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影响研究

黄鹂 陈雅坚 郑青彦 罗明志 杨洋

[摘    要]银发旅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少有研究从时间分配角度探析收入和闲暇时间这两个旅游必备条件对老年旅游的影响。老年群体的时间分配存在跨国差异，文化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利用跨国时间使用数据（multinational time use study，MTUS），运用Becker时间分配理论和Hofstede文化维度，以西方国家老年群体（65岁及以上）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法，考察了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国家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影响显著。较之收入，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作用更大。国家文化差异对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旅游管理者进一步认识不同国家老年人旅游行为特征，对老年旅游市场开发和营销策略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老年人;时间分配;收入;闲暇时间;国家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2-0054-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2.010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根据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如今的9%上升到16%，到2100年，可能达到近23%[1]。老龄化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巨大挑战[2]，健康恶化、亲朋逝世、缺乏经济支持等问题使得老年人难以适应老年生活[3]，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旅游被看作是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的有益活动[5-6]。大多数学者认为，退休后的老年人拥有宽裕的收入和闲暇时间，出游欲望高，是最符合出游条件的群体[7-8]。从全球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能力进行旅游消费，是旅游的重要参与者[9]。国际老年大学协会预计，到2025年，老年旅游能够产生超过34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10]。老年旅游市场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11]。

旅游是典型的闲暇活动，旅游决策受到个体闲暇时间的明显制约，闲暇时间较充裕的个体便具备了旅游的基础条件[12]。可见，旅游决策涉及时间分配行为。Becker时间分配理论对家庭中有关休闲和消费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休闲和市场工作时间的二分法分析模型[13]。Gronau将家庭时间分为休闲和家务劳动时间，并建立了休闲、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三分法模型，提出休闲和家务劳动时间对社会经济变化反应存在差异[14]。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将市场工作时间重新分配给休闲时间的比例大于家务劳动时间[15]。Kawaguchi等通过对比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在市场工作时间减少情况下的时间配置差异，发现韩国人倾向于将时间重新分配给家庭生产，而日本人则倾向于分配给休闲活动[16]。可见，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休闲时间的必然增加。Aguiar等也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在退休后会大大增加在家庭生产上花费的时间，以减少退休期间维持消费所必需的市场支出[15]。从以上研究可知，休闲时间分配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收入多种因素的影响。旅游时间是休闲时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推断，休閑时间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旅游时间的必然增加。以往Becker时间分配理论的运用主要聚焦于与劳动力市场时间分配、与照料和家庭内部时间分配有关的问题研究[17]，缺乏系统的与旅游时间分配相关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老年旅游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18-19]、旅游限制因素[18，20]、旅游决策行为与消费偏好[21-23]等方面，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结合代际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或连续性理论探析某一国家或地区老年人的旅游特征。尽管有研究表明，老年旅游市场存在异质性，不同的细分市场有不同的需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旅游行为特征[24]，但有关不同国家或地区老年人旅游行为差异的比较研究仍较为匮乏。在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影响研究方面，尽管有学者提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限制作用不大，老年人更可能受健康、心理状态等因素影响而减少旅游活动的时间分配[5，25]，但也有不少研究证实了老年人出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制约[18，20，23]。可见，学界对收入和闲暇时间如何影响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上的时间分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且已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时间分配模式存在着跨国差异[26]，因此，有必要深入探析不同国家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差异之处，以便为国际老年旅游市场的差异化策略提供依据。

文化常被认为是造成不同国家游客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目的地选择[27]、行为模式[28-29]、旅游动机[30]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较大的文化距离更有可能为游客带来新奇的体验[31]，因此，游客倾向于选择与之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32]，但也有学者指出，文化距离与目的地选择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33-34]，这些利用文化因素解释不同国家游客行为差异的研究较少针对老年群体。同时，文化也是时间分配存在国家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35]，Gauthier和Smeeding对比了奥地利、加拿大、芬兰、德国等9个国家老年人的时间分配模式，发现其中存在着较大的跨国差异，文化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差异[26]，但学者并未对文化如何影响国家间老年人时间分配差异展开详细论述和研究，目前学界也尚未对文化差异如何影响老年旅游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期望通过跨国时间使用研究数据的实证分析，整合不同国家的老年人个体在旅游活动上时间分配情况，从时间分配的角度出发，深入探析收入和闲暇时间双重因素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机制，并检验国家文化差异在该机制上的调节效应，以更加了解不同文化特质下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异同之处。在理论上，从时间分配视角为分析老年游客行为特征提供新的视角，丰富时间分配内容，在实践上为国际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和营销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1.1 收入、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

基于Becker的时间分配理论[13]，假设一个消费者生活在[t=1，…，T]期间，消费者接受经济体给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他们从[N]个商品组合[Ci（i=][1，…，N）]中获取效用，这一期的效用函数可以记为[U（C1，…，CN）]，将贴现系数记为[β]。偏好可以跨时期分期叠加，在每一个周期[t]里，消费者贴现的最大化期望总效用为：

式（4）中，[Lt]为消费者在市场上工作所耗费的时间，本研究将每一期的总时间禀赋定义为1。式（5）中，[Pit]为商品[Xit]的价格，[wt]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每单位赚取的税后工资，[Tt]为消费者在每一期获得外生的收入（比如政府的转移支付）。

为了得到最终解，将约束条件式（3）带入目标函数式（2），并分别用[θt]、[λt]表示约束条件式（4）、式（5）的拉格朗日乘数。假设消费者在[Lt>0]，[Hit>0]以及[Xit>0]条件下对所有商品[（i=1，…，N）]的消费能够达到内部均衡，那么可得到最终解的一阶条件为：

由于工资[wt]作为时间的机会成本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保持了[λt]和[pt]的恒定，可以用如下符号定义闲暇时间投入[Hit]、金钱支出[Xit]，以及生产旅游商品[Cit]的[λt]不变弹性：

将消费旅游商品[Cit]相关投入的产出弹性定   义为：

老年人消费旅游商品[Cit]时的闲暇时间投入[Hit]、金钱支出[Xit]的当期替代弹性为：

消费旅游商品i的跨期替代弹性为：

需要指出的是，跨期替代弹性[γi]、当期替代弹性[σi]以及产出弹性[εiCH]和[εiCX]都会随着旅游商品i的不同而变化。用[wt]（[λt]保持不变）对一阶条件（8）微分后得到式（16）：

从式（15）可以看出，如果老年人消费旅游商品[Cit]时的时间投入[Hit]、金钱支出[Xit]的当期替代弹性大于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那么消费旅游商品i的金钱支出将随着工资增加而增加。即当工资增加的时候，老年人将减少闲暇时间投入而增加金钱支出以达到既定的消费水平。但联系实际可知，老年人退休后闲暇时间大幅增加，工资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出现上涨趋势，因此，本研究推测，老年人可能会增加闲暇时间投入而减少金钱支出以达到既定的消费水平。

基于前述时间分配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存在显著影响

H2：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存在显著影响

1.2 国家文化差异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调节效应

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者社会所共享的基本假设、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习俗[36]，它是在历史过程中沉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能够对个体的行为表现产生影响作用。文化因素对游客行为的影响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先前的研究发现，文化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37-38]。孙瑾等探究了在线评论特征（平台客观性、评论者专业性、评论质量）对感知在线评论可信度的影响机制，并加入了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作为调节变量，結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平台客观性、评论者专业性和感知在线评论可信度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37]。同样地，Schoefer等基于Hofstede文化模型，验证了文化差异对顾客不满与顾客行为反应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个人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正向调节顾客不满与顾客反馈、负向口碑的关系，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负向调节顾客不满与顾客退出的关系[38]。在旅游领域，Sabiote等以300名在线购买旅游服务的游客（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与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英国）相比，网络隐私与游客满意度、价格与游客感知风险的关系在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游客（西班牙）中更加显著，证实了文化差异对游客在线购买旅游服务的整体感知价值具有调节作用[39]。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老年人的时间分配模式存在着较大的跨国差异，文化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差异[26]，但未对文化如何影响国家间老年人时间分配差异展开详细论述和研究。而且，根据前述文化的定义分析可知，不同国家老年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即使拥有同样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也会导致不同国家的老年人在旅游时间分配上存在差异之处，但现有研究对文化差异如何调节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少有论及，文化因素的调节效应是否适用老年旅游，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文化的内涵较宽泛，学者们主要通过文化维度来衡量文化差异，目前，较成熟的模型有Hofstede文化维度[40]、Globe文化维度[41]和Schwartz文化维度[42]。其中，Hofstede文化维度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影响力和应用最多的文化理论模型[43]。该模型除了适用于国家层面外，同样也适用于个体层面[44]。Schwartz文化维度的调查时间较Hofstede文化维度晚，所涉及的内容更宽、更全面[45]。而Globe文化维度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且来自多家公司，与Hofstede文化维度相比，样本更广泛，数据也较新，更适合对近年研究数据进行分析[46]。由于本文的研究数据起始年份较早，且从文献分析来看，Hofstede文化维度在跨文化旅游研究中被采用的频率较高[47]。因此，本研究采用Hofstede文化维度来解构不同国家老年人的旅游时间分配差异。Hofstede文化维度主要包括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index，PDI）、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IDV）、男性气质（masculinity，MAS）、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UAI）、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ation，LOT）及放纵取向（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IVR），本文将选取这6个维度作为收入和闲暇时间影响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调节因素。

1.2.1    权力距离文化

权力距离强调个体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48]。对高权力距离感的消费者来说，能够显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信号更为重要，他们易受这些信号影响而做出消费决策[49]。权力距离反映在财富和权威上，高权力距离文化强调社会地位和成就[50]。Cleaver等指出，老年人的出游动机包括地位追寻和赢得他人的尊重[51]。因此，相比低权力距离文化，高权力距离文化中拥有较高收入的老年人越有可能做出外出旅游的决策，以满足自己对地位、权威等需求的追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权力距离高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短”已经成为彰显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52]。在工作中表现出忙碌和缺乏闲暇时间可以彰显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他人眼中塑造一个有抱负的形象[53]。尤其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人们看重地位和成就，为了使自己一直处于高社会地位，他们会通过增加工作时间、减少休闲时间以增加收入[54]，此时，他们外出旅游的时间便会减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权力距离高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减弱

1.2.2    个人/集体主义文化

个人/集体主义文化指人们如何界定自我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55]。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观点和偏好[56]，该文化的成员倾向于寻求多样性和享乐体验，而偏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则更多地与群体的需求、目标保持一致[49]。因此，当偏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拥有充裕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他们倾向于将其投入享乐活动，选择出游的可能性更高;而偏集体文化的成员在消费上可能更倾向于考虑组织、家庭因素，抑制出游需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个人主义较强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H4b：个人主义较强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1.2.3    男性/女性气质文化

男性/女性气质文化指组织成员对成就、自信、果敢、奖赏等的偏好程度[57]。在男性气质文化中，成员热衷于追求成就、权力、财富，这类游客期望在度假中彰显地位，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商品[55]。在偏女性气质文化中，成员更注重生活品质、看重“家”的概念[55]，而偏男性气质文化中的成员生活工作节奏较快，更容易受逃离日常动机影响而产生旅游行为[58]。在收入和闲暇时间相对充裕的条件下，相比女性气质文化，男性气质文化中的老年人会更倾向于外出旅游，以展示自己的财富、地位等方面的信息。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男性气质强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H5b：男性气质强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1.2.4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

不确定性规避指组织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容忍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的情况[56]，一般认为，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成员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较高，若他们认为旅游目的地存在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便不会轻易做出旅游决策[55]，而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追求新奇，喜欢新体验[59]，即使面对高风险的目的地，也会选择继续前往[55]。而且来自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游客为了降低较长假期可能带来的风险，会缩短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60-6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H6b：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1.2.5    长期/短期导向文化

长期/短期导向文化指组织对于长期（或未来）的偏好程度[62]。在长期导向文化中，成员强调未来，崇尚节俭和勤奋，热衷储蓄;而短期导向文化成员更关注当下，少有积蓄的习惯，喜爱享乐和旅游度假[56，63]。刘佩颖指出，长期导向文化成员在生活中计划长远，更多为家庭考虑，而短期导向文化成员则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时常有透支消费的行为[58]。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a：长期导向低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H7b：长期导向低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1.2.6    放纵/约束取向文化

放纵/约束取向文化指组织对成员追求基本需求和欲望的允许程度[57]。放纵文化成员倾向于释放本性，感性花钱，对享乐主义认同度高，而约束文化成员自律和克制感较强，对交际、娱乐并不热衷，对享乐主义认同度低[64]。徐元国和徐心楚指出，放纵文化的成员倾向于享受休闲娱乐，而约束文化的成员更认同勤俭的品质，对休闲娱乐的偏好较弱[6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a：放纵取向强时，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增强

H8b：放纵取向强时，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减弱

基于国家文化差异对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旅游时间分配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概念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整理

本文采用跨国时间使用研究（MTUS）整合的成人详细时间使用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人口数据库（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MTUS数据包含通过填写个人日记、家庭和个人问卷收集的日常活动信息，具体包括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和人口背景信息，以及在24小时内花费在各项活动上的总时间等，允许对国家间时间分配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本研究采取联合国对年龄的划分标准[1]，将65岁及以上的群体定义为老年人，并选取9个西方国家1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洗和筛选，得到有效数据81 915条，共涉及9个西方国家的81 915个老年人。

2.2 变量说明

2.2.1    因变量

本文以老年人的旅游时间分配为因变量。对老年人旅游时间的测量，以分钟为测量单位整合了MTUS数据集中涉及的4种旅游时间，包括宗教旅游、家庭旅游、购物以及其他目的的旅游。

2.2.2    核心自变量

本文以收入和闲暇时间为核心自变量。对收入的测量，选取了MTUS数据集中的分类变量，包含高、中、低3种收入水平。根据Becker[13]和Gronau[14]的研究结果，闲暇時间是由可利用时间总量扣除劳动市场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后所剩余的时间。因此，本研究对闲暇时间的核算方式为将MTUS数据集中所有类型时间总量（1440分钟）减去生产性时间总量（包括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得出闲暇时间总量，以此作为本文的核心自变量——闲暇时间。

2.2.3    调节变量

本文以国家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分值作为国家文化差异的基础数据，具体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长期导向、放纵取向等6个国家文化维度，分别检验其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数据来源于Geert Hofstede文化数据库，该文化维度数据来自Hofstede及其团队在1967年到1973年期间对IBM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调查对象是IBM公司的各国员工，先后在72个国家开展了两轮问卷调查，发放并回收了1万多份调查问卷，调查和分析的重点是各国员工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来的国别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6个文化维度在内的文化理论。

2.2.4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本文加入了其他可能影响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和家庭人数。郭晋武曾指出，年龄、家庭结构等因素对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分配有一定的影响[66]，对老年人是否出游影响较大[67-68]。同时，老年人出游也会受到健康因素的约束[5，18]。其中，健康状况用原问卷题项为“是否有残疾或长期的健康限制条件”来衡量。以上变量的定义或编码情况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3 模型构建

本文的实证分析以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为因变量，以收入和闲暇时间核心自变量，以部分老年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国家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并构建了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γ]代表老年人旅游时间;[α0]、[β0]、[δ0]为模型的常数项，下标[i]代表不同老年人个体;[η、κ、][ο]分别代表控制变量年龄、健康状况和家庭人数;[μ]、[ρ]分别代表收入和闲暇时间;[?]代表国家文化差异，下标[j]代表不同文化维度;[ε1]、[ε2]、[ε3]为各模型的误差项。

3 实证分析

3.1 回归分析

3.1.1    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影响的检验

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探析相关变量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考察了3个控制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结果显示，年龄、健康状况和家庭人数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均有显著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收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收入（β=7.35，p<0.001）对其旅游时间分配呈现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解释能力有所上升，且结果显示，老年人的闲暇时间（[β=0.70]，[p<0.001]）对其旅游时间分配呈现显著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收入对数和闲暇时间对数，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分别为27.28、167.25，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作用更大。

3.1.2    国家文化差异调节作用的检验

为检验国家文化差异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先将收入、闲暇时间与各国家文化维度进行中心化，生成“收入×国家文化维度”和“闲暇时间×国家文化维度”交互项，接着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5～模型10分别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收入与各国家文化维度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权力距离文化（β=0.19，p<0.001）、个人主义文化（[β=0.17]，[p<0.001]）和放纵取向文化（[β=0.11]，[p<0.01]）对收入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β=-0.10]，[p<0.001]）和长期导向文化（[β=-0.16]，[p<0.001]）对收入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原假设H3a、H4a、H6a、H7a、H8a成立。然而与预期相反的是，男性气质文化（[p>0.05]）对收入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无调节作用，即男性气质文化无法增强或减弱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原假设H5a不成立。模型11～模型16分别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闲暇时间与各国家文化维度的交互项，与预期相符的是，个人主义文化（[β=0.0005，][p<0.001]）和放纵取向文化（[β=0.001，][p<0.001]）对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权力距离文化（[β=-0.001]，[p<0.001]）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β=][-0.001]，[p<0.001]）对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原假设H3b、H4b、H6b和H8b成立。而与预期相反的是，男性气质文化（[β=-0.001，][p<0.001]）对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呈现出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长期导向文化（[β=0.0003]，[p<0.001]）则对两者正向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原假设H5b和H7b不成立。

3.2 内生性处理

模型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受数据可获取性限制，未将宗教、婚姻状况、心理状态、交通等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分析，从而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二是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收入、闲暇时间与旅游时间分配的理论关系来看，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旅游时间分配的增加，但旅游时间增加和减少仅有可能作为收入和闲暇时间变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存在。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较少受到反向因果的威胁。三是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MTUS数据和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由于MTUS数据存在部分缺失，经过缺失值清洗筛选，可能存在些许误差。

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估计，经过反复试验，选取受教育水平和退休与否分别作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受教育水平和退休与否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特征，即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收入水平的高低，退休与否也会直接影响人们闲暇时间的多少。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在整体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69]，退休与否是决定闲暇时间多少的重要因素，退休老年人拥有的闲暇时间最多[70]。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和退休与否满足无相关性要求，即旅游时间的分配很难影响到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退休情况。如此看来，将受教育水平和退休与否分别作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表4汇报了工具变量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选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明显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显著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即收入和闲暇时间仍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稳健性检验：一是将因变量由老年人旅游时间总量更换成具体旅游活动类型时间——购物、家庭或个人旅游活动时间分配（classified travel time）进行回归分析（表5）可以发现，自变量收入和闲暇时间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前文回归结果相同。二是将总样本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后进行回归分析，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前文男性气质文化的调节效应结果存在细微差别，其他结论与前文没有显著差别。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替换因变量还是选择使用子样本进行回归，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均未改变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同时，国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关系，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3.4 异质性分析

已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奥地利、加拿大、芬兰、德国等9个国家老年人的时间使用模式，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时间使用模式存在着巨大的跨国差异，这其中有文化因素的影响[26]，本文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也证实了国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旅游时间分配。从表8可知，在不同权力距离感知下，收入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存在国家差异。收入是否提高并不会影响奥地利老年人外出旅游的时间分配，而法国老年人的收入能够显著影响其旅游时间分配，在收入提高的前提下，其旅游时间也会随之增加，这种差异可以用国家文化进行解释。由于奥地利是一个低权力距离文化国家，其权力距离值只有11，相比之下，法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文化国家，其权力距离值达68，两者权力距离文化值差距较大。根据前文分析可知，相比低权力距离文化，高权力距离文化的老年人更看重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易受这些信号影响而做出消费决策[49]，而外出旅游可以满足其地位追寻和赢得他人尊重的需求，因此，当这类游客所拥有的收入提高了，便会倾向于增加外出旅游的时间以满足自身对地位、权威的追求。相反，处于低权力距离文化的老年游客并不热衷于追寻权威和地位，因此，即使奥地利老年人面临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也不会增加或减少其旅游时间。

4 结论

4.1 研究结果

大量的研究表示，收入越高，闲暇时间越长，人们的旅游意愿越强[71-73]。老年旅游市场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对老年群体旅游行为特征的研究，创新旅游市场的开发和营销策略。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关系，构建了国家文化调节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了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如下。

（1）收入和闲暇时间均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较之收入，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受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影响。先前研究也指出，同时具备时间和金钱两个条件，人们才会产生出游欲望和行为，旅游是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产生的结果[74-75]。由于老年人退休后，收入不会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大多数老年人倾向于选择国内目的地和包价旅游[76-78]，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收入无法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老年大学协会指出，到2025年，老年旅游能够产生超过34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这得益于老年人退休后闲暇时间的大幅度增加。闲暇时间的存在是休闲的前提，时间对休闲需求的约束比对收入的约束更强[79]，旅游作为时间密集型的休闲消费，闲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制约性就显得更为明显[80]，因此，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影响更大。

（2）文化差异对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关系的調节效应明显。收入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在高权力距离文化、偏个人主义和偏放纵文化中会显著增强，而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和偏长期导向文化中会显著减弱。并且，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在偏个人主义文化、偏长期导向和偏放纵文化中会显著增强，而在高权力距离文化、偏男性气质和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会显著减弱。

研究认为，相比低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文化中拥有较高收入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购买旅游产品、外出旅游以展示自己的成就，满足其追求地位的需求，同时，人们看重权威和财富，为了保持或提高社会地位，老年人可能会留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工作，此时，他们在旅游活动上分配的时间不会增加。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重视多样性和享乐体验的满足，当老年人拥有一定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他们更倾向于出游以满足对休息放松、自我提升的需求，增加人生体验。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人们对外出可能遇到的风险较为敏感，即便老年人的收入和闲暇时间都充裕，他们也不会轻易做出旅游决策，在旅游活动上分配的时间并不会增加。与预期相反的是，男性气质文化无法增强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正向关系，这可能与该社会偏向女性气质文化有关，女性气质文化成员更注重家庭，当该文化中的老年人具备闲暇时间条件，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在家陪伴家人。而与预期相符的是，当处于短期导向文化的老年人拥有宽裕的收入，他们更有可能用于当期消费，出游以满足享乐需求。放纵取向文化中的成员喜爱自由，不会抑制内心需求，且愿意花费时间在休闲娱乐活动上，因此，当处于该文化的老年人拥有宽裕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他们更容易做出旅游决策，外出旅游以享受生活，因此，他们在旅游活动上分配的时间会增加。

4.2 理论贡献

本研究揭示了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国家文化的调节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以往Becker时间分配理论的运用主要聚焦于与劳动力市场时间分配、与照料和家庭内部时间分配有关的问题研究[17]，与旅游活动相关的时间分配问题少有涉及。本文将Becker时间分配理论运用到旅游活动的时间分配研究中，從老年人个体层面出发，揭示了收入和闲暇时间这两个旅游必备条件如何影响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上的时间分配，且探索了不同国家老年群体的旅游时间分配差异，从理论上丰富了时间分配内容。而且，由于旅游是典型的闲暇活动，与旅游时间分配相关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闲暇时间的相关研究。其次，从测量方法上看，以往关于老年旅游的研究，大多都是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探析老年人旅游行为，被试者的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选择“跨国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作为分析的数据，能够更好地还原老年群体的旅游行为特征，而且可以较为准确地区分不同国家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上的时间分配差异。第三，本文引入国家文化差异作为调节收入和闲暇时间与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关系的变量，采用Hofstede文化模型中的具体文化维度值，证实不同文化背景下老年人的旅游时间分配机制存在差异，以往研究较少考虑国家文化因素对老年人旅游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本研究提供了该方面的实证补充。

4.3 管理启示

从实践上看，本研究结论对国际老年旅游市场开发和营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将有助于积极推动老年群体晚年生活质量提升，促进健康老龄化。本文利用MTUS数据，探讨了国家文化因素对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的异质性影响，实质上是对不同国家老年人旅游行为差异的研究，而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

首先，识别出了收入和闲暇时间对老年人出游的不同影响。老年人退休后，闲暇时间大幅增加，出游时间选择更加灵活。淡季出游和包价旅游的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老年人退休后收入无法大幅上涨的约束。因此，旅游企业可针对老年人旅游特征进行更具吸引力的淡季产品和包价旅游产品的开发。

其次，更深入理解了老年人出游受收入和闲暇时间影响的特征。尽管大多老年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退休后其收入无法出现大幅上涨的趋势，由于个人经济水平总体上与其旅游需要成正比[81]，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采取相关措施以提高老年人的旅游支付能力，如提高养老金水平、增加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减轻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负担等，以提高其旅游参与水平。

第三，验证了国家文化差异对老年人旅游行为的调节效应。老年人旅游时间分配受国家文化因素影响较大，为了满足来自不同文化的老年游客的旅游期望，减少文化冲击，旅游企业和旅游服务人员应多了解不同国家老年游客在旅游时间分配上的差异，认识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老年游客的需求差异之处，以便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调整广告宣传信息，并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灵活、有针对性地进行有关旅游政策的调整，在最大程度上为跨国旅游提供便利。同时，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老年人个体特征，为其提供人性化、舒适便捷的旅游环境。

对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的老年游客，旅游企业可以在宣传上多体现一些高层次的活动项目，适时地向其推荐特色旅游产品，在服务过程中保持对游客的尊重，尤其在出现服务差错或疏漏时，需要照顾游客的“面子”。且由于高权力距离文化成员对服务可靠性的要求更高[59]，因此，在旅游过程中，旅游服务人员需要准确提供承诺的服务，反应迅速，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对于来自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老年游客，旅游企业在营销宣传中应多强调旅游产品的安全性和舒适度，多注重推荐医疗设施和安全性好的目的地;同时，为了减少该文化类型老年游客的焦虑，营销人员需要为旅游者提供更多的降低风险的信息（例如，关于目的地的更多信息），也可以通过增加沟通来安抚游客，如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可以通过改善沟通，以使游客对旅行安全感到放心，从而减少他们在航空旅行中的焦虑;而对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成员，由于他们能够接受风险，较好地适应陌生环境，因此，可以在营销宣传中适当加入一些冒险的元素。

来自女性气质文化的成员更关注人际关系，关心弱者[56]，与男性气质文化的老年游客相比，他们更看重旅游服务人员对游客的帮助意愿和关心[84]。面对此类游客，旅游服务人员需要多站在游客立场，从游客个人需求角度出发，多向其提供关心问候，及时帮助游客解决问题，安抚游客。

相比男性气质文化，来自女性气质文化的老年游客更倾向于关注旅游服务人员对游客的帮助意愿和关心[83]，面对此类游客，旅游服务人员需要多站在游客立场，从游客个人需求角度出发，多向其提供关心问候，及时帮助游客解决问题，安抚游客。

相比长期导向文化，短期导向文化的老年游客认为时间是一种有限资源，对任何事情都要求高效率，他们对服务人员的要求也较高，希望他们能够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保持礼貌，更看重服务质量[59]。因此，旅游服务人员在接待该类游客的过程中，需要把控好时间，不能出现迟到、拖沓的现象，及时为游客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

4.4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探索。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缺失值较多，采用了插补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其次，受数据和篇幅限制，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未能加以控制，如宗教、婚姻状况、心理状态、交通等，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潜在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再次，本文所涉及的国家均为欧美国家，今后的研究可考虑加入亚洲或非洲国家进行更为深入的对比分析，以得到更具对比性的结果。最后，本文未区分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已有研究表明，这两个群体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消费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具体对比分析这两个群体在旅游时间分配上的差异，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旅游时间被挤占的情况存在哪些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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