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经济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机遇

杨勇

当前，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入常态化阶段。2003年的“非典”持续时间较短，其对旅游业的影响充其量是“事件性”的。但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后的中国，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1。因此，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游业受到的影响必然是“趋势性”的。该情形下旅游业实践探索和旅游经济研究，也必然带有较大的独创性色彩。

一是旅游经济发展周期问题。回顾历史，经济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基本性和周期性的内外部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到旅游业发展。新冠疫情再一次提醒人们，旅游业发展也会有起伏曲折，必须时刻留意周期性的波动和外部压力。尤其是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约束条件下的旅游经济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需求是否出现了缩水以及影响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旅游业转型的途径是什么？

二是全球化与旅游经济发展间关系问题。尽管有数据在基本因素上显示了乐观的倾向，但是，全球经济衰退征兆已经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2020年将下滑4.4%，同时警告，全球经济上升之路“可能很长、不均衡且不确定”2。全球经济的衰退、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已成为影响我国旅游业发展，且正快速逼近的“灰犀牛”。从开放经济条件下旅游业发展，向封闭条件下旅游业发展的转变，将是一段时期以来旅游经济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三是不同条件下的旅游研究基准模型问题。在宏观经济均衡的分析过程中，经济学沿着从封闭条件到开放条件的路径展开，形成了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旅游业在实践中也走着一条从区域封闭到区域开放、再到全球开放的路径。和开放经济相比，封闭条件下的旅游经济分析有何特点，如何建立更为基准的旅游研究“根”模型，将是旅游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是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是旅游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大量研究者对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但是，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新冠疫情的出现，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明显的状态依存关系。即在经济稳定发展状态中，旅游业从消费需求拉动角度刺激、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经济发展降速或衰退的情况下，作为弹性较大的消费需求，旅游业发展将最先受到波及。由此，新冠疫情及其常态防控，将促进我们在理论上更为精准地刻画和认识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五是收入预期与旅游消费关系问题。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得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态度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旅游消费支出是可选择性较强的居民支出，具有较大的收入需求弹性。数据显示，在我国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同比增速为-6.6%，其中，对疫情防控举措更为敏感的服务消费出现了大幅下降，成为导致消费总体滞后的最主要因素1。在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会引发人们对于又一场大萧条即将爆发的恐惧，对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将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最大变量。

六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间关系问题。从总量上来说，居民旅游消费及其增长依赖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相关文献证明，虽然交通成本、目的地形象、汇率等因素都会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但是，收入水平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及收入的稳定性增长，扩大旅游消费就无从谈起。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形下，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双循环”應对“持久战”，既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消费，也需要制度设计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间接释放居民的旅游消费潜力。比如，多方面的体制性和分配性因素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研究如何改变和改善这些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七是数据要素与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问题。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正式纳入国家所定义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疫情期间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互联网给旅游业进行价值创造的条件、方式与方法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数据要素不仅成为驱动旅游业发展的“新能源”，而且促进了旅游业发展方式转变。进言之，新冠疫情凸显了互联网及数据要素在旅游业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旅游业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推动型要素，这也将是旅游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八是创新与旅游业发展问题。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应用，是熊彼特归纳总结的两种“创新”途径。新冠疫情推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基建”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从概念走向实践，数字化景区、数字博物馆等“非接触式”、沉浸式体验型旅游消费成为可能。这无疑为创新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场景和研究视野。基于既有实践案例，探究“互联网+”时代传统旅游业创新发展的价值衍生、创意生成和组织结构等机制，无疑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旅游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九是政策支持与旅游经济发展问题。新冠疫情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凸显了政府政策作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不同阶段政府产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差异性2。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来刺激旅游业的发展，这也为旅游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试验样本。旅游业发展格局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政策体系是高度关联的，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研究，不仅有利于对原有的旅游经济理论进行验证，而且可以评估有关政策制度的效果，为更精准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十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游经济理论贡献问题。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旅游研究或许会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受益者”。当“非典”褪去时，研究者没有对之进行深入的解释。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如果研究者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前信息化时代，那么，这种观念与现实相脱节的状态不仅是让人忧虑的事实，而且任何建设性的讨论都将无法进行。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应急的策略，更需要深入的理论分析，我们所做的应该是如何回应它的召唤。因此，找准切入点，做好相关研究，不仅能弥补理论与现实的差距，而且能推动旅游经济研究的长足发展，而后者或许会定格旅游学科、旅游研究的未来。

如何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革命，也激励着一代代学界精英展开研究，产生了精彩纷呈的理论成果，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3。胸怀往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功及旅游业的强劲恢复，为全球旅游经济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试验样本。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深入探究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游经济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旅游业发展的系列关键问题，也可为那些正在与疫情斗争的国家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