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换挡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产业的高深演化

金准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5.001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的阶段，年增长率从8%左右逐步调换到6%左右，这一变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1960年以来，全球100多个追赶经济体中，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迈过高收入经济门槛，而这些国家普遍经历了增速换挡期。中国在2008年前后越过刘易斯拐点，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接近底部，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①。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换挡期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平均为14年，在这一时期，旅游业一般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在这其中，要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产业的深化作用。

一、经济换挡期是旅游产业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的深化期

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成功迈过高收入经济门槛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换挡期是旅游产业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产业中逐步深化的关键时期，以日本在这一阶段（1974-1991年）的发展经验为例，这一时期具有明显的“三期合一”的特征。

第一，是旅游产业的稳速增效期，旅游消费质量指标大幅提升。日本在这一阶段的旅游业绝对增长速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档而换档，其总体增长速度基本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国内过夜游人次年均增长率从高速增长期的6.9%调整到4.9%，入境游人次从11.7%调整到9.8%，基本稳定在上一时期的增长挡位上。而从反映产业效率的国内过夜游的人均消费指标看，从1.66万日元攀升到3.94万日元，增长了2.34倍，旅游总消费上涨了5.89倍，旅游人次小幅下降的同时，旅游总消费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经济的换挡期是旅游业的稳速增效期。

第二，是旅游消费的必要化期，非物质化消费深入发展。1963-1973年，包含旅游的文化与休闲消费已经成为日本家庭的第三大消费，仅次于食物、被服与衣服两项生存型消费，占比8.5%;1974年-1991年，文化与休闲消费超过了被服与衣服的消费，在家庭消费中位列第二，占比接近10%，成为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消费。总体而言，从高速增长期到换挡期，是非物质化的消费日趋刚性的时期，并且，文化与休闲消费本身的非物质化性也在大幅提升。

第三，是旅游业的创新集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对供给侧产生活化作用。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和经济发展重点的调整，旅游业的地位随之凸显，清理旅游业的发展障碍，放松市场机制，改革旅游业的运行机制因而成为发展的重点，市场也因之回以大量的创新，1974-1991年，是日本旅游业的改革突破期和创新集聚期，日本在这一时期出台了《关于为确保中小企业开展事业活动的机会、对大企业的事业活动进行调整之法》《90年代旅游振兴行动计划》《海外旅游倍增计划》和《旅游交流扩大计划》等法律和规划，松开了管制之手。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的利用得到深化，大大活化了旅游业的供给侧，成为日本旅游产业转型的重要推手。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次提到“文化立国”，提出日本已经从“经济中心的时代过渡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1975年，日本深感运行2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已难以适应中速发展期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大幅修改，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1979年日本开启“一村一品”运动，紧接着1991-1992年，日本制定了《关于灵活运用地方传统艺术和技能等开展活动以振兴旅游和特定地区工商业之法律》。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日本迪士尼乐园开始兴建，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美国迪士尼总部不参与运营的度假区，日本经营方将外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本土经营文化深入结合，成为全球主题公园本土创新的范本，这充分体现了日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结合的能力。

二、中国旅游业的增长红利面临历史性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化利用将助力其转变增长方式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总体上看，中国旅游业高速增长的特点仍在延续，但新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产生，中国旅游业面临增长要素的历史性转换，前一阶段支撑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要素正在相继发生变化，亟待转换增长方式，而这有赖于非物质文化在旅游业的深度利用。

第一，宏观增长红利消散，有赖于寻找新的增长动能。长期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增长依托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的红利，进入换挡期，政府主导产业的能力、居民收入增长支撑旅游需求的能力、产业综合风控的能力都有下滑的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旅游业亟待寻找新的增长动能，这种动能必须是市场性的，能降低旅游业对政策驱动的单极依赖;是深度型的，更多地依托消费升级而非市场规模的增长;是内源型的，能带来乘数性的增长，基于文化，通过对非物质文化的深度挖掘带来的效率增长是重要的增长来源。

第二，土地和资源、人力成本快速上升，需要建立知识密集型的旅游经济。快速增长期，中国旅游业享受了低成本地获取和使用土地、资源、劳动力的红利，这一情况已发生改变，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格依然处于低位，开发潜力巨大，对其進行深度开发，有助于建立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的新型旅游业，对冲传统要素价格的上升。

第三，投资性质发生转变，旅游投资有待“软转型”。随着中速时代金融环境的变化，高投资、高标杆、低收益的旅游投资将大为减少，旅游投资将进入实质和理性增长时代，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活化利用，将推动旅游投资由硬而软，由浅而深，由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

从转变旅游业的增长方式的角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利用，将带来旅游业的几个重要变化：第一，以规模增长为主，转向效率提升;第二，从硬资源投入为主，转向软资源深挖;第三，以劳动力依赖为主，转向知识依托;第四，以物质资源的直接转化为主，转为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三、依托改革和创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化利用

我国旅游业一直具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传统，但这种结合，与高速期的旅游业发展模式紧密捆绑在一起，其发展依赖宏观增长红利，依赖政策主导，依赖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依赖大投资的持续导入，导致市场发育不完全，良性的增长格局和收益格局迟迟没有形成，要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利用，突破高速期的旅游业发展模式，推进新的增长模式的形成，需要实现多层次的结构性破题，其核心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改革，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效率。这必须要求产业的增长转向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模式。据宋瑞的测算①，2006-2015年，我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5.6%，但其中，创新积累深度严重不足，对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方面，面临浅层次（以直接转化为主，文化深化程度和科技结合程度都比较低，复合性、体验性和延伸性都较差），高负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一方面享受很低的直接使用成本，另一方面在其转化过程中又面临着资源、用地、能源、融资等多方面的高成本问题，保护和开发都难以维系），非充分（政府主导型战略一方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的广泛利用，另一方面也在产生低效率的问题），低替代（业态升级缓慢，产品替代频次低）等多方面问题，亟待改革破题。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业利用，应该重视三个“注重”，即注重改革对于生产力的松绑，注重市场对综合创新力的激活，注重知识与科技对产业的结构性进化。

第二，围绕市场，推进旅游文化消费的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已经成為中国旅游消费的重要形态，但消费的深化仍然不足，文化附加值依然较低。旅游文化消费的深化，核心是如何建立适应需求的供给。当前，旅游需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在走向新的人口世代的主导，走向消费者更具主权的社会，走向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市场需求，面向趋势性的升级和结构性的降级并存的局面，快速增长期相对刚性的供给体系，难以应对新的市场变化，供给要适应弹性化、柔性化、快速化的变革需求。

第三，拓展发展边界，建立前沿拓展型的创新模式。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以从旅游先发展国家习得的跟随式模仿居多，随着中国旅游业逐渐步入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前沿，可借鉴的他国发展经验越来越少，下一步要自主开拓新的前沿，需要商业模式、创新模式和人才模式的大转换。

总之，经济换挡期对旅游业的定位，应该是从高速环境中的规模产业，转变为中速环境中的高深产业，这体现在“6个高”和“4个深”上：第一是经济效益高;第二是效率高;第三是附加值高;第四是正外部性高;第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程度高;第六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上游;第七是深入，深入支撑经济;第八是深透，通过改革全面盘活要素、激活生产力;第九是深度，深度与生态契合，深度与文化融合，深度与科技结合;第十是深刻，深刻影响社会民生外交文化。而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通过在旅游业的深度转化和利用，推动中国旅游业新的增长方式的形成，推动产业向高深转化，是下一阶段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一面，其改革和创新，特别值得我们的重视。