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

符国群 胡家镜 张成虎 白凯

[摘    要]文章运用网络志研究和扎根理论研究，识别了“爸妈型”家庭旅游的主要驱动力和影响“爸妈型”家庭旅游过程体验的因素，探讨了子代与亲代如何评价家庭旅游。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发现子代带父母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报答和补偿”，带有明显的“行孝”动机，但在旅游之后与父母再度旅游的意愿显著降低;与此不同，亲代对旅游过程的评价和“再游意愿”明显高于子代。文章用“过程体验”来解释子代为何“再游意愿”较低，用孝道视角下的“过程与结果重构”来解释亲代为何“再游意愿”较高。研究从孝道视角将“家庭旅游决策模型”扩展为“家庭旅游过程模型”，为诠释“爸妈型”家庭旅游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向。

[关键词]子代-亲代家庭旅游;旅游过程;孝道;代际互动;扎根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2-0012-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2.007

引言

2018年元旦期间，携程旅行网发起了“2018年中国旅游者十大新年愿望”调查。结果显示，“带爸妈一起出去旅行”以54%的占比高居2018年“中国旅游者十大新年心愿榜”榜首1。然而，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3种类型家庭旅游中，代际关系向下延伸的“亲子游”占比最高，“伴侣游”居中，代际关系向上延伸的“爸妈游”（“子代-亲代”家庭旅游）占比最低，带父母旅游的实际出游频次远低于出游意愿[1]，呈现“想而不做”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爸妈型”家庭旅游过程真实情况怎样？两代人对家庭旅游的期待如何？实际感受怎样？在经历了家庭旅游之后，两代人一起出游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本文试图通过网络志研究和深度访谈来回答上述问题，并以“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呈现，以期在“整体”和“代际”视域下识别影响“爸妈型”家庭旅游的驱动因素，理解家庭旅游过程中子代和亲代之间的冲突与体验，同时解释两代人在事后评价上的差异及原因。

第一阶段做的是一项探测性研究，采用网络调查和“话题跟帖”形式，搜集网民带父母出游的意愿和体验，一方面了解已经带父母出游的网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旅游过程体验如何，未来带父母旅游的意愿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另一方面探究未曾带父母旅游的消费者，他们带父母旅游的意愿如何。第二阶段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家庭旅游过程模型。深度访谈了21个最近2～3年内曾带父母旅游的家庭，同时访问家庭旅游发起者（子代）和参与旅游的长辈（亲代），从代际和家庭层面搜集数据，并运用扎根研究方法构建家庭旅游过程模型，以识别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影响家庭旅游行为的关键变量，并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基于访谈资料，从孝道视角对家庭旅游过程做了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区别于之前基于消费品（快消品或耐用品）购买所构建的一般性“消费者决策模型”，笔者所构建的家庭旅游过程模型不是着眼于个体的行为与决策，而是著眼于两代人在家庭旅游全过程中的互动和体验，具有“代际性”和“整体性”。其次，笔者的研究重在描述子代与亲代一起出行的动机、体验和评价，旨在呈现“爸妈型”旅游作为家庭旅游的特定形式所具有的特点。再次，就同一旅游事件同时获取子代和亲代双方的数据，使笔者构造的模型扎根于“文本数据”，同时体现家庭中两代人的视角。最后，从孝道视角对“爸妈型”家庭旅游过程进行诠释，提供关于家庭旅游驱动力、旅游过程代际互动和两代人如何评价家庭旅游等方面的新理解、新洞察。

1    文献回顾

早期的家庭旅游研究侧重探讨家庭旅游决策中夫妻的角色，即夫妻中谁做出有关家庭旅游的重要决定[2]。最初的结论是，虽然妻子也参与很多涉及家庭旅游的决策，但丈夫在绝大部分重大事项的决定上居主导地位[3]。随着更多女性参加工作和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研究发现，家庭旅游决策是由一系列“子决策”所构成，绝大多数子决策是由夫妻联合做出，而且这些子决策最终由谁做出，随家庭类型、子决策类型而异[4-5]。例如，Fodness发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在是否旅游和去哪里旅游的决定上妻子比丈夫具有更大的影响;在信息搜集方面，妻子更是居于主导地位[5]。Litvin的研究也发现，在家庭旅游决策过程中，问题认识和最终选择两个环节由夫妻联合决策，而在信息搜集方面则主要由妻子负责[6]。同样，我国学者向文雅和夏赞才发现，年轻夫妻结伴旅游多是联合决策，夫妻双方影响力相当;有小孩的家庭外出旅游，妻子影响大于丈夫，在旅游准备阶段，妻子参与明显多于丈夫[7]。

未成年孩子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持续受到关注[8-9]。原因有三：一是孩子在很多家庭旅游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二是孩子在家庭旅游决策中会通过提要求或与夫妻中某方结盟的方式影响某些决策;三是孩子在旅游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及感受会影响成人的旅游体验[10-11]。另外，孩子的旅游体验可能对孩子本身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他或她成年后的旅游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对孩子或儿童参与家庭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孩子在多大程度和通过哪些方式影响家庭旅游决策，二是孩子的旅游体验对父母旅游体验和对孩子未来成长产生哪些影响。由于调查儿童涉及沟通、伦理等多方面限制，目前关于儿童旅游的实证研究多是从成人视角展开，如让成人回忆自己小时与父母旅游的经历，或者让父母用日记方式报告儿童在旅游过程中的活动状态，真正从儿童视角开展的研究非常稀少[12]。

也有学者试图在识别旅游决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旅游决策模型，这些模型的核心关注点是旅游目的地的选择[13-14]。最初的研究是把一般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简单套用到家庭旅游决策研究中[15]，在意识到家庭旅游决策毕竟不同于个体决策和有形产品购买决策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把旅游情景变量和个人旅游经历等个体变量植入模型[16]，或者从“拉力”和“推力”角度思考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17]。还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家庭旅游决策涉及诸如旅游目的地、旅行方式、交通工具和住宿等多方面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彼此相互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把“多重决策”、决策次序、决策的时空限制等因素引入模型[15，18-19]。这些模型总体上并未摆脱“个体决策”的思路，基本上也看不到“家庭”作用的痕迹。同时由于聚焦“单个或多个决策”，缺乏对家庭旅游过程的整体描述和把握。正是意识到这些缺陷和不足，一些学者呼吁应从“旅游过程”[20]和“家庭视角”[21]来构建家庭旅游决策模型。

综上，一方面，目前关于家庭旅游决策的研究集中在“伴侣游”和“亲子游”，除了极个别学者从动机角度研究成年子女参与的家庭旅游[22]外，很少看到关于成年子女与父母一起旅游方面的实证研究，尤其是没有看到由子代发起和资助的“爸妈型”家庭旅游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侧重旅游决策，对旅游过程中的代际互动、不同家庭成员的旅游体验关注较少，而后者恰恰是家庭旅游研究须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2    研究一：成年子代如何看待与父母一同出游

2.1    网络调查及结果

如前所述，家庭旅游可以分为夫妻游、向下延伸的“亲子游”和向上延伸的“爸妈游”。严格来讲，向上延伸的“爸妈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子代资助的“爸妈游”，另一种是子代资助的同时与父母一同出游，本研究关注的是后一种类型。为了大致理解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的动机、感受和事后评价，笔者于2017年10月在百度贴吧发布了一项关于带父母旅游的“小调查”，共涉及5个问题：（1）最近两年内你是否带父母旅游过？（2）最近一次带父母旅游陪同者有哪些？（3）最近一次带父母旅游的总体感受（1代表非常不满意，7代表非常满意）。（4）下次是否还愿意带父母旅游（愿意与不愿意两个选项）。（5）应答者婚姻状态。共有537位网友参与了投票，60.4%的网友表示曾带父母出游，39.6%表示还未带父母出游。已携父母旅游的消费者中，由宝爸宝妈共同陪伴父母的占55.1%，由夫妻中一方陪伴的有22.0%，没孩子的小两口占11.7%，未婚单身陪伴的有11.2%。在总分为7分的评价体系中，平均总体满意度只有4.6分，64.0%的网友表示不想再带父母出游。可见，带父母旅游始于热切的期盼，但并不都拥有美好的体验或回忆，再次出游意愿比较低。

2.2    网络志研究及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网友对与父母一同出游的真实看法，笔者选取的时间范围在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之间，来自豆瓣网话题广场栏目“告诉你，带父母去旅行的真相”，天涯社区天涯论坛“带父母出来旅游，反而惹得不开心”和知乎“带父母去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心累还是享受”3个主题帖及回复，删除“赞同”“一样一样的”“飘过”“呃……”等无详细内容的文字回复及图片信息，最终保留3个主题帖及126条内容详细的回复作为文本来源，对此进行文本分析。

结合本文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确定出游动机、旅游期望、旅游体验、再次出游意愿和未曾带父母出游者“与父母出游意愿”5个类别项目，然后由2名研究者独立参与编码，遵守内容相关、类别互斥的原则，将3个主题帖及126条回复所涉及的内容按句子或词汇意义编码，编码分别归类至对应的编码项目和类别。根据霍斯提公式（Formula HOLSTI），计算出编码专家意见一致的编码条目数与总编码条目数之间的比值[23]，本文的编码一致性达到87%。对于未能达成一致的条目，由第3位独立研究者与前两位编码者共同讨论，直至所有条目归类达成一致。

表1呈现了各类别包含的条目数及频率。可以看出，情感补偿（58.3%）、荣耀父母（25.0%）、预期后悔（16.7%）是驱动成年子女和父母出游的主要动机。62.5%的子女对带父母旅游心存美好愿望，同时也有37.5%的子女能够理性看待和父母出游的潜在问题，并在出游前做心理上的调适和准备。旅游过程中，与父母产生吵架、冷战等强烈冲突的情况占13.6%;与父母存在重大分歧，感到身心疲惫和不愉快的情况占50.6%;与父母存在一定分歧，深感无奈，选择抑己顺亲者占22.2%;而感到值得、欣慰和满意者只占13.6%。显然，带父母去旅游的负面体验远高于正面体验。在再次出游意愿方面，明确拒绝再度与父母出游者占67.8%。另外，虽然在论坛中了解到带父母旅游的大量负面体验信息，但从未带父母出游过的子女仍明确表达希望带父母去旅游的意愿高达77.8%。也有少数子女受论坛信息的影响，表现出犹豫、担忧心态，但并未明确表达否定意愿。

结合网络调查和网络志文本研究，笔者得出3点结论：一是成年子女带父母旅游主要动机是“行孝”。因为报答和补偿父母、荣耀父母均是传统的“孝道”所涵盖的内容[24]，而“避免后悔”表面上是出于避免未来可能的“不安”，实际指向则是担心丧失“行孝”机会。二是出行体验大多并不如愿，由此导致与父母“再出游意愿”较低。三是尚未带父母出游者，虽然接触了网上诸多与“爸妈游”相关的负面信息，但未来打算与父母一同旅游的意愿依旧非常强烈，这也意味着“爸妈游”在未来仍有比较大的开拓空间。由于网络调查和跟帖文本样本量不大，加上很多帖子信息量较小，上述结论须在更大范围内核实、确认。

3    研究二：构建“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

基于前文对网民的调查和对网帖的分析，笔者初步了解到年轻一代对与父母一起旅游的基本看法。为更深入、全面理解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笔者深度访谈了21组带父母旅游的家庭，同时访问子代和亲代，详细了解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如何做出各種重要决定，以及两代人在整个过程中的互动、感受和评价。然后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搜集的文字材料进行编码、加工和分析，形成“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

3.1    深度访谈的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搜集数据。访谈提纲在阅读相关文献并经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拟定，涉及受访者家庭背景，家庭成员日常分工，最近一次旅游的时间、地点和出游成员、旅游实施过程（发起者、缘由、旅游分工、费用分配），受访人对家庭旅游的感受、体验、再次出游意愿等内容。遵循扎根理论方法的理论饱和[25]原则，访谈对象共21组家庭。深度访谈在2017年10—12月进行，每个家庭访谈的时间是50分钟～80分钟，研究者根据被访者的回答进行不同程度地追问和互动。整个访谈过程均在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累计总访谈时间为23小时14分钟，平均每个家庭访谈时间约为66分钟，全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成文字稿，最终得到5.4万字的访谈记录。

研究人员针对整理后的访谈资料逐句进行编码。为方便分析和整理，将所有访谈资料采用“F*-#-？”的形式加以记录。其中，F*代表受访家庭的序号，#代表该家庭的具体受访对象（J表示家庭基本情况描述，C表示子女的访谈内容，P表示父母的访谈内容），？代表编码的顺序。例如，“F1-C-1”代表第一组受访家庭中子女访谈资料的第一处编码。受访家庭的基本情况及访谈记录编码如表2所示。

3.2    分析过程与研究发现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做分析的过程分为3个步骤：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

3.2.1    开放性编码：概念化与初步范畴化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通过发现概念和范畴并以命名形式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在操作过程中，研究者要对能在数据中识别的任何理论可能性保持开放，同时编码要贴近数据本身[25]。具体而言，开放编码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将大量的文本资料加以逐级缩编，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悬置个人的“偏见”和研究界的“定见”[26]，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操作过程中，两名研究者以背靠背的方式将资料记录彻底“打碎”“揉碎”，在此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再以新的方式编码重组。对于未能达成一致的范畴，由第3位研究者与前两位编码者共同讨论，直至所有范畴达成一致。本研究首先对原始访谈文本逐句编码，再将性质与内容相近的要素重新综合形成范畴。

笔者选取前面2/3的访谈资料（共14组家庭）进行开放性编码，将另外1/3的访谈资料用于模型饱和度的检验。参考白长虹和刘春华[27]的做法，首先由本研究的两位作者对访谈资料进行贴标签处理，用ax标记（共899处），后续初步概念化的编码结果用aax表示（共335处）;对aax进一步提炼、抽象得到“照看第三代”“照料家庭”“经济补贴”等106个概念，用Ax表示;最终，经过归类和范畴化后，得到“亲代劳务付出”“亲代情感付出”“亲代经济付出”等31个范畴，用AAx表示。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分析示例如表3和表4所示。受限于文章的篇幅，表3着重展示“照看第三代”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表4展示开放性编码形成的范畴。

3.2.2    主轴编码：主范畴的挖掘

主轴编码试图在开放性编码所获得的各独立范畴之间建立联系，挖掘相互之间的潜在逻辑关联，发展主范畴及对应范畴。本研究通过对31个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归类汇总，最终得到10个主范畴，分别为触发因素、子代驱动力、亲代驱动力、亲代付出、旅游准备、过程体验、景点体验、互动体验、旅游评价、再游意愿。各个主范畴、对应的开放性编码范畴及其所涉及的内涵如表5所示。

3.2.3    选择性编码：核心范畴与典型关系结构识别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精炼和整合，即从主范畴中甄别出“核心范畴”，再反过来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来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的联结，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框架。该“故事线”不仅涉及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更涵盖了脉络形成的条件。在这一阶段，主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将会形成比较清晰的脉络并逐渐显现。笔者通过对前面31个范畴和10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在与原始资料反复比对的基础上，提炼出“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这一核心范畴，该范畴的故事线如表6所示。

将范畴故事线抽象为“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图1），模型呈现了“爸妈型”家庭旅游这一特定旅游形式的阶段特点及过程关系。首先，旅游前亲代对子代的经济、劳务、情感付出是驱动子代安排家庭旅游的前置因素，报答和荣耀父母，增强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构成了子代主导家庭旅游决策的驱动力。对子女的情感回应则构成了亲代顺应家庭旅游决策的驱动力。触发因素作为外因范畴，与子代驱动力、亲代驱动力两个内因范畴构成家庭旅游准备的3个前置因素，共同推动家庭旅游进入实施阶段。其次，旅游过程中，子代和亲代存在景点体验差异和代际互动冲突，双方的景点体验和互动体验共同影响着各自对旅游过程的总体体验。其中，双方的景点体验差异越大，消极过程体验越强;代际互动冲突越大，消极应对越多，消极过程体验越强。最后，旅游准备、过程体验、旅游评价和再游意愿呈链式相关关系。旅游准备是“爸妈型”家庭旅游开展的前提条件，子代在这一阶段的付出和期待对双方的过程体验产生影响。由于子代是家庭旅游的倡议者和具体事务的准备者，在旅游准备时付出较多，期望较高。因此，当旅游过程中子代与亲代存在景点体验差异和代际互动冲突时，这种付出和期望会进一步加剧体验差距和互动冲突，从而引发更为强烈的消极过程体验。亲代和子代的旅游过程体验正向影响旅游评价和再游意愿。通常，消极过程体验引发双方更多的自我反思，增加对家庭旅游的负面评价，从而降低双方的再游意愿，而积极过程体验则会增加对家庭旅游的正面评价，从而增加双方的再游意愿。

4    从孝道视角审视“爸妈型”家庭旅游

在访谈中，多数子女谈到带父母旅游是为了报答、补偿和“行孝”，父母辈则频频提到子女“有孝心”“很孝顺”。为此，笔者基于访谈资料，从“孝”或“孝道”视角，对子代的旅游动机、旅游过程中“孝”的表现，以及对“孝道”的诠释如何影响亲代对旅游的评价3个方面做分析，以期初步理解“孝道”对家庭旅游行为的影响。

4.1    “孝意”或“孝道”对子代与父母旅游的驱动

访谈发现，大部分家庭中亲代承担着孩子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这种家庭代际关系倾斜[28-29]推动子代依据“报亲”“顺亲”和“荣亲”原则[30-31]，通过安排旅游活动表达孝意或孝道。基于“报亲”“顺亲”和“荣亲”孝意的家庭旅游动机包括：（1）报答或补偿父母。成都谢女士一家三口（F1）带公公婆婆到三亚旅游，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都不是成都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和老公都留在成都，然后靠自己打拼买了房，结婚生子，生孩子后他爸妈就来帮我们带孩子了……老人一直在帮我们，一天都没歇过。去年老公单位组织去三亚，可以带家属，但家属费用自理。我想着公公婆婆也没出去过，这几年也确实辛苦，就提议全家一起去，算是补偿他们。”（2）实现父母心愿或满足父母要求。“父母一直都想去北京，唱了一辈子红歌，天安门啥样都不知道。我这边刚好项目交付，有几天假，就去了。”（F2 黄先生）（3）荣耀父母。“我爸妈听说跟我和果果去香港挺高兴的，老早就开始各种吹嘘，各种准备……”（F16杨女士）

此外，基于代际空间距离和奉养亲代的责任伦理[32]，推动子代依据“亲亲”“护亲”原则[30-31]表达孝意，基于“亲亲”“护亲”孝意的家庭旅游動机包括：（1）避免后悔。“爸爸今年年初脑梗，幸好没有后遗症，我不在他们身边，担心以后陪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决定趁他和妈妈身体还可以，出去玩一趟。”（F15林女士）（2）让父母开心或提升其生活品质。“父亲在北京确诊胃癌晚期，接着就是一系列痛苦的化疗过程，整个人精神萎靡……母亲一直陪在病床前，每天忧心忡忡。后来化疗的结果并不好，父亲的生活可以说毫无品质可言。跟医生交换意见后，2016年年初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想在父亲有生之年带他出国去看看。”（F4 张女士）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父母对与子女一同旅游也有各种担忧，如担心花费、担心身体状况、担心不能“随兴”等，但多在“孝意”的感化下决定随行。“孝”不只是子代对亲代的单向度表达，也伴随父母辈的积极回应和配合，由此再造代际情感团结[29]。

4.2    旅游过程中“孝”的表现方式

旅游中，子代“行孝”的方式主要依据权威性孝道规范中的“抑己顺亲”[33-34]和“尊亲恳请”[30]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1）在自己的偏好与父母偏好不一致时，优先满足父母的需要。如带公公婆婆去三亚旅游的谢女士（F1），租了一天的躺椅，本打算在沙滩待一整天，但看到老人对中午的“沙滩小吃”提不起兴趣、玩兴低，下午两点不到就只好带他们回酒店休息。（2）对父母提出的一些“不合理”或“过分”的要求，最终予以屈从。如带父母游长城的黄先生（F2），对父亲临时提出去十三陵最初表示反对，随即受到父亲“训斥”，最终无奈屈从父亲。（3）在与父母发生冲突时，做出妥协或让步。如带父母及8岁女儿玩香港迪士尼的杨女士，由于累、排队、回程时父母迷路等一系列事件，母女发生口角，最后女儿道歉以息事宁人，但整个午餐期间大家都闷闷不乐。（4）通过“高端消费”试图给父母带来特别的体验，却由此导致“过度消费”。如带父母赴杭州旅游的周先生（F9）面对特别节约的父母，没有如实告诉父母“西湖印象”的票价，父亲发现后非要退票，经再三劝说，表明此票不能退，父母才勉强同意观看。

亲代也会利用权威性孝道[33-34]话语体系“摆架子”或实现自己的要求。如前面提到的游长城的黄先生的父亲，听到旁边的人说十三陵如何好玩，就提出下午就去。没等黄先生解释，就用“你当时出门表示要孝顺，要出来伺候我们”之类的话语迫使黄先生临时安排行程。又如去台湾地区旅游的徐先生一家，母亲知道儿子孝顺，提出用半天时间购物，媳妇内心虽不情愿，但碍于丈夫的情面和婆婆帮忙带小孩确实辛苦，不得不陪婆婆逛街，但最终的不满情绪还是发泄给了徐先生。

4.3    旅游结果评价中亲代对“孝”的诠释

在采访中，亲代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晚辈孝顺，对旅游结果表示满意，对能与晚辈在一起旅游感到开心，并对未来与子女旅游存在某种期待。亲代对于旅游过程中的不愉快体验，要么选择性忽视，要么予以淡化，表现出浓烈的代际情感倾斜[35]。很多老人表示，是否与子女一起旅游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和子女在一起，能体会子辈的孝心（F3），感受一种仪式感（F10），觉得子女能干（F8），自己有福气（F13），让人羡慕（F10）。至于旅游中的一些不愉快，用老人的话讲，“磕磕碰碰的难免，一家人，不计较”（F1）;“在厦门她爸爸有些置气，我都给她说不要往心里去，她爸爸嘴上说不好，心里高兴着。”（F11）不仅如此，大多数老人，在旅游后，会将旅游经历告诉周围的朋友、亲戚，将子女的“孝顺”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当询问到是否愿意再次与子女旅游，大多数亲辈表示愿意或听从子女安排。也有少数老一辈对旅游花费、旅行中生活的不规律、孩子太小在外不好照顾表达了担忧。

5    主要研究结果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网络志研究和家庭访谈基础上的扎根研究，构建了“子代-亲代”家庭旅游过程模型。该模型以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3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影响两代人旅游行为的核心要素为基础，聚焦回答如下关键问题：（1）影响两代人一起旅游的因素有哪些？（2）影响两代人旅游过程体验的因素有哪些？（3）两代人如何评价家庭旅游？各自再游意愿如何？

5.1    主要研究结果

主要发现如下：（1）家庭旅游决策与实施准备主要由子代主导，亲代相对处于从属地位;“报答父母”“补偿情感”“荣耀父母”等与“孝意”表达相关的动机，驱动子代做出家庭旅游决策，而家庭旅游最终能否成行，还需要有“触发因素”和“亲代驱动力”的配合。对子代孝意的情感回应是亲代参与家庭旅游的主要驱动力，区别于子代的主导地位，他们在家庭旅游决策和实施准备中处于从属地位。子代、亲代在旅游决策和准备阶段的地位差异成为旅游过程冲突和负面情绪的诱因。（2）旅游过程体验的核心部分是“关系与情感体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冲突，以及子代“抑己顺亲”“尊亲恳请”的孝道行为是决定“关系和情感体验”的关键。（3）在经历家庭旅游后，子代对与父母再度旅游的意愿有下降趋势，直接原因在于获得相对较多的负面旅游过程体验。与子代不同，亲代通常对旅游过程的不愉快体验予以淡化，对旅游结果的评价普遍较高，对与子女再度旅游的意愿也高于子代。根本原因在于亲代的代际情感倾斜，把“与子女一起旅游”视为子女的孝道行为，视为与家人在一起的开心时刻，在此基础上“重构旅游过程评价”，并据此对旅游结果做出更加正面的评价。（4）“孝道”或“孝意”贯穿于“爸妈型”家庭旅游过程的始终。在旅游前，“孝意”或“行孝”成为驱动子代进行家庭旅游的主要动因;在旅游中，子代会在“孝”的规范下部分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或对父母的要求做出让步，部分亲代则可能运用“孝道”话语体系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要求子代让步或妥协;在旅游后，亲代则运用“孝道”这种文化资源来构建旅游过程评价以及分享、传播旅游体验。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笔者将“家庭旅游决策模型”扩展为“家庭旅游过程模型”，从更宽广的视野考察家庭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子代與亲代的行为与决策，提炼出每一阶段影响两代人行为的关键因素或变量，并在这些变量之间建立联系。无论是Jeng和Fesenmarier提出的旅游决策层级模型[36]，还是Fisher提出的旅游决策过程模型[37]，实际上仍然是个体决策模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决策模型。前者在模型中增加了对“多重决策及彼此如何相互影响”的考量，后者将“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联系起来，但都隐性地假定某个“个体决策者”的存在，看不到诸如夫妻、“子代-亲代”这些家庭核心主体的“身影”。传统的群体决策模型，如Corfman和Lehmann合作决策模型[38]，或Simpson等人提出的双元联合决策模型[39]，虽然加入了两人的合作与博弈，也考虑了两人各自的偏好、态度甚至彼此的相互影响，但由于抽象掉了“关系历史”“规范”“决策情景”等重要变量，对家庭旅游行为与决策的解释力相对较弱。其次，本研究一方面把决策主体限制在“子代-亲代”，由此与侧重探讨夫妻联合决策的模型相区别;另一方面不限于探讨旅游中的决策行为，而是同时考察旅游过程中两代人的“体验”“冲突”和“游后评价”，使模型紧贴“家庭旅游情景”，从而提升模型解释力。最后，本研究从孝道视角初步分析和诠释了家庭旅游过程，试图在家庭旅游研究和孝道研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待深入，但为我们理解、探索“爸妈型”家庭旅游提供了新角度和新方向。

5.2    研究启示

本研究对旅游企业营销具有多重启示。首先，由于“爸妈型”家庭旅游基本上由子女辈发起，而且“孝意”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围绕“孝道”主题开展的营销活动，对亲代具有很大的感召力，这也是为什么“带着爸妈去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行业比较流行的营销主题的原因。其次，子代旅游后的再游意愿普遍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旅游景点很难同时兼顾子代、亲代和第三代家庭成员的不同需求，因此对于“孝意”型家庭旅游，旅游产品设计可能需要有所偏重，如主要以亲代或第三代的需求作为产品或服务设计的重点。如此，可以降低子代的预期，同时减少旅游过程中的代际冲突，增加两代人的总体满意感。另外，也可针对曾带父母出游但对再次旅游意愿不高的子代，设计“跟团型爸妈游”服务，以作为其向亲代行孝的替代选择。再次，很多年轻子代对首次与父母旅游有很高的期待，对旅行过程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不足，旅游企业可以通过期望管理、提供信息和知识等途径，使作为家庭旅游“主导者”的子代预先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实际应对”准备。比如，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些有经验的子代就通过给父母“打预防针”“善意的谎言”“事先约定听谁的”“设置缓冲墙”（如以第三代作为润滑剂）等方式避免或减少旅游过程中的代际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情绪扩散”。旅游企业还可以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案例作为教育资料分发给发起家庭旅游的子代，或者通过设立“爸妈游论坛”，让那些多次带父母旅游的子代进行经验分享，促进有用知识的传播。

6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对子代和亲代的访谈存在某种“不对称”，即对子代的访谈比对亲代的访谈更具体、更有深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模型有可能更多偏向子代的视角，未来需要更多地从亲代视角对过程模型进行完善。本研究访谈的是有12岁以下小孩的家庭，而且绝大多数是“三代同游”，所得到的一些发现和结论能否推广到只有子代和亲代参加的家庭旅游需要进一步探索。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中，只有两组家庭是“两代同游”，与其他家庭相比，无论是子代还是亲代对旅游结果的评价都相对较高。“小孩”同游对亲代与子代的旅游体验、旅游结果评价是产生正向影响还是产生负向影响，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探讨。本研究也发现，“孝道”作为观念、策略资源和话语体系在家庭旅游的特定时空条件下被运用，并对代际行为产生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未得到深究，这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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