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旅游研究范式转型的回顾与展望

刘俊 陈品宇

[摘    要]批判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響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型，在此影响下，批判性旅游研究逐渐成为西方旅游研究的重要范式。文章回顾了批判理论的发展、特征和内容，归纳出批判性旅游研究的逻辑、脉络与内容，梳理了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议题，并探讨了批判性旅游研究对批判理论的响应以及知识溢出的可能性，旨在呼应国内旅游研究范式转型和推动旅游学科进一步发展。批判性旅游研究可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微观的文化政治分析两个视角开展，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理论上和概念上的评价来深刻分析、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多种主体性的世界观。批判性旅游研究不是反对旅游发展，而是要将隐藏在旅游发展背后的话语和权力关系揭示出来，理解不同行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失语人群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他们基于地方知识与资本、政府等其他强权行动者的冲突协商，最终目的是启蒙和解放，寻求什么样的世界才是更好的。

[关键词]批判性旅游研究;批判转向;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旅游的文化政治分析;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8-0118-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8.016

引言

长期以来，旅游被视为一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具，相应的旅游研究侧重于以定量方法为主的实证主义范式，较多关注旅游活动及产业发展的经济属性。但实证主义范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学科的发展[1-2]。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系统中，我们不能孤立割裂地就旅游来看旅游，而应整体地（holistic）看待旅游现象[3]，关注各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common debated issues）。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化转向和批判转向的影响下，批判性旅游研究逐渐成为西方旅游研究的重要范式[4-6]。2005年，第一次“批判性旅游研究”主题学术会议在欧洲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召开，标志着旅游研究新一轮“批判转向”的肇始。Irena Ateljevic、Candice Harris、Nigel Morgan等欧洲学者发起成立了批判性旅游研究社团（Critical Tourism Studies Community），迄今为止已举办了7届相关的主题学术会议，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学者、编辑和出版商的响应和参与[7]。《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前主编John Tribe教授区分了管理主义与批判主义语境下旅游研究范式差异，鼓励更多学者开展批判性旅游研究[6]。《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的主编Bill Bramwell教授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批判转向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5]。倡导用批判转向的视角来研究旅游，就是要理解旅游发展的场域不是被给定的和客观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而变得具体[5，8]。批判性旅游研究就是要挑战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思考方式，并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包括旅游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揭示隐藏在旅游发展背后不平等的话语和权力关系，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从国内来看，旅游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转型也在呼唤着旅游研究批判转向。实践方面，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主导向资本积累推动下的转型发展，旅游发展所涉及各方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日益复杂，旅游的政治性愈益显化，旅游空间正义议题愈益引起关注[9]，而这正是批判性旅游研究的实践旨趣。理论方面，在保继刚教授的呼吁下，国内旅游学界开始涌现出对旅游研究规范[10]、研究问题[11]和研究范式[12-14]等方面的反思。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外，建构主义也开始在“文化转向”影响下成果不断涌现，而批判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响应则相对微弱。范式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旅游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追求“客观”“中立”的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亦需要建立提倡“反思”“批判”“辩证”“理解”的各种新兴范式[14]。倡导批判性旅游研究，一方面可以推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应对当下旅游研究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即能否提出引领性研究问题体系[15]。有鉴于此，本文在回顾社会科学中关于批判理论的发展、特征和内容的基础上，归纳出批判性旅游研究的逻辑、脉络与内容，梳理了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议题，并探讨了批判性旅游研究对批判理论的响应以及知识溢出的可能性，旨在呼应国内旅游研究范式转型和推动旅游学科进一步发展。

1 社会科学中的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溯源于马克思、黑格尔等批判性思想，由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发展而来，主要学者包括Horkheimer、Adorno、Marcuse、Habermas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剥削和不公平，法兰克福学派进而拓展至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制度等领域，反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奴役和控制[16]。具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世界已经坠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异，它不为自由而为奴役服务，科学和技术也发挥着“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为求得人在精神方面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中包括理性、科学和技术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批判之列。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解放主旨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贬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对知识批判功能的推崇、对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讨伐，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的深刻反省[17]。Blomley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张：（1）反对实证主义、价值中立和万古不变的社会规律，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主观的，在前人基础上演进。（2）进步的可能性通过政治和社会行动而获得，批判理论学者通过增强自我意识、洞察和分析来促进进步的改变。（3）支配是通过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和迷思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批判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挑战这些观念和信仰。（4）强调日常生活的能动性，反对结构主义的决定论，认为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是辩证的[18]。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是重要的批判理论，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是更为多元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酷儿理论、环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2，4，19]。简而言之，批判理论旨在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畸形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以寻求人类自由和解放。

在方法论方面，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承认道德、价值对研究的影响;与解释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不能完全依赖被研究者的阐述来理解真实世界，谨慎看待被研究者错误意识的可能性[20];与建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本体论上，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被建构出来的（相对主义论），而批判理论指出真实的现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价值观念塑造，在时间中结晶化而成（历史实在论）[20]。但某种程度上讲，建构主义架起了解释主义和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桥梁，因为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是历史的、文化的，通过社会行动来持续发展。这与批判理论挑战那些一成不变的、理所当然的存在的研究旨趣是契合的[6]。

在批判理论的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包括批判性启蒙、批判性解放、反驳经济决定论、批判技术理性、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力和文化教育等。目的在于理解权力的多种形式，揭示赢者和输者的权力运作过程，理解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实践对事实的看法，理解语言不是客观中立地在描述真实世界，而是试图建构世界（如谁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谁有权威去说，谁又必须听从;谁的社会建构是有效的，等等），理解当代大众文化符号影像的扩散在发挥控制机制的作用，理解事实真相和价值观的分离，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类自治和解放[6]。

2 批判性旅游研究的逻辑、脉络与内容

2.1 早期的批判性旅游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

现代旅游发展是伴随着西欧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崛起而催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伴随着旅游活动的全球扩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对旅游发展报以希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旅游发展是应对福特主义生产制式、承接产业转型的产物，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则希望通过旅游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二战以后，国际旅游发展的主导模式是发达国家跨国旅游企业控制下的“飞地旅游”。Britton对斐济（Fiji）的旅游研究洞察出早期国际旅游发展的新殖民主义特征，批判性指出宗主国与殖民国之间旅游发展的依附关系，并深刻揭示出旅游已经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大众消费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典型特征。旅游发展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全球化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21-22]。Britton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旅游置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进行批判，回答了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中，旅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1）从微观个体层面看，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天然地具有资本主义属性，存在于商品生产和消费系统，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2）从中观城市层面看，旅游往往被视为一种城市竞争的手段，被资本、权力所利用和包装为资本积累的载体，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城市竞争和推动区域转型发展的产业工具;（3）从全球宏观层面看，旅游作为全球化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进一步深化了投资国和目的地之间本已存在的不平等社会经济关系。

Britton所开创的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范式被众多学者所采纳。如Garnham对新西兰的旅游发展研究发现，旅游目的地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通过航空联盟、饭店联盟和市场营销提高了生产的集中性，强化了核心-边缘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格局。新西兰的旅游发展反映出了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绕开新西兰，反而新西兰通过在岸和离岸公司在交通、住宿、金融和保险方面的投资活动，表明它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一部分[23]。Torres对墨西哥坎昆（Cancun）的研究也指出，作为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大众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代表，坎昆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不平等的隐喻。代表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资本对于墨西哥文化和空间的经济剥削，融合了美国、墨西哥及本地玛雅文化形成人工化的混合空间（hybrid space），完全是为了迎合美国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包括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跨国酒店管理集团、国际游客和旅游就业的跨国跨境流动所造成的旅游生产-消费体系，正在塑造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不平衡。跨国资本通过旅游这个媒介，把原本处于边缘的“空白之地”转变为现代化大众旅游的“朝圣之地”，将坎昆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生产出杂糅另类的跨国混合旅游空间，催生着一个又一个地理不平衡。正如世界旅游组织所呼吁的，要警惕创造出一个满是坎昆的世界（warnings of creating a world full of Cancuns）[24]。

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Harvey在批判地继承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空间修复”和“资本循环的三级回路”等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中城市的企业家主义精神（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概念，也被应用到批判性旅游研究中来[25]。Yrigoy研究了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大众旅游业发展和房地产繁荣景象，指出旅游业与旅游空间的生产体现了Harvey所言的“空间修复”内涵：一方面，它体现出资本的地理扩张过程;另一方面，它体现出建成环境的资本转移过程[26]。Su同样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城市遗产商品化的方式吸引外部投资来提高城市竞争力，在城市政治精英和私人开发商驱动下的无休止营利活动中，普通民众的社会福利和地方依恋情感却被忽视[27]。针对旅游发展在资本积累、领域竞争和创造地方意义上所扮演的角色，Gillen在其《当代越南的企业家主义与旅游发展》（Entrepr-eneurialism and Tourism in Contemporary Vietnam）一书中亦有深刻的分析。为了迎合旅游市场，涉及越南战争和美国战争的内容都被精心制作成为销售伤痛记忆的旅游产品。从仇恨、痛苦到同情、怜悯，这重塑了战争景观的地方意义。作为引擎，文化旧址和场所被规划设计成独特的旅游产品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文化经济迅速推动了城市社会的空间转型[28]。

然而，带有结构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把批判性旅游研究局限到资本积累逻辑和一系列的差异和关系上，特别是在“有权的游客-无权的居民”的二元对立上[25]。显然，这与Urry提出“旅游凝视”（tourism gaze）理论有关。旅游凝视强调了游客的权力，而地方居民则是被动者、迎合者和无权者。随着Foucault的权力观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中来，大大拓深了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础。Foucault认为，权力通过毛细血管般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无处不在。权力也不总是通过暴力强加在社会群体之上，也可以表现出抵抗、协商和交换等多种面向[29-30]。从实际来看，权力对于游客不再是唯一的，除了凝视他者外，自身也会成为被凝视的目标。游客前去参观的地方及其行为展演，可能本身就被置于一个被监督的“飞地”空间[31]。Chambers在女性主义旅游研究中也指出，第三世界的妇女在旅游发展中不是牺牲品，她们可以展演出对于霸权的反抗叙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发展中，妇女可以通过旅游场域成功地与传统的族长式权力系统进行协商。有的学者则解构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在传统上所形成的无权与缺乏能动性的负面形象，他们展示出赞兹巴里（Zanzibari）妇女在旅游业中的企业家主义精神去挑战宗教上和文化上的规范与实践[32]。总之，Foucault把传统的一维权力观拓展到网络形式、无主体性和非中心化，推动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结构性到能动性的旅游研究批判转向。

2.2 2005年以来的旅游研究“批判转向”：微观的文化政治分析

如果说Britton、Garnham和Torres等学者带有结构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分析是对早期国际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批判，那么Ateljevic、Tribe和Bramwell等学者强调能动性的文化政治分析则是对前者政治经济批判的批判。2005年，诸多学者共聚克罗地亚，即是对以往旅游研究的一次集体反思，寻找希望的学术（academy of hope）。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是对以结构主义分析和产业特征导向为主流的旅游研究的一次激进回应。正如它所宣称的，以往旅游研究忽略了（微观）权力（power）、话语（discourse）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问题[33]。那么，文化政治分析如何进行批判性旅游研究呢？Tribe针对澳大利亚Uluru国家公园景区案例，给出了精彩阐释[6]。他指出，对于旅游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如果仅从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角度来考虑，则优先关注商业发展，以提高运营利润为目的，景区管理只是一个涉及游客数量控制、健康安全、消费者满意度和服务供给等的技术问题。而如果从批判主义的角度，就会提出更加深刻的思考，例如：地方的意义如何被生产出来？景区的地名有何特殊意义？景区空间隐藏着怎样的矛盾冲突？围绕旅游地发展，不同的知识和话语所代表的權力有何不同？旅游发展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体现？当地社区如何基于本土知识来捍卫地方认同？等等。具体而言：

第一，对旅游知识的“无情”评价，对任何与旅游相关的知识及其所负载的价值和权力都要进行审慎的评估，以剥去其价值面具。当下太多的旅游知识没有经过充分质疑就被呈现出来，而这使得把困难问题简单化和发生误导。最为典型的是旅游目的地形象和旅游吸引物的建构。旅游地常常在主导话语体系下通过现代媒体被建构为与现代社会相反又充满异乡情调的地方，吸引游客前往“他者”的世界邂逅与消费。事实上，对那些迎合旅游者期盼的目的地特征加以渲染和扩大，而对那些违背旅游者期盼的目的地特征，则选择忽略或回避。又如，Jennie Small以澳大利亚最畅销的10本女性杂志封面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所竭力营造的女性完美的海滩身体形象及其所负载的社会价值。流行杂志图片将女性海滩身体当作性感的对象物来塑造，描述为“年轻的、苗条的、白人、黝黑皮肤、健康、性感”，从而满足白人男性的凝视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期待。这些视觉符号作为权力话语的载体，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形成社会规训机制，促使女性对身体进行适应性生产和展演，以迎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媒体所建构的女性身体形象被认为是歧视女性的男性至上主义（sexism），遭到了一部分女性的抗议，对所谓的标准海滩身体（beach body standard）进行抵抗[34]。

第二，强调研究者的价值，关注被研究者的世界观，揭示出他们的关系、感觉、信仰、观点和不平等模式。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具有反身性（self-reflexivity），能够跳出自我价值体系，能够批判性意识到自我性格、信仰和情感可能对研究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Nielsen针对土著旅游（indigenous tourism）发展的情况指出，长期以来，土著旅游的学术焦点忽略了对土著这个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经历了被忽略的（invisible）——可识别的（identified）——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研究阶段，但是相关研究成果仍然是用于非土著的政策制定，土著居民也没有直接从中获益。Nielsen认为批判转向对于土著旅游研究的意义在于，要认识到以西方白人为主的研究者对土著旅游发展的影响，并深刻反思：“我”如何影响到研究过程？“我”的研究对那些被研究者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的研究在实际上帮助到相关人群了吗？“我”的研究是否在有伦理地开展？最后呼吁开展本地驱动（indigenous-driven）的土著旅游研究，研究成果服务于自身需要，关注土著居民的生计，争取赋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35]。另一方面，关注边缘人群和失语人群，注重他们的本土知识、话语、价值、信仰以及他们对于旅游发展的不同理解和赋予的特殊意义。如Su针对丽江旅游研究发现，随着大量游客和移民涌入旅游地，对于地方社区的原住民来讲，他们的“家”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区位，既有为了经济效益的目的，也为了文化意义上的依恋和归宿。总之，家的建构中充满了地方政治。丽江古城原住民在应对旅游发展带来的高度流动性，他们采取多种空间策略维持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他们凭借自己的家的私人空间来表征地方传统和身份，以此抵抗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空间的急剧变化[36]。

第三，关注控制、权力和人们生活的解放。批判性旅游研究揭示权力关系、寻求解放、解决不平等和呼唤改变与行动。Cole以巴厘岛为例，探讨社会权力和生态因素如何混合起来发生作用，导致不公平的、不可持续的分配过程，从而引起社会冲突和环境问题。对于旅游劳动者亦是同样如此，旅游发展创造的很多工作是低薪的、去技能的和不安全的[37]。Gibson指出，旅游在构造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生计。在多米尼加，旅游发展促进当地居民边缘化，使得他们的价值贬低，甚至丧失工作技能。在缅甸，劳动者被强迫扎营在旅游项目工程里。在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和巴西，许多小孩在性旅游中从事非法交易。因此，要认清旅游这种“狡猾”（slippery）的经济特征，探索网络的复杂性和权力关系，抓住当前凸显的关于贫困、生计不稳定的迫切问题[2]。在新自由主义和增长优先的旅游发展语境下，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自然或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物的过程中，哪些人的权益被剥夺了，哪些人成为了承担发展成本的沉默的大多数[38]，最终寻求旅游空间正义。

第四，关注人们不同的文化观和不同语境下的知识、信仰和伦理观。批判性旅游研究想给出一种声音：知识是历史的、文化的和具体的。如Chen探讨旅游地地方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指出尽管政府和相关的旅游产业部门尽力把“天涯海角”和“南山”佛教文化景区的地方形象把控在特定的文化内涵上以便于旅游宣传促销，但是旅游地的地方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还可通过游客、导游等群体在旅游流动性下进行再生产。换言之，旅游地地方意义的生产是多元主体社会建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充斥着不同话语和权力关系[39]。又如，钱俊希等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西藏旅游过程中的“他者性”建构进行探讨，指出“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并在伦理层面进一步思考旅游当中的我者-他者关系[40]。

值得指出的是，“批判转向”是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向”的产物[8，41]，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强调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批判性旅游研究属于文化政治分析[8]。它促使旅游研究范式发生转变，关注霸权的旅游话语，审视旅游當中权力的社会与文化关系，这些都是结构主义的解释中所缺乏的。

2.3 对旅游的文化政治分析的再批判

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试图把旅游视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但是它的文化政治分析理论基础——后结构主义也在解构着唯物主义的结构主义，阻碍了它所宣称的解放理想。强调游客的主体性和旅游的文化实践忽略了对结构性权力的质疑，任何旨在解决文化上的不平等都需要处理好根源于不平等资源禀赋的分配公正问题[8]。在旅游的政治经济中，创造性破坏的逻辑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证实。如加纳利（Canary）群岛的旅游小企业是当地旅游投资者的主体部分，由于土地投资和便宜公寓被租赁给更大的欧洲旅游开发商，他们被捆绑在以投机为驱动的旅游发展模式当中。这给加纳利群岛的旅游产业重新调整和可持续旅游发展带来困境，衍生出解雇大量低薪旅游从业者，旅游小企业主在挣扎中生存的现状[42]。斯里兰卡的旅游发展，大量的滨海地区人口被迫转移，土地被挪用于建设奢侈豪华的度假区;在秘鲁，国家资产和旅游设施被私有化;在西班牙，已有的法律被颠覆破坏来加速私有化的旅游发展和住宅城市化进程。从新的趋势来看，甚至是新兴的旅游类型如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以及大型高端休闲和旅游综合体，也已成为投资者寻找机会再生产全球剩余资本的一项策略。但它比上述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都隐蔽，通过生产“自然”（nature）（如湖泊、森林、开放绿地、自然保护区和高尔夫球场）——这个对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象来增加土地价值和投机，从而获取利润[43]。出于旅游目的所消费的“自然”经常被描绘成田园诗般的和质朴的，它们处于一种近乎未受破坏的状态来等待着游客。然而，政治生态学者已经观察到，这些自然景观经常被彻底地改造和重新设计来适应游客对“自然”的期望。旅游和休闲的“自然”是Harvey所讲的空间修复的物质表达，通过在空间上固定投资，将其嵌入土地，为资本积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来实现资本的地理扩张[43]。特别是在周边农村地区，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带来了巨额利润，也迫使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离开，加剧了社会生态的不平等。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轮资本积累在重构旅游产业，这些都是旅游的文化政治分析无法解释的，更不用说改变世界[8]。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是危险的，如果它不关注在旅游当中市场、资本和国家的关系。这不是反对文化分析，也不是说对游客在消费、话语和表征方面的学术探索不重要，而是我们需要站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上来探讨，如旅游话语如何链接在不同尺度上的特殊制度复杂性之中，何种资源被动员起来，又是被谁来动员？只有把“文化、话语和表征，以及强调当地的、微观的抵抗策略”与更广阔的权力结构和资本积累力量联系起来，对于分析和批判“剥削、不平等，劳动阶层为捍卫其福祉而进行斗争”的问题才更有理论深度和洞察力，并帮助得到解决和答案[5，25]。最近，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发展开始把马克思、Foucault和Gramsci的思想做一个理论融合，这有望为旅游研究二元对立僵局，即一方面只关注市场和经济属性，另一方面全神贯注于文化和话语分析的解决提供思路。批判性旅游研究要同时敏感于现代社会的主体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扎根于权力物质形式的结构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和旅游发展的自由模式。只有这样，批判转向才能把“希望的学术”转变成在实质上“解放的运动”[8]。

3 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议题

3.1 研究视角

宏观的政治经济批判视角。将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旅游的资本主义经济属性和资本积累过程，把旅游视为城市更新、形象重塑、重启资本积累、强化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揭示新自由主义、城市企业家主义和增长导向下的城市发展背后的权力机制，即自上而下资本与权力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抵抗，延伸领域包括消费社会、文化经济产业。

微观的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将旅游看成是个体身份认同和阶级划分的手段，强调旅游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延伸领域包括旅游消费如何塑造身份认同，旅游活动如何生产地方意义，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的文化价值投射而产生的意义冲突和动态协商过程。

3.2 研究方法

批判性旅游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Bianchi指出，批判性旅游研究是对主流的以产业分析为核心、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旅游研究的一种批判，预兆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它试图带来新的旅游研究范式，包容多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差异[8]。批判性旅游研究社团于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The critical turn in tourism studies：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可谓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解答。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背景实际采取了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口述史（oral history）、自传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记忆工作（memory-work）、征集日记（solicited diary）等[32]。可见，批判性旅游研究没有固定唯一的质性研究方法，体现出批判理论的开放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实际操作中，不同学者可根据自身的实际背景开展研究，目的是通过理论上和概念上的评价来深刻分析、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多种主体性的世界观[5]。正如Tribe所说，批判性旅游研究关注的是解放性的结果，而不是方式[6]。

从批判性旅游研究的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政治分析的各自缺陷来看，可以得出的启示是：批判性旅游研究要做到结构性和能动性两个视角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结构性视角可以帮助理解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和权力的指向性;另一方面，能动性视角可以帮助认识社会个体的创造性和权力的离散性。例如，对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既要关注结构性的权力如地方政府和企业财团对地方小企业的制度安排和空间管治，也要探究地方小企业如何在既定的约束中争取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空间，两者在权力上的抵抗、冲突和协商如何产生了当下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和旅游景观。只有这样，当要改善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生存环境和居民福祉之时，才有可能提出彻底性的改革或改良方案。

3.3 研究议题

从发展脉络来看，“对旅游的文化政治分析的再批判”这一小节内容是学者在最新阶段对批判性旅游研究的批判性思考，同时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后续研究方向。Bianchi呼吁，在新时期批判性旅游研究要关注市场、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重归政治经济分析[8，25]。结合中国批判性旅游研究滞后于西方的情况，并且响应“批判性旅游研究要做到结构性和能动性两个视角辩证统一”的号召，本文认为以下研究议题值得关注：

第一，理解旅游发展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象，当中政府权力的运行逻辑和制度安排。旅游是高度亢奋的全球化活动，在许多方面，它体现出“新自由主义市场文明”的物质过程和价值观。但是，政府权力没有从强调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浪潮中撤退，相反，它更致力于创造有利的商业投资环境，重组了权力体系。Hazbun就指出，旅游发展与旅游流动在国家政府融入全球化的市场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扩大了对经济社会控制的能力[44]。只有深入解剖政府推行旅游发展的权力逻辑和治理过程，解析政府在塑造旅游业中特定积累体制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厘清不同尺度下政府与非政府社会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对旅游发展政策制定的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由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

第二，理解旅游作为资本积累途径的多样化形式，在旅游生产系统和旅游消费系统的表现。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大众消费的普遍方式，但大众旅游越来越被房地产集团、金融公司和通讯企业巨头等联合控制，航空公司、酒店和互联网在巩固他们的权力位置。众多的旅游从业者，诸如空乘、酒店清洁工、客房服务员、导游、管家等劳动阶级，他们的身体被什么是好的服务标准所规训，被游客凝视，被性别化建构[2]。总之，被商品化的身体成为最小的资本积累尺度[2]。批判性旅游研究要关注旅游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被压抑、逃避、协商的情景以及生计不稳定的困境，致力于改善乃至挑战行业的工作状态。旅游业嵌入城市发展的增长逻辑，旅游休闲空间成为了重要的资本积累场所。在资本的跷跷板运动下，批判性旅游研究要警惕旅游发展的标准化和商品化对地方性的消解、对旅游景观的生产性破坏，关注本地居民的响应，游客的体验和旅游地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日益受到金融驱动的背景下，高端的休闲和旅游开发为什么会引发对自然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ature），又是如何进行生产，带来何种影响。

第三，關注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地方原住民、女性和少数族群等，理解他们的地方知识、话语、价值、信仰以及他们对于旅游发展的不同理解和赋予的特殊意义，避免旅游知识的生产因局限的视角而出现偏差，例如，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白种人的、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和身心健康的[32]。已有学者指出，在地方转型的政治研究中，部分群体的边缘化成为一种故意性的策略[45]。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与旅游研究是更广泛的政治转型计划的核心[32]。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议程是要保护他们的地方认同，使之有能力从旅游业中为获得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而做出斗争;女性要具有同等重要的主体地位参与旅游发展[19]。

4 批判性旅游研究对批判理论的响应及其知识溢出的可能性

从批判理论的代际传承来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学者主张经济中心论，关注资本积累逻辑和揭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实。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第二代批判学者认为经济已不如过去重要，而文化却变得越来越重要，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因此把批判的议题集中在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层面[44]。在批判性旅游研究领域，早期以Britton、Garnham和Torres等学者为主的旅游政治经济分析，以及后期以Ateljevic、Tribe和Bramwell等学者为主的旅游文化政治分析，其实是分别对批判理论不同阶段的响应。但是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践成果也常常遭到外界批评，究其原因，一是过度注重哲学与理论探讨，缺乏用事实资料和经验研究加以验证;二是远离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旨趣，光是批判是不够的，它必须提出问题的补救办法或解决之道;三是忽略了对劳动阶级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形态的分析，而这个是批判理论最重要的议题[46]。为此，旅游研究可以发挥其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学科价值，通过开展扎实的案例研究，揭示旅游发展场域的不公平、不公正与不平衡，其最终目的是鼓励社会改变，使民众在压迫中解放，在旅游政策和实践中提升人的尊严、权力和公平正义。正如Bianchi所言，批判转向是一项政治工程，展现的不仅仅是本体论和“知道（knowing）”的方式，更是一种“成为（being）”的过程，追求平等公正、反对压迫，是关于“希望”的学术[8]。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发现、确认和检验潜在假设的过程，从而确保正确性和明智的决策。目前，社区参与旅游[47-48]、社区增权[49]、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50]、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51]和包容性旅游（inclusive tourism）[52]等一批具有学术洞见和鼓励进步改变的学术成果已经有力回应了旅游发展过程当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基于长期观察跟踪式研究的“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循环过程，深深地叩响了通往“旅游乌托邦”之门[53]。批判性旅游研究要有对传统的、所有声称绝对真理的深刻怀疑精神，不仅仅关注事物发展的状态，也关注事物可能、应该成为何种状态，指导创造更好的旅游生产与消费关系，从而回归到旅游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的永恒主题。

5 结语

批判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型，旅游发展嵌入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系统中，相应地，旅游研究也应主动适应批判转向的研究范式，积极参与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主题中去，并争取知识溢出。文章概述了社会科学中的批判理论，在梳理批判性旅游研究的逻辑、脉络和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了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议题，并探讨批判性旅游研究对批判理论的响应以及知识溢出的可能性，旨在推动国内旅游研究范式转型和旅游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