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与族群认同

杨洋 蔡溢 范乐乐 殷红梅 周星

[摘    要]研究基于地方性理论，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深入探讨侗族大歌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以及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过程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肇兴侗族大歌蕴含的地方性延续了历时态发展特征，在景观、歌词文本、符号与情感等方面表征为以地缘、血缘和“团款”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特质;（2）共时态建构中，通过包容、调和以及创新的方式化解了旅游与地方的二元矛盾，侗族大歌的地方性得到显著呈现，并获得游客等多元主体的接纳与认同，传统符号意义在传承中得到延伸;（3）族群对侗族大歌认同转变的实质是“我者”与“他者”地方性的关联与融合。研究在理论上延伸了地方性重构两个机制互动过程中人地关系动态演化规律的解释，也为民族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

[关键词]地方性重构;族群认同;旅游;侗族大歌;肇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2-0080-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0.011

引言

侗族大歌是侗族地区一种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其承载着当地族群价值观念、习性以及生活方式等丰富的地方意义[1]。在2009年“贵州侗族大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背景下，侗族大歌逐渐成为独特的地方标识，肇兴侗寨为代表的社区以侗族大歌为核心发展民族旅游，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2]。与此同时，当旅游经济逐渐取代农耕经济成为地方实践的驱动力时，侗族大歌所蕴含的地方性不可避免地加速重构，影响着族群对其认同[3-4]。一方面，旅游发展背景下，经由符号营造、地方叙事以及意义编织建构的“舞台真实”既迎合了游客对传统文化的诉求，也一定程度上将“客观真实”封存于历史状态中[5]，侗族大歌的地方性在旅游实践过程中不断流变[6-7]，因此，如何从流动的情境中思考侗族大歌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成为新命题。另一方面，族群文化作为地方性生产的核心内容之一[8]，它不仅凝聚着地缘、血缘，也连接着人与地方的情感与认同，是透视民族地区地方性的关键[9]。旅游实践下，传统侗族大歌不断裹挟着资本工具理性，其承载的地方性不再只是族群经验、情感与地方的独立连接，而是由多元主体合力所构成[10]。于此，应将族群视为一个特定地方情境中的实体，探讨族群所依附的地方音乐及其地方性重构，这对于厘清族群自身意识形塑、认同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論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缺乏对相关问题的探索。

综上，研究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在构建侗族大歌地方性表征、重构以及族群认同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回答以下问题：侗族大歌作为一种地方性载体，其特质在旅游实践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旅游实践如何影响侗族大歌的地方性重构？地方性重构又如何影响了族群对其认同？研究拟为民族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分析框架及研究回顾

1.1 分析框架

首先，地方性（placeness）是地方概念的延伸，主要指某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11]。地方性存在于地方的物质、功能以及意义三重属性之中，一般从景观、文本、符号等方面进行阐释，既可以被描述，也能被建构[12-14]。（1）从历时态视角看，地方性源于地方当下的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脉络分层、再分层和去层的过程[15-17]。地方性随地方的发展而呈现一定的时间结构，同时在经由不同区域互动及比较过程中得以凸显，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4]，可以说，地方性是特定时空维度中的地方特征[18]。（2）从共时态视角看，地方性是多元主体运用策略、逻辑和知识构建而成的[19]，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更多是源于地方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的“杂糅”、生产及重塑，其处在不断强化并非弱化的情境中，且较难在其他地方重复[7，15-16]。（3）从地方性重构机制的理论解读看，部分学者认为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历时态）是地方性形成与重构的主要机制之一[1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性是特定时空活动与权力关系共同作用的过程[4]，其形成并不取决于统一规律[17]，而是在持续变化中“层累”起来的 [15，17]，它总是处于资本、权力、制度、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想象等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之中[20-21]，区域之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共时态）是地方性生产与重构的机制[22]。因此，考虑到地方性既是历史一致性的保持，也是变动中的社会建构，分析框架构建将遵循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互动统一。

其次，族群（ethnicity）是指使用共同语言、共享同样文化的同一社会群体[23]。族群认同则是群体内主体认知与外部范畴相互作用的过程，强调个体与不同层次、制度或组织的内外转换[24]。（1）从社会结构视角看，相关学者主要从社会关系、组织分层、边界或范畴化等方面理解族群认同的社会结构运行机制[25-28]，背后强调的是特定地方性秩序、社会文化关系、制度与族群内部价值取向的对应[29]。（2）从心理运行机制看，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23]，包含归属感、积极评价和情感体验、兴趣和认知、自我行为卷入4个方面[30];族群内部主体以“我者”为中心，强调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直到内外相互对立转变为身份认同[31]。（3）族群认同与地方性关系方面，地方性认同是个体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所形成的归属感，实际上是植根于其脑海之中的精神，但也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化[4];在部分学者看来，居民精神文化独特性是族群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主体在维持原初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共同影响族群认同[32-33]。因此，从认同逻辑出发，族群认同与地方性认同是相互作用、兼容并存的，均是社会结构动态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心理现象[33]，族群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形成认同，定位自身并认识自我[28，34]。

最后，结合地方性、族群认同的理论内涵与相关论述，从两者的关联逻辑以及内容特征出发，构建研究分析框架（图1）。具体而言：一方面，地方性历时态重构过程中，族群在地方内部社会结构中形成稳定的心理情感与认同，在不断根植于脑海的过程中塑造出一种深层次的“我者地方性”，并通过物质景观、文本、符号等表征[35];另一方面，共时态重构过程中，原有地方社会结构消解、重构与再构，族群所识别的地方特殊性受到“他者”地方性建构影响，在主客互动实践过程中形成新的情感偏好、强化心理归属或认同，认知与行为卷入受到“我者”“他者”地方性融合的共同作用，最终在重构后的地方性认同基础上实现族群认同[4，35-36]。

1.2 研究回顾

1.2.1    音乐、地方性与认同

音乐构建的多维空间连接人与地方[37]，其蕴含的共同体意识为身处其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具有稳定意义的地方性[38]。同时，音乐是主体理解、体验并感知地方的重要途径，通过一系列媒介、环境和场景中的情感来建构地方和认同[39-40]。首先，景观方面，音乐作为一种声音景观是人们体验、感悟日常信息的重要来源，居民通过音乐构建起地方认同感[41-42]。其次，音乐作为一种文本，对探讨地方社会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43]，Liu和Yang通过对凤凰传奇的歌词进行研究，发现受众将音乐与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形成特有的地方情感与群体身份认同[44];Kong通过对新加坡流行音乐的歌词进行解读认为，音乐不仅能反映和表征原住民的地方感知，还能体现其身份认同[45]。再次，音乐作为地方鲜明的符号，能够强化族群身份认同[46]，如Quinn对歌剧的研究认为，音乐能够体现精英主义的象征符号，能够被生产、包装与神化[47]。最后，音乐也是人们情感经验的表达形式[43]，如Tilley指出，音乐可以在一系列情感维度上创造和再现身份，并调解主体与客体关系[48]。

1.2.2    旅游、地方性与认同

旅游被认为是推动地方性重构的重要动力，参与旅游实践的主体经地方认同逐步层级转化为更广泛的认同[49]。首先，旅游与地方性重构实证研究方面，魏雷等认为摩梭村的地方性是由旅游、媒介以及原住民的地方实践所共同表征、建构和重塑的过程[11];白凯等认为旅游场域中的地方性重构需要从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双重逻辑去认识[35];郑诗琳等以地震灾后重建的白鹿镇为案例，认为其地方性重构实质是旅游活动对原有乡村进行替代的城镇化与现代化过程[50]。其次，旅游情境中地方性与认同研究方面，钱俊希等认为“藏漂”群体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对西藏地方性的建构[7];朱竑等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艺术村”地方性的建构导致了原住民身份认同与地方现实之间产生断裂，族群地方感知与原有认知之间出现明显的断层[51];胡宪洋和白凯发现游客认同是地方性认同的基本维度与结构，并促成原住民自我地方认同的形成[4]。

综上，现有研究较少同时兼顾旅游、音乐、地方性以及认同等内容，对音乐文化情境中的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与认同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反思相对不足;研究多从流行文化或城市地方层面切入，以民族旅游地传统音乐为对象的研究开展较少;另外，过往研究主体多以居民、游客、生活方式型移民为主，族群视角鲜有涉及，少数民族音乐旅游实践情境下族群“我者”与“他者”之间复杂社会与文化关系的阐释还需进一步跟进。

2 研究案例、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案例地介绍

案例地选取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全寨分为12大房族以及仁、义、礼、智、信5个组团，每团各建有1座鼓楼（图2），1993年肇兴被命名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52]。20世纪80年代，背包客进入肇兴，随着旅游的发展，逐步景区化经营[2]。目前，核心区由贵州省黎平肇兴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侗族大歌是肇兴地方文化的代表，在民间被称为“噶老”或“噶玛”，是侗族民间多声部民歌的总称，通常情况下由歌班对唱呈现[53]，它不仅是一种音乐艺术，也是侗族原住民社会结构、文化传承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族群文化与象征的重要载体[54]。从案例典型性看，肇兴侗寨是目前侗族文化旅游知名度较高的目的地，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效应明显，这是本文选取其作为对象的关键所在。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数据搜集方法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以及图片法，研究团队于2017年7月11日至7月15日、2017年9月22日至9月26日、2018年5月19日至5月24日分3次赴肇兴侗寨进行田野调查，每次调查周期为5天，共计15天。研究者对侗族大歌有关的景观、符号以及表演等进行了深入观察，并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存储图片数据。同时，选取政府、企业、表演人员、当地居民、歌师以及游客等典型代表，围绕侗族大歌、旅游、地方性以及族群认同等话题对其展开半结构深度访谈，单次访谈时间持续为20～40分钟，并通过抽样与滚雪球的方式直至信息饱和为止。其间，共获取有效访谈样本32个（表1）。最终，将观察获取的信息、搜集的歌词以及访谈录音整理为研究所需的文本资料。

分析方法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者基于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对文本数据进行归类、总结与阐释，抽象出研究的核心概念，并解读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延伸与完善分析框架涉及的理论内涵。为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研究者于2019年4月26—27日赴案例地开展补充式调研，选取4个代表性主体进行开放式深度访谈（表1），将初步研究结论与访谈文本进行匹配，完善遗漏信息以提升结论的全面性与可靠性。

3 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与地方性重构

3.1 历时态：地方性表征

结合分析框架，立足歷时态视角，从景观、歌词、旋律以及符号等方面对侗族大歌蕴含的地方性进行阐释。（1）鼓楼是侗族大歌地方性表征最为重要的景观，是侗族以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为集团建造的建筑形式，也是族群间“抱团”联盟的社会组织结构[55]。在肇兴地区，围绕鼓楼社会实践的形式称为“款”或“团”，侗族大歌的传递交流均以团、款的鼓楼为核心，歌班1群聚鼓楼，采用“坐唱”或“坐夜”2的形式演唱或交流，“月也”3过程中对唱侗族大歌是族群互动甚至婚约联盟的重要仪式。（2）侗族大歌歌词文本蕴含的地方性主要包含生存信念、生产生活、社会结构与思想价值等内容。如部分歌词传递了族群内部“天、地、气、水、人”融合的生存信念，其核心思想表达了人对自然生命的尊重，折射出超越人类、“万物有灵”的道义，“人跟天地走，气随自然流”“山林为主，人为客”（原住民口传大意文本）。部分歌词反映了族群顺应自然、维系人与环境合一的农作观，“一月上山砍柴忙，二月上山挖地忙，三月挑肥上山忙，四五月种田天天忙”（《十二月劳动歌》歌词大意文本）。部分歌词反映了族群依托音乐建立的“虚拟”社会结构，居民之间通过“歌伴”组成了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众人砍树亮歌喉，嘿哟嘿哟扛木头”（原住民口传大意文本）。此外，部分歌词表征出祖辈告诫后辈缅怀先人、获得身份认同以及传递思想价值的地方性，“祖先沿黔江逆水而上辗转迁徙，历经千辛万苦，他们建造萨坛，开田造地，用辛勤的汗水支撑起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园”（原住民口传大意文本）。

（3）旋律曲调是音乐的首要要素，也是声音景观呈现的方式之一[56]。侗族大歌传统曲调具有明显的拟声性，演唱技法配合旋律传递了族群对山地环境中蝉虫、百鸟、流水等自然要素的认知和理解。通常，侗族大歌的旋律以“呃久”和声的演唱形式结尾，“呃久”词意反映出的是族群“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4）侗族大歌作为语言符号，是族群身份感知、认知本族起源与发展的载体，“平时有三四个人就唱歌，都是口头相传，没歌本，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认字，只有通过唱歌来了解祖先”（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29）;同时，它具有原始宗教符号意义，与族群崇拜和信仰息息相关，肇兴居民祭萨依然遵守传统的“接萨”“安萨”“祭萨”仪式，族群在仪式结束后齐聚萨堂前，共唱“踩歌堂”，以寻求神灵的庇护;此外，侗族大歌地方性还蕴含独特的“诗性”符号意义，该地方性特质表现为人、地、族的和谐关系，即人是人性（族性）、人情（地缘），地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态着力，族为人道与依生，传递出族群对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饭养身，歌养心”（原住民口传大意文本）。

3.2 共时态：旅游实践与地方性重构

（1）传统物质景观的地方特质得到显著表征。首先，景区在原寨门附近修建供游客体验的迎宾寨门，吸纳本寨或周边村寨能够参与表演的居民每日在寨门表演敬酒歌、迎客歌这类侗族大歌。传统侗族大歌表演场地为鼓楼，虽然寨门迎客演唱使得场所发生了转移，但演唱形式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月也”仪式，敬酒环节也保留芦笙、纺车、土碗以及劳动工具等传统（图3a）。其次，旅游是游客等“他者”想象生产的产业，这些想象重构了人和地方[57]，肇兴及其侗族大歌被建构为“疲惫心灵的最后归宿”，以满足游客对于“诗和远方”的想象。政府通过社区参与将村寨核心部分划定为景区，居民建筑的修缮或重建须得到政府批准，社区居民每年从景区门票中获得相应比例的文物保护费。田野调查发现，肇兴侗族大歌有关的景观（如鼓楼、花桥等）普遍比景区外围的堂安、纪伦、厦格等保护得更好，肇兴5个团的鼓楼外保留和修缮了用于侗族大歌表演的芦笙场，鼓楼内存放着本团的芦笙、表演老照片等，地方特质较为明显（图3b）。另外，侗族大歌一般在节事活动或非农事时节演唱，发展旅游后，当地政府以及社区会结合“黄金周”等节点定期举办侗族大歌表演或比赛，组织居民在信团鼓楼内进行传统侗族大歌的“坐唱”“月也”等表演（图3c）。可见，旅游实践重新定义了侗族大歌的价值，其蕴含的地方性被放大并不断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居民获得部分报酬的同时也满足了游客对于传统文化体验的诉求。旅游与地方融合中，并未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关系，鼓楼等侗族大歌有关的景观并非完全改弦更张、抛弃传统，而是在与旅游调和的过程中保留并加固了自己的地方特质。

（2）传统音乐在保护基础上创新价值，地方性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首先，调研发现，旅游实践并没有破坏侗族大歌的文化基因，即音乐本身的旋律、曲调和歌词仍旧保留传统形式。同时，通过提升演唱技巧、增加多声部等创新，在迎合游客体验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了侗族大歌的包容性，正如侗族大歌表演队的负责人所言，“主干音并没有改编，只是增加装饰音、颤音，由原来的3～5个声部丰富为5～8个声部，原来的传统文化肯定要保留，但是唱给游客会让游客感觉很土，没有这个听起来更舒服。”（访谈对象：表演队负责人-F35）其次，侗族大歌旅游实践遵循了地方特色，演唱者背对智团鼓楼，延用清唱、无伴奏形式，为了帮助游客更好理解音乐内涵，部分环节融入实景、灯光舞美等表现形式（图3d），这激活了游客情感共鸣并提升其体验真实感，正如一位游客所说：“这是我去过那么多地方，感觉最没有商业化的旅游演出啦，其实侗族大歌主要是听声音，现在这种效果更好。”（访谈对象：游客-F05）另外，侗族大歌歌词及词意没有明显改变，为了帮助游客更好理解侗语大意，侗族大歌“舞台化”演唱过程中仅增加了中英文旁白与注解，“必须要加文字，不然完全理解不了在唱什么，现在更有画面感”（访谈对象：游客-F33），“木叶声声，笛声阵阵，成了侗家人与山水和谐相处，和谐共生的见证”（《笛子歌》肇兴旅游表演旁白）。由此可见，传统音乐旋律曲调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其“本真”的呈现难免会与游客现代音乐审美或惯习产生矛盾，因此，延续地方音乐基因上的创新是化解这种缺陷的有效途径，其目的是更“对”地传递侗族大歌的“好”，实现传承与实用的价值双赢。进而，侗族大歌基因保护下的价值创新使得其蕴含的地方性更容易被族群“我者”之外的“他者”识别，它既延续了侗族大歌之于当地居民“口传严教”“诗意栖居”的价值取向，也实现了地方音乐在多元主体间的共享与认同，丰富了侗族大歌的地方意义。

（3）传统符号意义在传承中得到延伸。一方面，旅游僅借用“踩歌堂”的形式，为游客营造了“集体欢腾”的体验氛围，而侗族大歌涉及“萨”有关的宗教祭祀文化仍被封存，并未开展旅游实践，“用来表演的踩歌堂主要是让游客一起参加唱歌和跳舞，其他祭祀的没有涉及”（访谈对象：景区员工-F18）。调研发现旅游情景下侗族大歌的地方生产保留了对于“萨”的绝对崇敬，正如一位表演者所言，“祭萨的文化是我们绝对不会去触碰的，那是老人们流传下来的，是保佑我们家园的东西。”（访谈对象：演员-F12）传统宗教文化符号在旅游实践中较少被建构，“后台”凝聚的神圣性不受侵犯，这给游客带来无限想象的同时也得到其理解、尊重与敬畏，“萨堂都是关闭的，我能理解这是他们最神圣不能触碰的，我同样很敬畏”（访谈对象：游客-F34）。另一方面，侗族大歌蕴含的“诗性”符号意义得到游客的普遍感知与认同，大量游客在访谈中提到侗族大歌的曲调能给予自身精神上的净化感，“侗族大歌现场听会自然引起你的情感流露，很诗意、很生活，这个大歌展演真的非常原汁原味”（访谈对象：游客-F14）。由此可见，侗族大歌“诗性”地方性由族群、人、地方“共生”融合转移到居民、游客等的共同感知、理解与认同之中，“诗性”符号的地方意义得到延伸。

4 侗族大歌的地方性重构与族群认同

4.1 价值与认知选择

研究发现，旅游对族群信仰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影响较弱，参与旅游表演的居民仍然牢记祭萨歌曲不能“触碰”，“祭祀时唱多耶歌，祭祖的歌表演时不唱”（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17）。但同时，族群并非是市场浪潮中的守旧者，他们对于旅游裹挟的现代文化保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其而言，传统的侗族大歌蕴含更多的是消磨时光、谈情说爱、亲情传递等功能意义，旅游发展后，族群对于音乐的认知逐渐延伸到一套资本价值、工作伦理以及日常生活杂糅的规则中，“我们排练的话去参加表演可以获得钱，但是我们本来也喜欢唱歌啊”（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28）。可见，族群对于肇兴侗族大歌的价值认同明显表达出一种带有融合接受、共生主义的心态，居民通过“月也”“坐唱”以及“团款”间比赛等形式寻求族群的身份感，也因侗族大歌给予自身带来自信、自豪后，自觉地选择并接受新的价值观念，“现在的侗族大歌和以前的相比有点变化了，現在唱的都是新歌，比老歌好听”（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01）。

4.2 归属与情感体验

族群对于肇兴侗族大歌的认同混杂于旅游和地方文化交互的边界，并在维持“自我”的现实情况下逐渐靠近旅游建构出的理想形象，族群“我者”身份与游客“他者”地方性中的“我者”身份不断关联，族群心态转变的同时也推动了自身归属与情感体验的变化：一是，旅游带动20%外出务工年轻人回流1，促进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维持，这为族群保留对传统侗族大歌的记忆与情感归属提供了现实基础，“旅游之后有些年轻人回来，有事做，民族文化也能得到传承”（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16）。二是，社区参与下的旅游实践使得与侗族大歌有关的鼓楼、戏台、花桥等景观得到较好保护，帮助族群延续了关于地方特质的理解;Escobar认为景观承载着记忆与乡愁，能够推动文化的连续发展[58]，鲜活的生活氛围延存、凝聚了族群深厚的地方记忆和情感，族群借助侗族大歌获利同时避免陷入因地方基因破坏而导致的身份与情感断裂的尴尬境地中。三是，旅游增加了侗族大歌的工具价值属性，无论是舞台化表演还是居民日常的消遣娱乐都会吸引游客凝视，居民得到心灵慰藉的同时会主动给游客介绍侗族大歌文化，“经常有游客在鼓楼看我们唱歌，遇到感兴趣的游客，我们很愿意主动给他们介绍”（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30）。而游客高度抽象化的“他者”地方符号与“我者”特质重合，主客互动的地方性建构过程也增强了族群自身文化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4.3 身份与行为卷入

访谈发现，族群栖居与旅游实践下侗族大歌的文化意义体现了族群多重身份的聚拢。首先，侗族大歌的地方特质融入族群血液，成为人地互动的介质，族群“我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在本质上没有改变对侗族大歌的态度，“80后基本都还会唱，有很多的侗语我们90后都可能听不懂，但是我们喜欢听”（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15）。其次，“文化精英”与“旅游精英”身份认同的博弈中，“会唱歌”比“会挣钱”更容易受到族群的普遍认同，“能挣钱当然好，但是没能也没啥，我们还是会更羡慕那些侗族大歌唱得好的人，都会到鼓楼跟着学”（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28）。年轻人若不能参与旅游更多是遗憾或可惜的心情，而不会唱歌则透露出羞愧的身份感，“没有参与旅游也没啥，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年轻人都不好意思去唱，唱得不好就怕老人笑”（访谈对象：当地居民-F28）。再次，身份认同的边界在族群主体与旅游表演者之间较为模糊，调研发现，参与旅游表演的居民并没有形成盲目乐观的优越感，不会刻意把“我们”与其他居民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向儿童、年轻人教授演唱等方式推进侗族大歌的价值共创实践，“教孩子唱歌，她们很开心，遇到需要表演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获得一点零花钱，小孩倒是觉得这种体验很不错，参与很积极，这样可以向年轻的一代推广侗族大歌”（访谈对象：表演队演员-F31）。这间接促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事实可见，“团”的归属与凝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旅游对于族群内部乡绅身份形塑与发展的影响，演员、社区精英、歌师等经文化自醒、自觉后的社会身份并未与族群身份割裂，这使得旅游从业身份较难完全超越族群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居民的日常实践行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阐释肇兴侗族大歌历时态地方性特质基础上，揭示了共时态下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图4），研究发现：

第一，肇兴侗族大歌蕴含的地方性延续了自身历时态发展特征，在景观、歌词、旋律、宗教以及地方符号等方面仍表征为以地缘、血缘和“团款”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特质。当下，侗族大歌仍能满足族群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需要，承载着明显的“人、地、族”三者和谐关系以及诗性的地方意义。

第二，从共时态视角看，肇兴侗族大歌地方性重构受到旅游实践的影响。首先，传统物质景观的地方特质得到显著表征，政府、企业组织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形式为游客等“他者”营造一个“原真”的生活场景，肇兴侗族大歌有关的鼓楼、花桥等景观得到有效保护，族群“我者”地方性因旅游反而增强。其次，传统音乐在保护基础上创新价值，地方性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侗族大歌在权力、资本以及市场的推动下转化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旅游体验产品，其在长期主客互动中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越轨”现象，而是在维持自身文化基因基础上，通过包容、调和以及创新的方式化解旅游与地方的二元矛盾，在不断反思和重构的过程中，侗族大歌也获得游客等多元主体的接纳与认同。最后，传统符号意义在传承中得到延伸，侗族大歌所承载的原始宗教文化和诗性符号意义弱化了旅游实践中多维结构、多元主体之间的碰撞和抗争，地方文化边界变得模糊，旅游空间与族群生活空间的嵌套延伸了地方符号意义，并被居民、游客等共同感知与理解。

第三，在地方性重构的双重机制影响过程中，侗族大歌改变了族群对其的价值认知、情感归属与选择行为。族群对于侗族大歌认同转变的本质是自身“我者”身份与游客“他者”地方性中的“我者”身份的关联与融合。首先，受侗族大歌工具理性影响，族群内部心理逐渐经历自醒、自觉与自信的变化过程，“我者”身份得到强化，居民会乐意、主动地向游客介绍音乐文化与地方故事;其次是游客对于侗族大歌地方性的意象间接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利用和保护，族群通过旅游实践获利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乡土结构以及鲜活生活氛围，同时避免了新的社会身份与族群身份的“断裂”;最后，侗族大歌历时态地方性特质模糊了族群多重身份认同的边界，“我”与音乐的关系并未发生复杂变化，“文化精英”比“旅游精英”更容易受到族群的认同，居民“因爱演唱”和“因利演唱”呈现包容与共存的特征。

5.2 討论

肇兴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案例虽然有着特殊的地方情境，但其发展中如何协调好历时态与共时态地方性重构的互动关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改善当地人生活水平又保护、传承地方文化却是众多民族旅游村寨面临的共性问题。过往研究多从静态的视角出发，探讨旅游对于侗族大歌或族群认同的影响，较少涉及地方性重构话题[54，59]。在城市流行音乐研究案例中，不同风格或类型音乐地方性重构大多具有去结构化、抗争或“越轨”的特征，音乐社群更多标榜的是独立与个性的身份认同[43，60-61]。就民族地域系统而言，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旅游实践下变化的地方音乐，都具有复杂的社会系统，较难从单一、绝对的“客观”结构与去结构的立场对其进行概括[4，7，10]，因此从多元主体参与的动态角度，以及“传统地方”与“建构地方”融合互动的多维层面去理解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更具现实意义。

本文对已有研究的推进体现在：首先，从地方性重构的两个机制的关联中，深入讨论了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与族群认同之间互动的过程和内在机制。其次，在民族旅游实践研究领域，认为地方性并非一定处于绝对的、被旅游所“强势”建构的境地，在面对外来力量对于自身地方性形塑时，肇兴侗族大歌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其蕴含的传统地方性特质也“主动”调和变化中的人地关系，其中，“诗性”地方性与族群性延续着文化脉络不断分层、再分层与去层，它缓冲了旅游建构机制中现代与地方文化二元对立的矛盾，并在保持文化内核不受破坏的同时谋求变革与创新。再者，在族群认同研究层面，侗族大歌地方性重构推动了族群意识经由价值认知、情感归属以及行为卷入至内在身份认同的层级递进，处于此过程中的族群愿意因获利而演唱，更愿意因喜爱而演唱，族群认同边界没有形成绝对的“我者”与“他者”对立特征。事实上，肇兴侗族大歌历史演进中的地方性并没有因旅游而明显解构，在历时态与共时态重构机制作用下既满足了族群日常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也迎合了游客的诉求。旅游实践改善了当地人生活状况，实现族群物质与观念的双重提升，推动侗族大歌的“我者”地方性与游客等“他者”地方性融合，这在某种程度上间接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正如Geertz所言，“文化是一张地图”[62]，侗族大歌可以看作肇兴侗寨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符号，后续有必要从地方意义、族群性等角度对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进行跟踪研究，这将为更深层次理解民族音乐、旅游与地方的关系提供新的探索方向。受限于篇幅等原因，本研究并未对上述思考做出有效阐释，因而后续可从非表征理论出发，深入探索侗族大歌旅游实践情境中的人地关系，及其背后所折射的地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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