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认同

郭文 朱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旅游空间实践大体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旅游资源勘查期、20世纪90年代后的旅游资源规划期，以及21世纪以来旅游资源市场化导向与文化旅游深化发展期。在上述过程中，旅游空间生产作为特殊的空间生产行为，嵌套于不同时期的中国旅游空间实践之中，不同阶段均凸显了旅游空间的社会化结构与社会空间关系的建构和协商2。与此同时，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认同，也成为与中国旅游空间实践相伴而生的时代性产物，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认同更加成为人们绕不开的讨论话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意识，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认同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也是调适和构筑未来理想生活的重要维度。关注此话题，是新时代重构旅游空间关系的理论切入点，也是优化国民意识、重塑生活环境的实践指引。

一、空间生产的叠写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研究中指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是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内涵及其过程，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论生产概念时那样的含糊其辞，也不是松散地使用从而使其失去规定性1。在新的理论体系中，空间生产是一连串动作相互建构和协商的过程，其结果既不是其他事物之中的一种物，也不是许多产品中的一种普通产品。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过程，虽然是由一系列看得见的客观性活动构成，但其内在属性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意蕴，空间的叠写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文提出的空间的叠写是指在空间实践中生产出不同于原生空間的行为与过程。作为一种刻画空间深层次内涵的生产维度，空间生产的叠写是创新空间的重要要素。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角度看，空间生产把一切可能的要素纳入其生产运作体系，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空间的资本化必然促使空间产生广泛的社会交往，进而造就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2。在此过程中，由于空间生产的内在特性，空间的叠写还会进一步内嵌于深刻的社会文化生产中，这在使社会文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时3，也会改变原来的自然属性，甚至出现难以认同的社会文化折损现象。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就将这种文化现象归之为现代社会物品制造的“工业”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操纵并通过符号生产和意义消费实现的。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空间的叠写具有无可辩驳的双面性和辩证性，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可能是创造空间兴盛的基石，但那种内隐于空间生产中无意识或有意识的社会文化运作，也可能会带来高风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甚至成为空间伦理沦陷的媒介。

二、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限度

旅游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思想在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与延展，继承了空间生产理论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表现出的整体性、彻底性和说服力，也成为中国学者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旅游空间实践及其在本体论上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学界对该理论的引介和实践方式，基本上经历了由外而内的消化过程，这导致人们使用该理论对旅游空间实践和生产进行分析时，更多聚焦于结构主义式的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解析框架进行思辨，而对资本运作带来的叠写与话语建构的相关讨论还比较薄弱。实践证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及其带来的流动性在不同地理空间的跨界渗透，中国旅游空间的实践与生产也是引发社会关系重组、文化形态变迁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旅游空间要素交互辩证及其叠写的过程。在此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位于江南的甪直古镇，长期以来由于旅游开发意识及其经济形态对古镇空间的渗透，高速的空间流动在使古镇内部和外部建立密切关联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些人的日常交往方式，甚至出现了内外部日常生活空间关系的重组。但是，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流动中的地方人在新空间中的社会文化实践，并没有扬弃原乡空间的地方性，不同空间的基因融合反而成为了新的日常实践。这说明，这种重组后的社会文化裁决，不是两种空间的“一刀两断”，更不是“划清界限”，而是凸显了古镇新特质与旧个性的延续性继承与创新。这类现象并非孤案，在我国新疆哈萨克族的高山牧场，由于草场随海拔高低不同而具有地理分带性，牧民随季节变化而转移牧场的现象被称为“转场”。这原本是一项自然而然的传统生活方式，但随着旅游业的融入与深化，传统牧民的生活空间和轨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反季节停留牧场成为新的空间活动形态，牧民们不但没有反对，还乐在其中。这说明旅游塑造了不断变迁的日常文化体系，基于旅游的空间实践也是空间生产和地方性叠写的重要推动因素，社会文化本身内在于活动的固有诉求，决定了社会文化的生产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协商性和创新性。

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也会遭遇叠写的限度，出现空间生产违反原空间社会文化基因的生产过程。例如，在云南哈尼族箐口社区旅游开发中，资本对地方的渗透成了村寨新近开发的重要路径，在强势利益主导下资本带动日常空间更迭并使地方空间发生转向，甚至带来社区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分化与隔离5。旅游空间生产使作为弱势主体的村民和空间生产主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无法形成协同价值和互容利益，而且还带来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空间行为和心理的“双抵抗”。这一现象其实是空间叠写遭遇的限度，凸显了地方与空间困难地并存的现实。大卫·哈维认为，资本自身通过空间延伸来面对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时，常常会加剧不平衡地理的发展1，这必然需要引起重视。但面对诸如此类实践，也有研究者认为，保持空间的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必要的2。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阐述了差异化的空间生产观点，这也被很多解读者用作厘定空间性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生产的重要指引。回到实际案例地中，甪直案例、哈萨克案例、箐口案例，哪一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更符合对他们今日的关照和对未来的预期？那些基于地方空间和文化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充盈于斯”的当地人的认同立场，或许可以成为空间优化的重要参证。

三、旅游空间生产叠写的认同

认同是群体中成员束缚在一起的集体联系。进一步深度解读可以认为，空间叠写的认同是社会发展中人们基于价值观取向和行为规范形成的一种国民意识。积极的认同不仅能强化个体对地方的认同感，也能强化人们对地方的积极参与和融入。例如，广东汕头澄海上社村“拖神”活动的身体展演，凭借地方性的共同文化信仰，被实践为联结人和地方的纽带，这一活动提升了上社人的文化自豪感与荣誉感3。与此同时，各大宗族通过“拖神”活动的组织，将社区建构为紧密团结且具有强悍坚毅道德气质的村落，并以此维持着村民相互间的社会关系4。这实质上指向了关于“我是谁”的或明或暗的回答，体现了空间实践意义之“我”，而非“他”的规定性。

但是，单一的空间叠写认同也必将导致地理空间的认同分异，并重构消极的人地关系。例如，我国仡佬族祭祖本应是一种族群行为，但在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背景下，政府与地方主导的祭祖活动成为悬置于族群之上的社会和文化重构活动。在面对政府主导的仡佬祭祖神圣活动身份认同时，仡佬族人不仅参与者寥寥，而且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来看待官方的祭祖活动，在仡佬族代表和被代表之间，无形中形成一种不对等的阶层身份和冲突关系。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导致的隔膜，使官方建构了“自上而下”的认同，但却难以得到“自下而上”的认同5。事实上，较多类似的案例都表明了一个朴实的道理，那些寻求在地方性基础之上获得控制和权力的行为，必然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抵抗。

四、理想空间的意义塑造之维

旅游空间生产及其叠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活动，这一活动引发的空间认同也是新时代社会矛盾转化后，重塑国民意识，创造人们美好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旅游空间实践和生产层面上，意义是需要直接面对且不断探索的命题。意义是指引真理观和真实观的路径所在，也应该是旅游空间实践中日常生活空间的内涵所在。在以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理想空间的塑造虽然各有不同，甚至存在争议，但在本质上的共同追求，均应该反对具体空间实践中的非人化导向，因为基于空间结构深处的探索，总是建立在实际环境塑造的空间间性之中，这也将指向地方及其认同的忠诚和安全。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旅游空间实践，这个问题和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塑造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想珍惜什么样的人与自然关系，想抱持什么样的空间价值观一样，是永远分不开的。在旅游空间实践和生产中，探索理想空间的意义塑造之维，或许是一个具有阶段性争论的议题，但最终绝不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命題。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理想空间实践的构想。

（第一作者系该院副教授、博士，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