏原羚（1雄2雌），23 只藏野驴和2只黑颈鹤”。

白天的随手记又会被及时誊抄整理成两类，科学记录和所思所想，两大本，大而结实。刘炎林记得，出野外时，夏勒营帐的灯经常亮到很晚，不是在读资料，就是整理手记。2016年在青海，花蚀随手拍的一张吃饭现场照里，夏勒坐在炕上，离桌一米，黃色的大日记本摊开躺在膝上，别人吃着，他在做笔记。

“他最爱记笔记，总说自己记性不好。”2015年底跟他一起出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惠营曾经问过他，你知道自己有多少本日记本吗？夏勒回答： 300 本以上吧。

回去一经整理，科学记录的内容就会变成科学专著和论文，后者则成为科普读物。如今夏勒出版的书已有 30 多本，而新书《第三极的馈赠》又在2017年初新鲜出炉。

惠营感慨于他随时随地的学习能力，只要等待的时间超过 5 分钟，夏勒就会原地开启阅读模式。2016年，他从 WCS 工作人员卞晓星那里学会了用 Kindle，休息时就掏出来看新下载的侦探小说。回北京的飞机上，夏勒又一本正经地对惠营说：“ Hui ，让我看看你打印的关于雪豹饲养的文章吧。”

“我现在还时常收到他的邮件，‘ Liu ，你看看这篇论文！‘天啊，我太头疼了，现在的新观点太多，都看不过来了！” 刘炎林说，夏勒不仅自己经常去图书馆看资料，还有一名助理为他搜集领域内的报告，在各种新方法、新思路面前，夏勒永远保持好奇心，从不掉队。

有记者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爬不动山了，你会做什么？”夏勒眨巴着眼，满脸孩子气地说：“嗯，真到了那一天，我再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与许多进入50岁就觉得岁月终结的人来说，夏勒就像一个永动机似的传奇。他在中国，吃过好几次带“寿”字的蛋糕，从一个未知之地到另一个广阔的疆域，60年了，他一直在遗失的荒野碎片里，与野生动物同行。

我希望他能早日看到中国的雪豹，但是也许，他也并没有那么在乎，他写过一句话：“除了探索群山的愉悦，哪怕只是和雪豹待在一个地方，都足以让周围的一切变得焕然一新：我想象着眼睛看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