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移民的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研究

梁增贤 陈颖欢

[摘    要]退休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时空流动现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退休移民在我国许多城市快速增长，并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现有研究认为，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冲突。然而，退休移民的非经济性高流动模式对迁入地社会空间影响与一般就业导向的流动人口不同，其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的关系仍存在广泛争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缺乏实证支持。文章以珠海为例，研究不同流动模式下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和主观幸福感。该研究根据流动模式将退休移民主要分为循环型和定居型两类。前者以舒适型动机为主;后者以协助型动机为主，总体更注重家庭需求，与欧美退休移民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不同流动模式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存在显著差异。定居型退休移民社会融入在人际交往和心理距离方面均显著高于循环型退休移民。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是有层次的，总体上较容易实现生活习惯、文化接纳和心理距离方面的融入，但难以做到人际交往和经济适应的融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流动模式或社会融入程度的退休移民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无显著差异。流动模式和社会融入并不是影响退休移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与谁一起”会显著影响移民主观幸福感。文章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出一系列管理建议。

[关键词]退休移民;流动模式;社会融入;主观幸福感;户籍;珠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2-0027-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2.008

引言

退休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时空流动现象[1-2]，不仅表现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境流动[2-6]，还有一国内部的跨城市间流动[7]。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甚至发起“银发计划”（silver hair）吸引外国退休移民[1，8]。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广东的珠海和惠州，海南的海口和三亚这类拥有温暖气候和优质生活条件的旅游城市出现了退休移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孔雀东南飞”主要以追求就业和发展机会为主，那么40年后退休移民的“东南飞”则主要是为了幸福生活[2，7]。退休移民是介乎于旅游者与定居者之间的流动群体，既追求幸福生活，又强调旅游体验。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住房政策的放松，旅游住宿供给的丰富，更多的老年人选择移居他乡[9-10]。现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带来的潜在社会冲突一般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来化解。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主要通过破解城乡之间种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安排来实现[11-12]，而就业机会和户籍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关键[13]。一个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也会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核心要素[14]。

然而，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仍存在一个持续多年的争论点。传统社会融入理论是基于就业导向的流动人口建立的，而退休移民通常不谋求迁入地工作机会和经济利益，但对当地日常社会空间、旅游景区和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对第二居所（second home）产生显著影响[7]。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季节性循环流动的退休移民并不致力于融入当地社会，而是倾向于建立有别于迁入地社会的“平行社会”[15]，是一种旅游导向型的流动[16]。然而，另一些研究指出，那些致力于长期定居的退休移民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空间[17-18]，融入当地社会[7，19]。因此，流动模式可能是影響退休移民社会融入的关键。

那么，不同流动模式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是否存在差异？而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是否与其社会融入程度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欧美退休移民主要以舒适型动机为主，即使是定居型的退休移民，舒适型动机仍占有较大比重[14，23，39]。中国退休移民结构和流动模式与欧美的有何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社会融入的不同？为此，本文以退休移民增长较快的珠海市为例，研究不同流动模式下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一方面回应现有社会融入理论的争论点，另一方面积累关于中国退休移民的实证研究，对我国主要迁入地城市退休移民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1 文献综述

1.1 退休移民的流动模式

退休移民现象始于北美，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便引起西方学者关注[20]。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退休移民的决策过程[20]、地理迁移模式[21]、迁移动机[22]、迁移对原住地和移民地的影响[23-24]。近年来，西方退休移民研究开始关注移民的多居所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19，25]、地方感与社会融入[7，26]，越来越重视退休移民流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退休移民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才逐渐进入地理学和旅游研究视野，开始出现“候鸟老人”“养老旅游者”“候鸟式旅游者”“养老移民”“季节性旅游移民”“保健旅游者”等概念[7，27-29]。概念众多、界定不一是目前我国退休移民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具体表现。

退休移民通常指年龄在50岁以上或60岁以上（主要根据各国退休标准而定），已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开始领取退休金的老人[30]，其迁移不是为获取就业收入，而是为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幸福生活[2，22]。退休移民的动机包括追求更高的幸福感[2-3]、经济的生活成本[31-33]、便利的生活设施服务[3]、舒适的气候条件[7，32，34]、良好的医疗条件[27，33]、亲近的家庭生活[3，35-36]，以及旅游景观休闲生活方式[26，36]等。现有研究表明，退休移民的动机存在跨文化差异。欧美退休移民较为独立自主，倾向于选择偏远城市或大都市远郊居住;中国等东亚国家退休移民强调社会互动，重视家庭需求，倾向于迁入内城生活，更强调社会空间，重视与当地人的互动[36]。东亚退休移民的流动与家庭紧密相关，要考虑异地工作的子女，帮忙照顾孙辈，抑或是自己需要子女照顾等一系列问题[3，35-36]。东亚社会的家庭观念和家庭需要，深刻影响退休移民的流动模式。

退休移民的流动模式主要涉及空间（大尺度跨区域迁移）和时间（在迁入地的年居住时长）两类指标。空间上，退休移民一般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寻求经济、安全和舒适的迁入地城市[3-4，36]，与一般的就业导向型流动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的方向正好相反[14]。然而，一些退休移民也会向经济较发达、拥有良好医疗条件和适宜环境的城市迁移[7，37]，但两个方向的退休移民在社会阶层和人口结构上有明显差异。近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退休移民在一国境内的跨城市间流动[7]。时间上，退休移民通常要求在常住地以外城市每年累计居住超过3个月[38]或4个月[39]，乃至6个月[40]以上。其中，3个月以上是最基本要求。异地居住时长过短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季节性旅游者或度假者。基于不同时空指标组合，OReilly将退休移民划分为季节性流动型和长期居住型两种[21]。Gustafson将到西班牙的退休移民流动模式分为3种：常态跨地区迁移、同区域多地流动和习惯性逗留[25]。Massey和Akresh则划分出永久定居型、暂时停留型、循环流动型3种模式[41]。部分欧洲学者也将季节性流动的退休移民称为第二居所旅游者（second-home tourists）[31]。国内退休移民的流动模式尚缺乏实证积累，借鉴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流入地定居、循环式流动、向流出地回流3种模式[13]。在所有类型划分中，循环型（或称季节性流动型）和定居型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流动模式。

1.2 退休移民社会融入的层次分析

社会融入是指退休移民与迁入地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接纳的过程[42]，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结构、身份、制度（政策）等多方面融入[12，26]，具有多维度特征[43-44]。国内学者或借鉴国外理论体系，或根据已有数据主观上选取社会融入的测量维度[45-46]。现有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普遍较低[45]，究其原因，与制度、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不足、本地人的排斥等有关[46-48]。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方言掌握程度等个体因素也对其社会融入状况产生影响[49-51]。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有层次的。对于农民工而言，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4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是基础，但经济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52]。

然而，对于并不谋求就业和落户的退休移民而言，社会融入是否还具有层次？如果有，经济融入是否还是基础层次？各层次融入的关系是什么？目前，退休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人际交往（社会网络）、生活习惯、文化接纳和心理距离等方面，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尚未系统展开，但已有零星探讨。一些研究指出，退休移民会积极模仿和适应迁入地生活，学习当地生活习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live like a local）[8， 53]。这种强调地方生活原真性的旅游体验转向，被称为新城市旅游（new urban tourism）[54]。还有一些没有实证的研究已经观察到，退休移民会积极与当地居民交流，获得深度旅游体验，融入他们建构的理想“家”[7， 55]。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退休移民或许比一般的青年人更融入当地社会，更乐于参与当地的休闲活动，对社区的依赖性更高，模仿当地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更频繁[56]。广泛参与迁入地休闲活动的退休移民，会因为参加趣缘小组而与当地居民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缩小心理距离[57]，从而产生强烈的地方感[58]。这是否意味着退休移民在生活习惯、地方文化方面更容易融入，拉进与本地人的距离，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另一些研究表明，欧美跨国退休移民倾向于充分利用他们现有的社会资本[58-59]，在退休移民之间开展人际交往，互相支持，抱团取暖，形成相对自闭的移民社会网络，而不是融入当地社会网络[60-61]。退休移民基于原住地的亲朋好友，在迁入地建立  新的网络，他们融入的是这个异地新建的“平行社会”[2，57]。例如，在三亚，很多东北退休移民都是亲戚朋友等大家庭整体迁移，直接迁来一个“小社会”。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接纳水平，即与当地人在语言、教育水平和技术上的差距[2]。例如，英国、瑞士和瑞典的退休移民到西班牙，由于不会当地语言，又对地方文化缺乏了解，因而很难真正融入[62]。这是否表明，退休移民相对狭小的社交范围、封闭的社会网络使得他们很难与当地人广泛建立人际关系，加之受限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很难接纳当地文化，因而在社会融入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接纳方面表现较差呢？

1.3 不同流动模式下的社会融入和主观幸福感争论

现有研究表明，幸福感和社会融入对于提高移民定居意愿或户籍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3-66]。然而，不同流动模式下社会融入程度和幸福感获得的差異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移民年居住时长越长，对城市越熟悉，生活越稳定，社会融入越好，越容易获得较高幸福感[63]。这是否意味着居住时长较长的定居型退休移民比循环型退休移民更幸福、更易融入？在空间上，流动的距离越大，甚至跨越国界和文化圈，原住地与迁入地之间差异越大，面临的融入障碍就越多，社会融入就越困难。城市流动人口比例越高，移民越多，融入当地社会越困难[42]。与此同时，户籍的获得对一般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4]。因此，一些城市为了排斥特定群体，吸引另一些群体，可以通过操作户籍门槛和人才政策来调节。从人口特征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和未婚的单身移民更有可能融入。如果他们还学会了当地语言或购买房产，其社会融入程度更高[64]。从事的行业层次越高、收入越高的移民幸福感和社会融入越高[65]。总体而言，身份越独立，经济和文化条件越好，流动距离短，停留时间长的移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获得更高幸福感。然而，上述理论和政策主要以就业导向型的流动人口为对象，对于以追求幸福生活为目的的退休移民而言，可能并不适用。影响就业型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可能与退休移民的不同。迁入地的户籍不一定影响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因为退休移民原有的户籍关联了原住地的房产和养老金，他们并不谋求迁入地教育等资源，对迁入地的户籍诉求并不高。显然，上述问题仍需要开展实证研究来回答。

2 研究设计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和扎实的案例地跟踪研究，国内外退休移民研究目前大多处于质性研究阶段[3-4，6，35]，量化研究比较少[2，8]。为达到足够代表性和研究精确性，本研究开展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定量研究。

2.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地、受教育水平、退休前职业、个人月收入等;第二部分是迁移动机、迁移方式、随行子女、居住方式、住房状况等被以往研究认为会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第三部分是社会融入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社会融入量表主要参考国内学者杨菊华提出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66]，结合退休移民群体的特殊性，得到退休移民社会融入量表，共包含21个题项（见表2）。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最常用的是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lae， SWLS）[67-68]。由于部分题项来源于英文量表，本文采用了“翻译-回译-翻译”的方法，由两位英文翻译专业人士反复交叉校译，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通俗易懂。第三部分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本文采取三步走策略开展调查，即“明确群体识别标准-划定目标社区-在目标社区开展抽样调查”。

2.2 明确退休移民识别标准

本文选择珠海作为案例城市。珠海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是当前我国退休移民重要的迁入城市。2018年，珠海常住人口为189.11万人，户籍人口仅为118.87万人1，非户籍人口比例高，退休移民主要来自东北、华北和珠海周边城市。珠海养老市场和产业初具规模，且增长迅速。珠海市60岁以上户籍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3.11%。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突破20万。珠海现有养老机构24家，床位3553张，千名户籍老人占有率24.1张[37]，更多的非户籍退休移民则选择居家养老。珠海退休移民规模大，分布集中，增长迅速，来源广泛，类型多样，具有典型性。本文将退休移民定义为年龄在55岁以上2，已退出劳动力市场，以非就业、非经济动机离开原居住地到迁入地城市，年居住时长累计超过3个月以上的外来老年人群体。课题组在调研时采用排除题项识别退休移民。例如，受访者必须是跨城市迁移、年龄在55岁以上（55岁以下的样本要求是已经退休离职的）、在珠海年居住时长超过3个月。

2.3 划定目标社区

退休移民通常选择风景较好、配套齐全、交通便利、毗邻旅游区或风景道的较新住宅区居住，在一个城市内的分布较为集中。因此，本文采取重点社区调查，从全市遴选目标社区。本研究于2018年2月开展预调研，任务是划定和识别退休移民聚居的目标社区：一是通过Q房网（www.qfang.com）的4位资深房地产中介了解珠海退休移民的聚居区、租购房需求和日常生活时空规律，为正式调研确定案例社区和目标群体;二是通过珠海老年大学（据老年大学负责人访谈得知，近年来新增学员中，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了解生源的来源社区;三是对旭日湾和海怡湾畔两个被认为是退休移民聚居区的27位退休移民开展访谈式问卷调查，了解退休移民一般的居住分布，并重点验证问卷的效度和易读性。这27个受访者中，男性12人，女性15人;初中及以下学历13人，高中/中专学历8人，大学及本科学历3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人;年龄均在55～75岁之间;全年累计在珠海居住时长为3～6个月的有10人，7～10个月的有3人，10个月以上的有14人。最终，本文通过预调研确定了格力海岸、华发蔚蓝堡、保利海上五月花、远大美域、海怡湾畔、旭日湾、美丽湾、金域蓝湾、三好名苑等9个沿珠海情侣路一线滨海分布的小区为重点目标社区。

2.4 最终问卷调整与正式调查

根据预调研情况，最终问卷的调整仅限于第三部分的社会融入量表。课题组删除了“我在当地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和“我赞成子女与本地居民结婚”这两个社会融入量表中不符合案例地退休移民情况的题项，最终形成19个题项的社会融入量表。正式调查在遴选出的目标社区内展开。对部分活动空间较小的社区，调研组拓展到社区附近的珠海体育中心和香洲区府广场进行调查，选择的调查对象仍来自目标社区。正式调研持续20天，即2018年2月6—9日和2月24日—3月11日。调研组根据各个小区人口规模进行配额抽样，具体要求如下：第一，根据配额数量，每个小区安排2～3名固定的调研员（1位调研员可能同时负责2～3个小区），根据预调研掌握的退休移民日常时空规律，选择在早上7—10点和晚上19—21点退休移民外出活动较多的时段在小区内公共空间进行。第二，为了强化样本的代表性，调研并未采用滚雪球抽样。遇到同一群体，调研组仅随机选择其中1～2名受访者，并尽可能避免集中在某个年龄、性别及职业背景。第三，由于老年人閱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受限，调研全部采用访谈式，而非自填式问卷调查，增加了调研的难度。每个受访者填写问卷的平均时长接近半小时。课题组总共发放问卷298份，实际回收294份，剔除完成率太低、自相矛盾、关键信息缺失等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为248份，有效回收率为84.35%。

2.5 两类退休移民流动模式：循环型与定居型

退休移民主要基于动机[22， 36]、决策过程[20]和迁移方式[25]分类。Walters根据动机和时空规律将退休移民划分为舒适型移民、协助型移民和救助型移民，其中，舒适型移民主要以追求温暖气候和休闲旅游体验为目的，协助型移民是承担照顾儿孙辈和家务的老人，而救助型移民主要指丧偶或残障，需要医护的移民[22]。由于救助型移民数量少，极少外出，对旅游影响不大，本研究并未涉及。在所获得的248个有效样本中，在珠海年居住时长3～6个月的为102人，占总体的41.13%，被定义为季节性往来于原住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循环型退休移民;年居住时长超过10个月的有125人，占总体的50.40%，按照欧美退休移民分类标准，命名为定居型退休移民。居住时长在7～10个月的退休移民介于二者之间，仅有21人，样本量少。为重点比对两种流动模式的差异，避免中间样本的干扰，本文排除这21人，仅将227个循环型和定居型退休移民样本纳入最终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流动模式的退休移民特征

本文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流动模式的退休移民群体特征发现：循环型和定居型退休移民在性别、受教育水平、个人月收入、住房状况和户籍等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这个发现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户籍、住房状况的讨论不同[14，69]。虽然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月收入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仍可看出循环型比定居型退休移民的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比例更多。循环型和定居型退休移民在年龄、职业背景、迁移动机、迁移方式、随行子女和居住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循环型退休移民年龄集中在65～84岁之间（占67.7%）;而定居型退休移民年龄总体偏小，集中在55～74岁之间（占74.4%）。在职业背景上，循环型移民退休前多为公务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较高收入的城市白领，而定居型移民退休前多为农民、服务销售人员等较低收入的普通劳动者（表1）。

3.2 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因子分析

本文對社会融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形成5个因子，按解释量由高到底，分别命名为人际交往、文化接纳、经济适应、生活习惯和心理距离，累计解释量为66.860%。从表2的均值分析看，退休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不高，但主观幸福感很高，仅与Howard研究的到泰国的退休移民相当[5]。在5个因子中，人际交往解释量最大、最为重要，但总体均值得分较低，决定了退休移民总体较低的社会融入。文化接纳主要体现在饮食和地方风俗上，是社会融入比较重要的方面，均值得分也比较高。心理距离相对次要，但均值得分最高。经济适应是大多数劳工移民社会融入的关键指标[44，73-74]，但并非退休移民的主要考虑，解释量不大。生活习惯的解释量最小，但得分较高，是退休移民最容易实现的社会融入领域。

3.3 不同流动模式群体的社会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循环型与定居型退休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流动模式并不是影响退休移民幸福感获得的重要因素。然而，二者在总体社会融入上存在显著差异，集中表现在人际交往和心理距离两个方面。定居型移民的人际交往和心理距离均显著高于循环型移民，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当地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对本地居民的友好感知也更强。

由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类别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交互效应的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70]检验户籍、迁移动机、迁移方式、住房状况和居住方式对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调节作用（表4、表5）。研究表明，户籍对退休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入并无显著影响。但在都没有本地户籍的情况下，定居型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显著高于循环型移民。迁移方式和住房状况对总体社会融入并无显著影响，但在不同迁移方式和住房状况下，不同流动模式退休移民之间的社会融入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与配偶和子女同迁情况下，定居型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显著高于循环型移民，表现出更好的人际交往。居住在子女家的情况下，定居型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显著高于循环型移民，表现出更好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接纳水平。具有不同迁移动机的退休移民在总体社会融入上并无显著差异。迁移方式和居住方式会显著影响退休移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状况也会调节流动模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4 研究结果

4.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珠海为例，根据流动模式将退休移民划分为循环型和定居型两类，研究不同流动模式下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与主观幸福感（表3），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和解释，回应了退休移民社会融入的长期争论。

第一，中国与欧美退休移民在动机和流动模式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欧美定居型退休移民主要以舒适型动机为主，并占有较大比重[14，23，39]，更强调个人生活（或夫妻生活），敢于冒险，流动性高，喜好郊区或乡村等偏僻居所[2，4，71]。然而，在珠海案例中，定居型退休移民则以协助型动机为主，循环型移民以舒适型动机为主，二者比例相当。具体而言，珠海循环型移民的主体就是以追求幸福生活和旅游体验的舒适型移民，具有较高学历、收入和较好的职业背景。他们的迁移较少需要子女陪伴，多与配偶同行，两代同堂居住和夫妻同住的比例较高。相比之下，定居型移民基本就是承担照顾孙辈和日常家务的协助型移民，年龄偏小，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不高。为了照顾子女和孙辈，他们随子女迁移，住在三代同堂、两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表1）。事实上，部分循环型退休移民并非没有家庭需求，而是他们年龄偏大，已经过了照顾子孙辈的阶段，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幸福生活，追求更多的旅游度假体验。现阶段，与欧美退休移民相比，珠海退休移民的“旅游”成分不高，更多地考虑家庭需求，体现了东亚国家的一些共性[3， 35-36]。中国和日本的退休移民类似，家庭观念重，更多地迁就子孙辈需求，能舍弃原住地稳定的生活，在迁入地重建“第二生活”（second life）[36]。家庭需求成为解释中国退休移民流动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上述结构性差异进一步说明了，欧美国家退休移民的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从不同国家情境和文化圈的视角去研究退休移民的动机和行为是必要的，也是更有效的[8]。

第二，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是有层次的，不同流动模式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回应了学术界关于退休移民流动模式与社会融入的长期争论[60-61]，退休移民与劳工移民、普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同，传统社会融入理论难以解释，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劳工移民看重的经济适应，并不受退休移民重视。大多数退休移民已经获得原住地的社保、医疗等保障，并不特别强调迁入地提供类似的经济条件，也不谋求户籍。更为重要的是，户籍既不会显著影响社会融入，也不会妨碍退休移民的主观幸福感获得。户籍对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影响并不像劳工移民那么重要。以户籍和经济适应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融入理论需要做较大的调整才能应用于退休移民。

两类退休移民中，定居型移民停留时间长，致力于构建“第二生活”，呈现更高的社会融入程度，尤其是人际交往。显然，人际交往是一种更难、更深层次的、需要更长时间的社会融入领域。从表2的均值和解释量来看，退休移民最容易实现的是心理距离、生活习惯和文化接纳等靠自身积极主动就能在短时间做到的社会融入。跟大多数城市旅游者一样，退休移民在迁入地很容易在消费和休闲等生活领域表现得像本地人一样。因为一方面，消费和休闲是最显性的社会融入，迁入珠海的退休移民通常都预先了解也认可了当地的消费和休闲方式;另一方面，本地居民所建立的消费和休闲方式对退休移民而言是成本最低、最原真的生活方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是城市旅游体验的重要趋势[8， 53]。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接纳并不像前文现有研究讨论的那么难以实现[2，62]，这或许与本文研究的是一国内流动有关。退休移民与珠海本地人语言有差异但不影响交流，文化有不同但仍在一个文化圈内，都能理解接受。加之，珠海是开放城市，移民和流动人口占有较大比重，社会包容度高。一些退休移民为了获得原真体验，有意识地主动学习当地文化和语言，参加地方节事活动。这些都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接纳。然而，对社会融入整体影响较大的人际交往属于长期的深层次融入，但其均值较低，直接决定了退休移民整体较低的社会融入。据此，我们可以将退休移民的社会融入分层，建立4个象限：次要浅层融入，如文化接纳、生活习惯、心理距离;次要深层融入，如经济适应;重要深层融入，如人际交往;以及重要浅层融入。

第三，不同流动模式或社会融入程度的退休移民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无显著差异。流动模式和社会融入并不是影响退休移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本文案例表明，退休移民在珠海确实获得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达到了他们迁移的主要目的，但不一定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普遍不会与本地居民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退休移民只需要做到浅层次的社会融入就能够达成他们获得较高幸福感的迁移目的。因此，就像其他案例地所观察到的，他们倾向于模仿当地人的生活习惯[56]，积极参加各种趣缘小组，缩小心理距离[57]，但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实现深度社会融入，而是要么在迁入地建立一个与之前生活类似的“平行社会”[2， 57]，要么按照自己的理想，结合当地情况重构“第二生活”[36]。本研究还表明，迁移方式和居住方式会显著影响退休移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状况也会调节流动模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这说明，退休移民主观幸福感获得的关键在于“与谁一起”，而不是具体的流动模式、社会融入、户籍、住房状况等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关注的因素[63-65]。总体而言，退休移民普遍采取一种务实的社会融入策略，以相对小的时间或成本投入，达到浅层次社会融入，获得相对高的主观幸福感。

4.2 管理建议、不足与展望

传统的流动人口和社会管理模式并不完全适用退休移民，而对迁入地户籍的弱依赖也决定了户籍措施的调节作用难以奏效。当前，我国许多南方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退休移民的迁入地。一些城市通过改造城市设施和服务，建立老年移民协会积极帮助退休移民融入当地社会[7]。一些城市选择回避退休移民问题，希望争取更多年轻人口，而非老年人。更多的城市则采取与普通流动人口管理相同的政策措施来应对退休移民。

退休移民在中国一些城市的自然增长已初具规模。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作用下，退休移民规模只会越来越大，城市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丰富和优化上述空间，有效管理退休移民的空间使用。珠海不应该回避，甚至消极发展退休移民市场，而应该积极应对。一方面，诚如本研究结果所呈现，珠海退休移民中倾向于长期定居的“协助型”动机者占有较大比重。他们是珠海新引进青年人才的“家庭稳定器”。在注重家庭生活的中国，珠海想吸引青年人才，就必须充分利用宜居生活环境这一比较优势，而发展退休移民设施和服务是关键。另一方面，退休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冲突点不会是户籍、就业机会方面，而是旅游休闲空间、公共空间、医疗健康空间，乃至日常消费空间。事实上，退休移民在心理距离、生活习惯和文化接纳方面做得很好，对迁入地社会整体无害，而较低程度的人际交往和经济适应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与当地人的直接冲突。我国南方一些退休移民城市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适应已经到来的退休移民潮，建立一套适应于退休移民低层次社会融入、高流动性、高幸福感诉求特点的管理模式，如允许城市老年大学接收非户籍老人，提供适用异地医保的便利医疗服务，在退休移民聚居社区建立趣缘小组，配套更多老年设施和服务等。

退休移民流动性大，居住分異，加之文化水平和身体条件限制，调研十分困难，这也是现有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的原因。尽管珠海具有典型性，但仍不能全面代表中国退休移民城市的类型。未来的研究可拓展其他城市案例。与此同时，本文采用的重点社区调查在精度和全面性上仍不如全面的社会调查。未来争取重大课题资助，开展全面精确的大范围社会调查，建立中国退休移民的基础数据库是必要的。本研究为大规模的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未来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探究中国退休移民跨国流动模式及其在目的地国家的社会融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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